“我愿一死以酬知己”——罗荣桓元帅与上将肖华

Posted 2023-01-03 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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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一死以酬知己”——罗荣桓元帅与上将肖华

来源：中国青年网

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有这样两位人物：红军时期，他们共同战斗在红四军、红一军团、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政治宣传部门的精英；抗战时期，他们共同战斗在八路军第115师，相继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一起率部坚持山东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东北共同亲历了我军从东北人民自治军发展到第四野战军的全过程，为东北、华北的解放作出贡献；开国伊始，他们一起组建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干部部，都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是执政条件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的奠基者！

期间，这两位革命轨迹相似的人建立了30多年的革命友谊，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长兄对幼弟的砥砺相携。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镌刻在红色军史上——元帅罗荣桓、上将肖华！

一、“我们两个都是从学生成长为红军战士的，向工农战士学习特别重要啊！”

1930年3月，由于肖华文化程度高，宣传鼓动水平高，毛泽东决定把他调入红四军军委工作，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在红四军军部，他见到了军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林彪这时还不到23岁，可他为人沉默寡言且已经声名鹊起，肖华自然不敢接近。看着虎头虎脑、不脱稚气的肖华，罗荣桓主动伸出了援手。中央军委批准编写的《罗荣桓传》，对于两人的交往有过生动的描述：

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地教他怎样开展工作。罗荣桓首先引导肖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罗荣桓要求肖华立即着手建立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和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点……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一次闲谈中，罗荣桓推了推厚重的眼镜，意味深长地对肖华说：“我们两个都是从学生成长为红军战士的，向工农战士学习特别重要啊！”

“对我来说，尤其重要！我要把它作为座右铭！”肖华郑重地说。

为了让肖华深入了解部队、“向工农战士学习”，罗荣桓还让他到战斗部队工作。1930年10月，肖华被任命为红四军特务营第3连政治委员（后统称指导员）。当年底，3连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投入龙冈战斗、东韶战斗。战斗中，肖华奋不顾身，和出身工农的战士们一样，一个劲地往前冲，战士们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1931年4月，肖华被提升为红四军特务营政治委员（后统称教导员），一个月后便带领部队参加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主攻方向的战斗。1932年1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考验，肖华被提升为红十师第30团政治委员。这时，他刚刚16岁出头！回顾不到两年的成长经历，肖华说：罗荣桓提倡的“向工农战士学习”，是我进步的阶梯。

二、肖华发起“三不吃”运动，没有想到“火”烧到罗荣桓身上了

1932年3月12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得到重用，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为加强政治部青年工作，罗荣桓第一时间想到了肖华。4月，肖华又回到罗荣桓身边，担任政治部下辖青年部部长，主要负责共青团工作。

红军中历来强调官兵一致，这是维护红军团结的基础工作。肖华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心从这个问题上着手，发起“三不吃”运动，没有想到“火”烧到罗荣桓身上。关于这段轶事，《罗荣桓传》有记载：

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笔者注：罗荣桓当过红四军政治委员，当时官兵喊习惯了）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

一香烟桶子辣椒交上来了，肖华感动地说：湖南人吃饭离不开辣椒，罗主任主动要求勤务员交出辣椒，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肯定。

三、一段美满姻缘就这样定下来了

1937年8月，红军在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罗荣桓、肖华分别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副主任。

就在三原，刚过21岁的肖华认识并悄悄地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王新兰。作为红军中才华横溢的青年将领，肖华的口才是出了名的，但这次竟然不敢对姑娘表白。这时，王新兰要调往延安工作，这一走就将是劳燕分飞，天南地北，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当时的中国，婚姻大事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是革命者，对于这一套也不能全然忽略。可是，肖华这时身边无一长辈，他自然而然想到了年长近14岁的罗荣桓，便去向罗荣桓求援。罗荣桓最乐于成人之美，便把王新兰叫了去，先问她哪里人，多大年纪，会不会写字，然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这里有个肖华，他喜欢你，你喜欢他吗？”王新兰羞涩地点点头。罗荣桓便高兴地说：“好，这件事就算定了。”然后，他亲自将总务处长梁必业找来，交待说：“梁处长，我这里来了个小客人，中午炒个辣子鸡。”一段美满姻缘就这样定下来了！

四、罗荣桓、黎玉、肖华成为山东党政军的“三驾马车”，上传下达电报署名均为“罗黎肖”

1941年8月，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党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7人为委员，以罗荣桓为书记。从此，肖华成为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任命肖华为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年仅27岁的肖华，已经是山东我军屈指可数的人数之一。同年9月间，罗荣桓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委员有黎玉、肖华（1944年下半年，又增加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秘书长）。自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罗荣桓、黎玉、肖华等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此后，罗荣桓、黎玉、肖华成为山东党政军的“三驾马车”，上传下达电报署名均为“罗黎肖”。

在黎玉、肖华等人支持下，罗荣桓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他创造性地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最终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1944年9月27日，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山东的成绩，是罗荣桓、肖华等共同努力的结果。

五、“你放心好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保证把她带好。”

1945年9月11日，沉浸在战胜日寇喜悦中的罗荣桓收到一份党中央急电，大意是：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的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罗荣桓立即发电给正在济南前线指挥反攻作战的肖华，要他火速赶回军区接受任务。肖华日夜兼程赶到军区，跳下马，走进罗荣桓的住处。

罗荣桓同肖华紧紧握手，郑重地说：“中央指派你立即去东北。你先仔细看一看这份电报。”

看完电报，肖华深感责任重大。

“我什么时候出发？”

“立刻出发去胶东，从海路去东北。调去东北的4个师部队，由我来安排。”

即将离开老首长，肖华说：“就要分别了，关于到东北后的工作，请您作些指示。”

“谈点个人意见吧！”罗荣桓一边思索一边说：“中央决心很大，要我们先机进入东北。那里背靠苏联，可以作为大后方，有了东北，中国革命胜利会更快地到来。你带队到东北去，要在东北局领导下，先把农村和中小城市控制起来，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你们到那里，人地两生，情况复杂，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困难一定不会少的，思想上要准备长期斗争，甚至要准备打游击。上岸后要很快与东北局彭真等同志取得联系，服从东北局的领导和指挥，有情况要及时报告。另外，要和所有进入东北的兄弟部队搞好团结。”

说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了一下，然后关切地说：“过海要注意防备美国军舰干涉。要改穿便衣，晚上偷渡。沿途的岛子要控制起来，设立兵站。另外，为了便于你们同中央和山东联络，要带去一部电台，就由王新兰同志去当台长。”

提到妻子王新兰，肖华想到了他们的女儿肖雨。她刚满周岁，还离不开妈妈的照顾。带上她走，又是个累赘，怎么办呢？

“至于你们那个肖雨嘛”，罗荣桓成竹在胸地说：“我和月琴已经商量好了，就暂且留给我们吧。你放心好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保证把她带好。”

肖华十分感激，可是老首长有病在身，要林大姐照顾，还有一对儿女，也需要她照看，她已经够累够苦了，现在又加一个小雨，负担太重了，肖华心里很不安。

罗荣桓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下决心把她留给我们吧，不要多想了……你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右一）、空军政委肖华（左一）与罗荣桓在颐和园合影

肖华的眼睛湿润了。

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罗荣桓、林月琴特地准备了饭菜，为肖华、王新兰饯行。罗荣桓风趣地说：“你们下一步可要过艰苦生活了，今天特别为你们炖了一只鸡，好好吃一顿！”

肖华受命后马不停蹄，率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及部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半岛，于10月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立即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送走肖华，罗荣桓也有点依依不舍，以为这一别不知几时能相见。10月24日，他接到党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他笑了，对妻子说：“我和肖华有缘啊！”当天，他便踏上了征途。

11月上旬，罗荣桓在貔子窝（今辽宁新金县皮口）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随后乘汽车到普兰店下榻于一座日本式小屋里。这时，肖华已经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驻在安东（今丹东）。他得知罗荣桓登陆后，就派专人来迎接。罗荣桓对来人说：“你对肖司令员说，我带了点礼物给他。”看到女儿肖雨，肖华眼角湿湿的，耳边响起了罗荣桓的声音：“你放心好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保证把她带好。”

六、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总政治部，罗荣桓说：“具体工作是由肖华、傅钟等同志搞的！”

1950年4月，罗荣桓受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1950年6月，在他的强烈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肖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一到任，就协助罗荣桓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

在领导总政治部工作的同时，罗荣桓兼任了“掌握、训练、审核干部”的总干部管理部（简称总干部部）部长，因此工作更显繁重了。

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便累倒了，毛泽东批示罗荣桓“宜少开会”，于是罗荣桓大胆放手，让肖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请赖传珠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但是，肖华、赖传珠等非常尊重罗荣桓，凡遇重要的电报、文件，都送请罗荣桓审阅批示。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彭德怀的报告和聂荣臻、肖华所作的副报告。肖华的副报告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这是由罗荣桓主持讨论定稿的。因为罗荣桓当时病重，就由肖华代作报告，报告振聋发聩地指出：“我军越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前进，装备加强了，兵种复杂了，分工精细了，技术提高了，就越要加强党委的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会后，许多政治工作干部大喊肖华讲得“过瘾”，肖华说：“这是罗话肖讲！”

总政治部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罗荣桓既谦虚又实在地说：“具体工作是由肖华、傅钟等同志搞的！”

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罗荣桓、肖华分别被授予元帅、上将军衔，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代表人物。

七、面对迫害，肖华掷地有声：“罗帅是我的良师、知己！我愿一死以酬知己！”

1960年11月，罗荣桓指示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治部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不快，他认为罗荣桓越过自己擅自向党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与世长辞，肖华痛哭流涕，悲伤难抑。毛泽东纪念罗荣桓的一首七律，也常常引起肖华的共鸣：“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由于对罗荣桓之逝非常哀痛，毛泽东一直没有指定由谁接任总政治部主任。直到1964年9月，他才任命肖华接任，并深情地说：“你最了解罗帅！你接班，他最放心！”

林彪心里恼火，却作声不得，他在等待机会。1967年7月25日，他对他操纵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肖华终于身陷囹圄，长达7年半。期间，有战友好心劝他：“林彪把对罗帅的闷气，撒到你和总政治部身上了！林彪也算你的老首长了，你只要顺着他一点，也许就能躲过一劫！”可是，他不假思索、掷地有声地说：“罗帅是我的良师、知己！我愿一死以酬知己！”

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不久，党中央任命肖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这时，肖华虽然老骥伏枥，仍然壮心不已。

1985年8月12日上午8时15分，一代名将肖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肖华同志生平》中，党中央评价了他的一生：“他既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能文能武，军政兼优。他多次肩负党的重托，承担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面对如斯评价，肖华的夫人王新兰说：“他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成长的每一步都有罗帅关切的身影！”

山东(7)罗荣桓(3)总政治部(1)

历史秘闻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毛泽东给罗荣桓授衔授勋。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按当时中央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还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朱德、彭德怀，因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10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二野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3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3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则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大将的评选，也同样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职务因素: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四野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二野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是四野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军中他年事最高，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影响因素。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将中名列榜首，或许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正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与萧克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毛泽东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彭德怀也在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钟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