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再次挖掘弥补了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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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再次挖掘弥补了历史遗憾
“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 在发掘工作开始前,裴文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1966年3月15日,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参加发掘的有顾玉珉、柴凤歧等,还有越南留学生杜文宁)。这是自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发掘时,首度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又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
周口店遗址出土过4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此前发现的猿人化石无法确定是人还是猿,而来自北京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存在。这是北京考古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化石失踪。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赴日寻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便重新开始。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
苦寻20年而未得,裴文中先生为之祈愿。
1966年5月4日,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头骨化石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男性北京猿人,经过与此前出土断片拼合,成为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标本。
是北京猿人还是北平猿人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最早发现于1929年底,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为何仍称为北京猿人,而非北平猿人?
在《燕京大学》校刊(1930年第2卷,第23期)上,刊载了裴文中先生的演讲词,称:“1927年拜伦博士在周口店工作了6月之久,又发现了一个牙,卜拉克博士根据此牙,给这种动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人’,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改的,不能因北京之改为北平而随之改为‘北平人’的。”
笔录者李德荣可能不是相关学者,舛错甚多。
首先,文中的“拜伦博士”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步林,而“卜拉克博士”今通译为步达生,是英籍加拿大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为收集、整理北京猿人的发掘成果,他拒绝医生劝告,继续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于1934年3月1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室中去世。
其次,步达生将北京猿人定名为“中国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北京人”并非严谨说法,未被学界认可,今通称北京直立人。
1936年11月,贾兰坡先生主持周口店发掘(此时裴文中先生已赴法),又发现了3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他回忆说:“英国一家‘剪报公司’给我来信说,各国的报刊载你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不会要。”可见影响巨大。
“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
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
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在17至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
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
据学者朱之勇先生钩沉,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意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
成绩最坏的学生成了大师
1927年,裴文中先生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却未考上。不得不去中学教地理,每周仅3节课,入不敷出。他后来回忆道:“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
为谋生计,只好求昔日老师翁文灏帮忙,翁文灏推荐他去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对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杨钟键说:“我给你一位成绩最坏的学生。”
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杨钟键记道:“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到1929年12月,因天气寒冷,发掘成绩差,裴文中先生已收到停工令,他又坚持了两天。正是这两天,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上大学时,裴文中先生曾写小说《戎马声中》,该小说得到鲁迅赞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只因生计所迫,才成了“文坛中留不住的人”。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骨化石中,一女性有额中缝,在类人猿中极罕见,而现代人均有;下颌圆枕,黄种人中多见;上门齿冠是杓形的,即内面凹陷,是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
魏敦瑞的结论是:北京猿人是黄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祖先。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当时发现的时间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20万至70万年间(近年有学者表示,上线距今77万年),远早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华文明西来说”逆转为“世界文明东源说”。出现了“当中国人开始创造文明时,欧洲人还在树上”等说法。
北京猿人生活“极其贫乏”
随着基因技术的介入,历史解释再度发生逆转。研究显示,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并无关联,人类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亲,即非洲的露西,又称线粒体夏娃。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人类在20万年到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6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替代世界各地原有的古老人群。在他们到来前,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东亚曾进入末次冰河期,导致北京猿人灭绝。
从周口店遗址中,只能找到很少一点证据。据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维度靠南4度多,应相对温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积层厚达40多米,历时达30多万年,其间山洞多次被硕鬣狗占据,还遭遇两次大水,不同阶段的气温不同。
贾兰坡先生曾说:下层堆积中,喜冷的物种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渐缩小,至顶部又有略增趋势,大致处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广大水域,因发现了水獭、河狸等遗骸,此外山下应有广阔草原,因马的遗迹最多。
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种动物的残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动物……发现最多的有两种田鼠、两种仓鼠和林姬鼠,啮齿目和食虫目动物共发现有36种”,在贾兰坡先生看来,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贫乏”。
为反驳“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学者吴新智院士曾指出,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与北京猿人一致。但他的学生刘武到非洲考察时,发现30%的东非人头骨上也有这3个特征。
再次挖掘,弥补了历史遗憾
随着遗传学发展,基因研究已能将误差水平控制在正负50年内。比如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出土文物差别巨大,但基因研究发现,彼此存血缘关系。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基因研究目前“精度不够”,可能“生产糟糕的历史”。
在基因研究未被彻底认同前,传统方法仍有价值。
1966年挖掘的价值在于,再度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弥补了历史遗憾。此外,新出土的化石“代表迄今所知的北京猿人头骨中带有进步性形态特征最多的个体”,“具有明显的左右侧不对称现象……为进一步探讨人类体质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意义的课题”。
有趣的是,北京猿人下肢骨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比大脑进步得多(北京猿人平均脑容量为1088毫升,仅相当于现代人的77.7%)。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学者谢三思提出,人类体质的进化是“镶嵌进化”,不同部位根据实际需要独自发展,北京猿人初期腿部承担任务较重,所以优先进化,大脑进化则是后来的事。
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10万多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是世界上材料最系统、最丰富的直立人遗址。作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有科普价值。
贾兰坡先生曾建议,应增加体验内容,让游客深入了解北京猿人的生活。他说:“我很早就有个想法,在我们从前工作站方圆3平方公里的地区内,修盖一所四合院式房屋,或在院外适合的地方叫观众亲手做‘北京人’烤肉吃。”这番心愿,只当趣谈。
北京猿人(1)周口店(1)化石(1)揭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是被何人盗走?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可是还没等科学家仔细研究头盖骨的时间以及当时人类的大脑特征时,“北京人”头盖骨却离奇失踪了。究竟是谁盗走了这文明的象征,它现在又流落何处呢?
“北京人”是指生活在距今70~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北京人”化石的发现确证了直立人的存在,使人类进化的序列得以基本确立,也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些化石被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科学家认为协和医院也不安全了,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存,包括:北京人的5个头盖骨以及头骨碎片15块,下颂骨14块,锁骨、大腿骨、上臂骨、牙齿等147块化石。这些珍贵文物被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往美国。但不久,有消息传出,这批令世界瞩目的极为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却神秘地失踪了,“北京人”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种猜测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收了这批特殊的行李。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第二种猜测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第三种猜测
流落到民间。1970年,纽约有一位妇女给当时正潜心寻找北京人化石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打来电话,声称她丈夫生前曾保存过北京人化石,哈佛大学教授豪厄尔斯看了她提供的照片,认定它们正是失踪的北京人化石。正当人们看到希望的时候,这位妇女又神秘消失了。“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工作不得不戛然而止。直到1991年,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布朗突然收到当年因“北京人”化石丢失而身陷囹圄的弗利博士的来信,说自己有一些“北京人”化石的线索,但遗憾的是,1992年,弗利博士还没有见到化石就去世了。
第四种猜测
“北京人”化石根本就未出北京城。它被埋在美国驻京公使馆的后院里。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口担任过守卫之职的卫兵回忆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和一名与美国使馆相通的便门的卫兵,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他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化石”。这一推测的真伪难以证实,因为当年埋宝的地方,现在造有建筑物,因而无法挖掘。
“北京人”头盖骨代表着一段文明,对人类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也正是因为其十分珍贵,才被别人盗走。但是“北京人”头盖骨究竟被何人盗走,是不是日本人所为,这还需要我们继续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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