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武林街道重开夏同善家园，揭开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

Posted 2023-01-03 街道

篇首语：山涧的泉水经过一路曲折，才唱出一支美妙的歌。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杭州武林街道重开夏同善家园，揭开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杭州武林街道重开夏同善家园，揭开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

2、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艰难昭雪

杭州武林街道重开夏同善家园，揭开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

寻常百姓家可栖新燕，乌衣巷里走出了一位清官。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杭州人再熟悉不过了，帮他们沉冤昭雪的大官，名叫夏同善。夏同善是杭州人，出生在如今的武林街道中北社区。

根据《夏侍郎年谱》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夏同善只有8岁，住在中北社区的法轮寺前。咸丰六年（1856年），夏同善26岁，考上进士到北京做官，而他的家一直在杭州保留着。

近期，武林街道重开夏同善家园。今天（11月21日）上午，以夏同善少年生涯作主线、弘扬武林街道廉政文化的“同善园”在中北社区开园。

开园仪式上，下城区武林街道中北社区与西湖区转塘街道大清社区签订“同善廉政文化”共建协议书，构建了清廉友善的纽带。同时，西湖区转塘街道夏同善纪念馆还向中北社区同善园赠送了夏同善作品。下城区党风廉政建设宣讲团成员邵佳现场还进行了宣讲。

“我们举行同善园开园仪式，就是坚守廉洁文化，紧跟时代步伐，是不忘初心廉洁前行再出发，让大家了解廉洁文化，爱上廉洁文化，传播廉洁文化，让同善园成为廉洁文化的打卡点，让‘弘廉政清风，扬文化正气’成为武林新风景、社会新时尚。”武林街道党工委书记唐国宏表示，“武林街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廉洁文化源远流长，街道留存有陆游纪念馆、马寅初纪念馆、沙孟海故居、张同泰、孝女亭等廉政景点，这些崇廉尚洁的优秀传统润物无声地融入武林人的血脉，形成新的廉洁基因，薪薪相传，传承发扬。武林廉政文化景点这么多，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通讯员 | 苏琪骅武林街道供图

( 作者:记者凌姝文编辑:李师礼 )

文化(14)街道(2)社区(1)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艰难昭雪

慈禧10道御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艰难昭雪

　　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曾发生四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沦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和“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史称清末“四大奇案”。与黑暗由于案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惊动慈禧太后，御旨１０道，艰难昭雪的真实史实就是如此。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１８５６年，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１８６３年携毕生姑再嫁本县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闲聊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风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也是余杭县人。曾参加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军队，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工。毕生姑１７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１８４０年，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１８７２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私奸，几次在夜晚从豆腐店回家，在门外和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奸情。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１８７３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发现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他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这年农历８月２４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将头发剪去，扬言要出家为尼。喻王氏和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跟她们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此后，葛品连生病，且病势加重。他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由豆腐店回家的葛品连，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不停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未料，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时，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葛品连身体虚胖，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的沈喻氏在他人挑拨下，盘问葛毕氏丈夫死因，葛毕氏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代写呈词，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但未涉及任何人和其何因死亡。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较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一般情况下，如果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黏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串通杨乃武毒杀亲夫，现在又经验尸，更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无奈招供：与杨乃武有“恋奸情热”，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方承认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仅说“死因不明”，葛毕氏的供词显然与之不符，但刘锡彤还是深信小白菜毒死丈夫，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其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证人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押往杭州府，他对案卷作了篡改，将沈喻氏呈词的“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听了案卷后，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容他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奸情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霜一包。”陈鲁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是叫“钱宝生”。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来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等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陈鲁接到钱坦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滓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浚，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也没留意调查者和被查者居然共同写“密访”结论，于是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浚复查此案。杨乃武在“供辩”中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浚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平反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浚。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由其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步军统领衙门又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浚司亲提严讯。”杨昌浚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一是取得慈禧信任，二是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自己可以开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１８７５年）二月十二日才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浚。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澜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胡瑞澜与杨昌浚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澜虽知道杨乃武冤枉，却不能让他申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原来，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胡瑞澜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皆否认此事；二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胡瑞澜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澜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澜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胡瑞澜抓住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他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其实这也是替杨昌浚打击报复。

　　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葛毕氏乳头也被人用铜丝穿入，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其实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老奸巨滑的胡瑞澜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中作联自挽：“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澜）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和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和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翁同和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和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浚、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浚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浚，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和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和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和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 “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和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１８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浚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８个人的供词。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１８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浚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３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浚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当然，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腐败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在这样的社会，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浙江巡抚杨昌浚和胡瑞澜、刘锡彤、陈鲁、郑锡滓以下三十多名官员遭撤职查办，其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沈祥“杖八十，徒二年”；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杖八十”；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但这件冤狱，如果不是慈禧太后先后下１０道御旨，恐怕是难以得到平反。就是在慈禧太后的如此干预下，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即使没有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依然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居住同院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１９１４年９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７４岁。

　　葛毕氏回到余杭，孑然一身，万念俱灰，在余杭县城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中没有香火，以养鸡、猪谋衣食，了此残生。她死于１９３０年，亦享年７４岁，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资料源于《晚清四大奇案》《慈禧太后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