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50年杜鲁门不认蒋介石，协助李宗仁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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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50年杜鲁门不认蒋介石，协助李宗仁夺权？
蒋介石兵败大陆，企图在台湾继续经营蒋家王朝，而李宗仁却在美国手握“国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继续和蒋介石唱对台戏。为此，蒋介石为保住台湾这一立足之地，彻底整垮老对手，就公开和李宗仁展开了夺权和护法的斗争。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之初，惊恐不定，心情极为恶劣。共产党的追打，美国的袖手旁观，李宗仁的顽固对抗，使蒋介石忧虑重重，如履薄冰。那么，要重整山河，第一步就是向李宗仁开火，坚决夺回“总统”的名分。
而李宗仁携妻到美后很快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被诊断为患十二指肠炎后施行手术，术后康复很快。出国行前，李宗仁曾致阎锡山一电声明他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把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由电可知，他并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欲复职，对他步步紧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劝他引退，李宗仁真是体味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反而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语多指责。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此电一发，台北舆论大哗。2月4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刮起抨击李宗仁的“台风”，要求蒋“总裁”复出，“绾领国事，统率三军”。李宗仁则以答复居正来信的形式作了答复。大意是：“监察院”之电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我在国民党内三十多年的政争中，早已领教过了。我并无恋栈之意，因为在“代总统”任内，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早拟引退以谢国人。又何以迟迟不退呢？因为考虑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3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3月法定期限，即为违宪。同时，我现正与美国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我们宜以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
从信中不难看出，李宗仁既不愿引退，更不想让蒋介石上台，上台就是违宪。因为“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违宪之责！”正在这时，驻美“大使”顾维钧派人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安排杜鲁门与李宗仁于2月21日晤面。据说李宗仁的想法是，游说杜鲁门，让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李，让其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回台着手改革，使蒋先生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见杜鲁门，依国际惯例，须预先通过‘使馆’安排，顾‘大使’请示办法。”蒋介石大惊，忙指示：“‘大使馆’应设法推迟李、杜之晤面”，并“必须于李、杜晤面前解决‘总统’职位问题”。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他滞留美国，遥领国事，为此向“国大”提出弹劾。同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内称：“同人等佥认为‘总统’的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此电实是对李宗仁的最后通牒。
28日，李宗仁复电称：“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遂作长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执己见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作了说明：“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这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招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同日，顾维钧又紧急报告：“‘大使馆’借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经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定于3月2日李、杜晤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他声称：“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意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3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并发表复职文告。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另一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蒋氏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蒋氏自1949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李宗仁还写了一封致蒋公开信，散发给记者，信中说：“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做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刻影响。”同时，他声明，他将“代总统”到下届“总统”选举时为止。
在蒋介石复职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邀李宗仁到白宫赴宴，以“总统先生”相称，从旁助威，以示对李宗仁的支持。当记者问杜鲁门：“您为何称李先生为‘总统’？”杜鲁门答曰：“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如此说来，您如何称呼蒋介石？”杜鲁门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宴会结束，李宗仁给居正、于右任、阎锡山等人发出一电，电文说：“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3人均称仁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奉告。”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问题！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那一套了。
都是你搞糟了！ 揭秘败军之将李宗仁训斥蒋介石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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