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善，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

Posted 2023-01-03 慈善家

篇首语：知识虽宝贵，但更可贵的却在于运用。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国首善，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中国首善，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

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怎样了？

不少中国人都听说过陈光标这个名字，陈光标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慈善家。和一般的慈善家不一样，陈光标做慈善非常的高调。有人因为陈光标做慈善非常的欣赏他，也有人因为他这么高调的做慈善而诋毁他。陈光标身上虽然有很多的荣誉，但是他也背负着许多的骂名。

陈光标出生于1968年，他的家庭特别的贫困，通过他过人的天赋和努力，他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从1998年开始30岁的陈光标就开始做慈善事业，截止到2012年他已经向外界捐款20亿，帮助了70多万的贫困家庭。在当时的中国他被誉为中国首善，他拿到了许多的荣誉，他做慈善非常的高调，所以一部分人觉得他是在作秀。尽管他捐了很多钱，但是大家还是很看不惯他。

虽然陈光标有作秀的嫌疑，但是他毕竟还是捐了钱，所以也有一部分网友非常支持他。陈光标通过做慈善出名之后，也引起了外界不少的争议。他拿到了很多的荣誉，但是也有很多人骂他。

在某一段时间内，他的话题都非常高，陈光标频频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内。但是随后几年陈光标似乎从媒体中销声匿迹了，有人说陈光标已经倒闭破产了，所以他现在不再高调做慈善了。其实陈光标的企业还在正常运行，只不过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陈光标不喜欢再出风头了。

说说你最佩服中国哪个企业家

马云。曹德旺。俞敏洪

马云。中国的商业史上，马云绝对是一个奇才。在九几年中国的电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他能看到中国互联网的未来，他当时勾了出来，未来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他的商业眼光是无人能比，在这个时代，要说最成功的企业家，非马云莫属。他的淘宝支付宝颠覆了很多行业，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突破性进展。马云现在是中国企业家在世界上的一张名片。曹德旺，曹德旺是中国制造业的典型代表。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反倾销案。曹德旺是一个很有民族责任感的企业家。她告诉她的子女，如果谁移民了。就不会继承他的财产一分都没有。曹德旺这几年做出慈善捐款的数额达到一百多亿。中国首善非他莫属。俞敏洪。俞敏洪是教育行业的一个标杆。也是一部分草根创业者的榜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一直专注于做教育领域。做了很多的演讲。对中学生，大学生有很多的帮助。他的演讲并不是说空话，而是一些特别特别质朴的，让人感同身受的。特别的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他总是说真话，在网上也被很多网友抨击。中国需要这样敢说真话的企业家。

中国首善一定能感动中国吗？

诸葛道熹曾这样评价陈光标：“他出生于安徽省五河县长淮乡的一个贫困的农家，靠着自身努力打拼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仅2007年一年，他捐出的善款便超过1亿元。他没有向银行借贷一分钱，也从不在受赠地区进行投资。作为内地最年轻的慈善家，因这个年度的慷慨之举必将摘下内地首善的桂冠，也必将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春天的到来。2007年度捐赠总额为1?81亿元。仔细了解，他竟然是持续放生者……他说：在菜场见到青蛙、乌龟我就要买来放生。我放生到玄武湖里的青蛙、乌龟等大概要按吨计了。我们坚持把企业利润的近30%捐赠慈善事业。” 就在2008年4月底，陈光标以2007年全年捐赠1?81亿元的惊人记录，荣获了“中国首善”最佳称号，超越了李兆基、李嘉诚等知名人士。在其他各类排行榜上，陈光标也独占鳌头，胡润排行榜称他是“中国最年轻、最慷慨的企业家”；福布斯公布了48位亚洲慈善英雄，他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排第一！2008年“5·12”汶川地震期间，他的大无畏行动再一次感动整个四川，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因为，在经济建设和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陈光标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称号，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连续四年荣获“中华慈善奖”。2008年12月更被授予“中华慈善奖特别贡献奖”。2009年1月，陈光标又荣获“2008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和“CCTV年度十大三农人物公益奖”；4月，被推选为“最具号召力中国慈善家”；7月，中华慈善总会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表彰大会上被授予“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陈光标荣获“中国首善”称号陈光标面对广泛赞誉，却表现得十分谦恭，他这样讲道：“我们的企业能够有今天的发展，有能力为社会作贡献，我感到欣慰，更想说感谢：感谢毛主席，是他让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谢邓小平，是他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感谢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英明的农业政策，免除农业税，免除了农村1?5亿儿童的学杂费。感谢省、市政府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们企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的理解，使我可以专注于慈善事业。”可以说，陈光标感谢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却唯独没有提到自己。他用自己的善行感动了整个中国，却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

陈光标语录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应当成为企业家的价值观。

曹德旺的伟大事迹

慈善捐款

　　“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最早的企业家之一，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曹德旺荣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2011年）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他的捐资幅度随着自身实力递增呈同步上升态势. 　　1998年，他亲自飞往武汉洪灾区考察，个人捐出300万元，加上公司员工捐款等共筹资400万元经由中央电视台汇出。同年，他也向闽北灾区建瓯市捐出200万元。2006年6月的闽北洪灾，他再捐200万元，福清基地员工捐47万多元，用于闽北小学教学楼重建；　　2004年，他先后捐出500万元和800万元，用于修建福厦高速公路宏路出口与316国道连接道路以及福清三条农村公路；　　2005年春节来临之际，他捐资70万元给永泰县福利院，扶助农村贫困老人；2005年，他又捐300万元拓宽高速公路宏路出口处公路，捐600万元修建福清高山中学科技楼；　　2006年，捐资247万元帮助福建灾区学校重建；捐资500万元予海南省文昌市；　　2007年，每年捐资150万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立“曹德旺助学金”，定向定额捐赠10年计1500万；　　另，二十年来，他帮助贫困生共计捐出数千万元；　　2008年，汶川地震，曹德旺多次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　　2009年，捐赠公益共计2900万；　　2010年至2011年4月捐款12亿元，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干旱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2011年4月捐厦门大学2亿。　　2010年10月，捐资2000万建南京大学河仁楼，推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建设成慈善救助人才培养的基地。　　2010年12月，历经三年锲而不舍地与中央各部委沟通、磋商，并请各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和指导，曹德旺捐出价值数十亿元福耀玻璃股票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递交申请三年后终于正式获批，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2011年4月正式过户，曹德旺明确表示，我的股票从过户那一刻登记到他的名下的时候，基金会将彻底与曹家剥离，基金会拥有完整股权。这是送予中国慈善机构的一笔费用。　　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　　谈及捐款数十亿，曹德旺说，拥有财富，也是背负责任。捐了，卸下重担，反而一身轻松。学校捐赠　　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由福耀集团总裁曹德旺先生捐资1.5亿元建设的老家高山镇的高山中学项目，进展顺利，各项目均按照倒计时计划安排表节点时间有序推进。新建的高山中学位于高山镇垄上村，占地146亩，是我省、福州市、福清市重点民生建设项目。新校区按照省一级达标中学的标准设计，划分为行政办公、教学、生活、运动等4个功能区，建筑面积70324平方米，其中包括主教学楼3座、60个教室；行政办公大楼1座，公寓式师生宿舍楼6座；图书馆1座，阅览室可同时容纳200人阅读，多功能报告厅可容纳500多人举行会议和讲座；科技楼1座，实验大楼1座，综合体育馆1座和1个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以及食堂、小型超市、艺术园区、停车场、绿地等配套设施，预计明年元旦可投入使用。捐款问责　　在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2010年月5月，曹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十万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在捐款协议中，曹德旺的条件十分“苛刻”：扶贫基金会应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基金会违约将赔偿，管理费则不超过善款的3%，而“行规”一般为10%。为了保证善款发到每一个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曹德旺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要求基金会每10天向他递交项目进展详细报告。这次捐款从而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慈善荣誉　　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称号；　　2006年，荣获“2006中国十大慈善企业”称号；　　2006年，荣获“06年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并当选“爱心中国第二届中华慈善人物”；　　2007年，荣获“2007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之“公众心目中的年度最佳CEO”；　　2007年，荣获“CCTV年度最佳雇主”；　　2008年，“中华慈善奖”大会上，荣获“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称号；　　2009年，荣获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23年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获此殊荣。　　2010年，福耀集团获由《财富》杂志中文版评选的“2010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2010年至2011年4月，曹德旺现金捐款12亿元，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2011年4月捐厦门大学2亿。　　2010年12月，曹德旺捐出价值数十亿元福耀玻璃股票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递交申请三年后终于正式获批，成为中国首家以股份运作的慈善基金会。 2011年4月正式过户，对此曹德旺说，我的股票从过户那一刻登记到他的名下的时候，就跟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是送予中国慈善机构的一笔费用。　　2011年胡润中国慈善榜发布：曹德旺捐款45.8亿元成为中国首善。　　2012年慈善排行榜揭晓曹德旺捐35亿蝉联首善。中国首善　　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于2 获奖感言011年4月26日在国家会议中心正式揭晓，本届慈善榜显示，曹德旺以2010年个人捐款逾10亿元的突出表现名列榜首，获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对于“首善”称号，曹德旺表示自己捐款不是为了当首善，对排名并无兴趣，捐款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他认为，无论是“首善”也好、“中善”也好、“下善”也好，都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兴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国人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心，相信世界上还是有真善美和真情的。

“中国首善”曹德旺身价多少福耀集团掌门人身家

曹德旺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更出名的是他的慈善事业，他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慈善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2004年排名第35位，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分别排名第22、18和23位，2008年排名第14位。

中国首善陈光标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比较赞成，有人说是作秀，不过一个商人能把：义做到这个份上已经算是相当伟大了。了解陈光标的家庭背景已经成长经历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兼济天下的胸怀。

到底谁才是当今中国首善

1 曹德旺、曹晖父子 458000 福耀玻璃

　　2 王健林 118000 万达集团　　3 朱孟依家族 65600 合生创展　　4 卢志强 31000 泛海集团　　5 周泽荣夫妇 28000 侨鑫集团　　6 黄如论 26500 世纪金源　　7 高乃则 23400 陕西侏罗纪煤业　　8 陈光标 22400 黄埔投资　　9 侯昌财 20000 源昌集团　　10 黄向墨 16700 玉湖集团其实排名不分先后，不以善小而不为！洪门(2)慈善家(1)

历史人物高调人生，灰暗结局

大清首富与首善胡雪岩：高调人生，灰暗结局

　　作为大清国的首富与首善，胡雪岩的崛起与失败都十分迅速，而其个人评价，则留给历史众说纷纭。与胡雪岩个人的宿命相比，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种宿命：舆论和媒体哄抬“大善人”们时，很少质疑他们行善的银子来路如何、行善的细节尤其是结果如何，听风就是雨，于是总是被忽悠，行善便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公关利器，这实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只要与人分享点滴，即便是盗泉之水，便似乎具备了自我漂白的功能，如此，则天下之水还能有几滴未被盗泉所污？

　　１８８３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为冷些。

　　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即融化，把严寒传遍了整个大清国。

　　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

　　自从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后，大清国就不再缺少有关富豪们的新闻，且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他们的名头也因此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犄角旮旯，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胡雪岩就是这些偶像中的偶像。

　　在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大清“首富”——其实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但他们因为低调而不为人瞩目；他也俨然成为大清“首善”——随着他那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兼药店“胡庆余堂”的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成为“大善人”的代称。

　　然而，就在１８８３年的冬天，胡雪岩轻轻地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遍地狼藉。

　　作茧自缚

　　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胡雪岩读书不多，或许没读过这句诗，但他却正是被“茧”困死的。

　　胡雪岩的“作茧自缚”，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据说，胡雪岩痛下本金２０００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最后，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

　　中国历史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名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却没有被当做落水狗而痛打，相反却赢得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搭建起这一历史神龛的最坚实根基，就来自于他的最后一战：与外商之间的生丝战争。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但是，激情燃烧过后，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废墟中，冷静地找找看其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胡雪岩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投入这场生丝大战？

　　当然，最可靠的应该是胡雪岩本人的财务记录，但是他被抄家后，一切有关他的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这导致了史料的极度匮乏。资料的匮乏，令不少后世研究胡雪岩所谓“商道”的人，居然把高阳写的小说作为依据。

　　有关胡雪岩采购生丝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记载。普遍认为，他为此动用了２０００万两资金，《海光》杂志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后世的胡雪岩研究者也普遍采信２０００万两投资款。但是，这一数据是相当可疑的，反证的史料相当确凿。

　　胡雪岩大批囤积生丝，始于１８８１年６月。胡在当月买进了３０００包生丝，到１８８２年的５月份，他的存货达到８０００包，１０月份则达到１４０００包。这一数据，得到英国领事报告的支持。

　　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ＪｏｈｎＣ。Ｓｔａｎｌｅｙ）的研究，胡的存货应当是１５０００包。而根据《申报》（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９日）的报道，胡在脱手这批生丝时，先将２０００包卖给怡和洋行，后又分两次将６０００包及７０００包卖给天祥洋行，“日内丝已卖完”。据此推算，胡所囤积的生丝亦为１５０００包。

　　１４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包生丝，对整个中国生丝市场来说，并没有达到可以控制供应的地步。１８８２年全国的生丝供应，约在５００００包，而１８８３年因减产，也在３００００包左右，两年合计约８００００包，胡雪岩的存货，约占总量的１７。５％，虽然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能拉高价格，但绝对不可能达到随意操纵价格的程度。

　　当然，还有其他华商参与胡雪岩的统一行动，但从史料来看，他们的实力并不强。根据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在胡雪岩大量售丝后的１１月３０日，上海其他丝商存丝仅余２５００包。

　　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上海的一级生丝价格高涨，到１８８２年９月，每包生丝已经涨到１７先令４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１６先令３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９日，将２０００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３８０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在３７２。５两，并未下降多少。这是相当重要的信息，足以颠覆学界主流认为胡雪岩被迫低价抛售生丝存货的观点。

　　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海光》杂志说“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损失就是８００万两；清代的《见闻琐录》中也说他损失８００万两，而《慎节斋口存》说“折耗至６００余万金”。

　　其实，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１５０００包计、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３８０两计算，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５７０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２０００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６００万——８００万之巨。在这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１５０万两（３５万英镑）。”（英国国会文件ＢＢＰ，Ｃｈｉｎａ，Ｎｏ。１，１８８４）就是损失只有１５０万两，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如果２０００万两的投资款属实，则就算按照３８０两的市场高价，也可以囤积５１９００包生丝，相当于大清国在１８８２——１８８３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６５％！显然，这绝不可能。

　　以此推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二、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管理成本过于高昂；

　　三、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高举旗帜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２０００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５７０万两，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异辞录》）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也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８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２００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１８８３年４月、８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１０月９日胡雪岩才“卖”了２０００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Ｊｏｉ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单价定价３８０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１１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１０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１０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１０％），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２０００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

　　点金之术

　　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１０００万两，而且损失并不很大，却因此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么，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

　　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２０００万两左右，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认为：“（胡雪岩）私财亦二千万。”这一数据，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

　　根据购买力推算，１两白银约相当于现今的２００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家产总价值约为４０亿元人民币。按照２０１０年胡润百富榜的标准，胡雪岩可以排在３４４名，只有首富宗庆后８００亿元的１／２０。这当然离“首富”还很遥远，但“富豪”二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最为关键的是，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一叶轩漫笔》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 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说他“富坍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一直广为流行。李宝嘉的《南亭笔记》记载，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成衣铺，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颇苗条，就多看了几眼，被姑娘察觉，关门入内。这令胡雪岩大怒，就派人去提亲，要纳之为妾。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但当胡雪岩的价开到“七千元”（此处应为银元，１银元约相当于０。７两白银）时，就同意了。成亲之夜，胡雪岩送完宾客后，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回环审视”，然后大笑道：“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笑完就走了。次日，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结果，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获得了“二万余金”，“遂成巨富”。

　　同书也记载说，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甚至胡家的“司机”（舆夫），也是“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 ”。

　　此类传闻，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就算假设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果然是２０００万两，他又是如何挣得的？

　　这方面的史料，同样极度匮乏，于是，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异辞录》甚至认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胡雪岩）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这种“倒汇”行为，当然能赚钱，但不可能致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一是“特种”生意，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二是“正常”生意，比如生丝、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或者钱庄、当铺等金融行业。这些生意中，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确切史料的，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

　　胡雪岩的主要靠山，是左宗棠，胡其实是左的“财政部长”。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因为军费无着落，在胡雪岩的策划下，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６次，总额为１５９５万两，史称“西征借款”，全部由胡雪岩经手。

　　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一般为年息三厘（３％），很少超出五厘（５％）。但是，６笔“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９。７５％，最高的居然达到了１８％，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２——６倍。这其中，多笔借款并非银行直接贷款，而是由承贷银行发行债券，从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而得。其中一些资金，其实还是中国的“内资”，只是通过外资银行转了一道，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对债券做了担保，自然要加收部分费用在内。

　　在西征借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８％——１０％，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根据左宗棠的奏稿，及相关资料，胡雪岩在６次西征借款中的利率浮报情况见下表。

　　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出，利率浮报最多时，居然高达本金的１０％，比外资银行收取的８％还要高。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四次贷款，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５％，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５００万两、年限高达７年，总的浮报金额高达１７５万两。

　　吊诡的是，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以１８７７年的第四次贷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１０％），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但随后改口，说是月息一分（原折如此，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１％）、年息一分二厘（１２％），这就多出了２％。随即，左宗棠再度改口，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如果要“包认实银”（借银还银，而非借银还金），外方还要每月加息，通算下来，月息就成了１。２５％，折合年息为１５％，如果是闰年的话，年息就是１６。２５％。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１０％，但其发行债券后，实际年息是８％，银行赚了２个点。８％的高利率，也令这批债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１７倍，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没几天就开始猛涨。根据英文的《北华捷报》在１８７９年２月２８日报道说，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汇丰董事长坦陈：在损益计算书里，“从１８７７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２％的毛利空间，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５％的净利润，令银行自叹不如。

　　１８７９年，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刘坤一看不下去，曾致书左宗棠说：“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岩）办理，以期妥速。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所耗不赀，我中堂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令刘坤一郁闷的是，左宗棠并非“偶一为之”，而是连借６次，最后两次借款时，新疆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本无必要以如此高的成本获得资金，但还是照借不误。其中内幕，不能不令人遐思无限。

　　将６次“西征借款”汇总可得，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２８８。３３万两，与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总利息７４８。４７万两相比，胡雪岩的所得相当于外资银行所得的３８。５２％。这实际上是胡雪岩从国库中搜刮而得，而这种“生意”对于胡雪岩来说，简直是无本生意。

　　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佣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１／３，也即２４９。４９万两。如果加上这笔收入，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５３７。８２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４９８。９８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２８８。３３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２０００万家产中，就占到了１４。４２％；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２６。８９％。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异辞录》说他“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包括高达１５９５万两的“西征借款”在内的各种公款，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分配、使用，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庄是胡雪岩“正常”生意中的支柱产业。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基本可以认定，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没有一件是“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胡大善人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只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２０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５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１。５万两，为山东捐银２万两，制钱３１００串，另有新棉衣３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２０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３０００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２０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１２％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２８８万两，每年也能稳得３４。５６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冰山融化

　　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１２００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１８８３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１０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卖”给了怡和洋行２０００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１１月２９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Ｄｏｄｗｅｌｌ＆Ｃｏ），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１２月１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１２月６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真有２０００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问题恰恰在于：此时的大清国金融市场，银根极为紧缺，流动性全面匮乏。

　　１８８３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是个灾年。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上海，本土钱庄接连倒闭。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谋取暴利。并且，在１８８２——１８８３两年，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１８８３年９月，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牛股”都变身为“熊”，开平股价从２６０两开始跳水，先是下跌至７０两，最终居然跌至２９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３４两。与上年９月相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８７％。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股票，被深度套牢。１８８３年１０月份，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

　　在银根收紧、市道萎靡的同时，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只能赶紧脱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１８８３年）生丝行情波澜迭起，六月时预测，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销路不佳，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１４０００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胡光墉不肯降价，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以致市面呆滞。”（英国国会文件ＢＢＰ，Ｃｈｉｎａ，Ｎｏ。１，１８８４）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 “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８０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８０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２０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 （《异辞录》）这２０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８０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８０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为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３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１２００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１０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１８８５年７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

　　来源《中国经营报》文／雪珥

中国首善，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

中国首善，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

他出身“洪门”，高调慈善家，曾经的中国“首善”，如今怎样了？

说说你最佩服中国哪个企业家

中国首善一定能感动中国吗？

曹德旺的伟大事迹

“中国首善”曹德旺身价多少 福耀集团掌门人身家

中国首善陈光标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

到底谁才是当今中国首善

历史人物 高调人生，灰暗结局

“中国首善”曹德旺身价多少福耀集团掌门人身家

历史人物高调人生，灰暗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