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议＂与＂党锢之祸＂说起

Posted 2023-01-03 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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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议＂与＂党锢之祸＂说起

引言：

东汉到和帝之后，已经走过了它的稳定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个时期，由于皇帝年幼，不能掌握实权，造成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干扰官员选举制度，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豪强地主的势力急速膨胀。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挽救东汉即将倾倒的统治大厦，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进行了一场反宦官的斗争。

为什么出现了"清议之风"：

从汉武帝开始，政府开始重用儒学思想，提倡经学，儒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具有修养的儒生。儒生成为了官僚集团的中坚力量。东汉时期，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仅太学生就多达三万人，地方郡国学和精舍(私人学校)的学生数量更多。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累世治经学的世家大族，大部分的太学生都出自累世治经学的世家大族。于是，儒生和世家大族逐渐成为有相近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利益集团。

汉和帝

自和帝开始，东汉以后的皇帝大多短命，下一代皇帝基本都是幼年即位，为少年天子。由于帝王年幼，皇帝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外戚集团手中。皇帝久居深宫，与内外臣子都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贴身伺候的宦官，所以到皇帝成年后，想要将权力从外戚手中夺回，摆脱外戚的控制，就必须依靠宦官，这样一来，又将大部分的权力落入了宦官势力。在东汉末年，就出现了外戚集团与宦官势力交替掌权，而本该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成为两者的争夺对象和弄权工具的现象。在经济上大肆兼并土地，不仅受贿还要索贿；在政治上操纵皇权，扰乱"察举、征辟"的选举制度。

不管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想要掌权都必须拥立幼主，这样才能容易让自己操纵皇权，但他们又在掌权时不顾大局，为炫耀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残无道，竭泽而渔，为保证自己的权力甚至对皇帝下手，使得东汉政权日益腐败，官场黑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邓太后

东汉的士人出仕主要是通过察举和征辟这两种途径，而这两种途径主要靠的是乡党的声望。由于外戚和宦官相替掌权，扰乱选举制度，太学生等儒生上进无门。于是，由儒生和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集团和太学生面对外戚、宦官集团交替掌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他们当中出现了"清议之风"。他们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清议"是东汉后期以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评论政治和人物的一种时论。

反宦官斗争与"党锢之祸"

当时，洛阳的太学是清议的中心，因此又被称为"太学清议"。并且善于清议的士人被看做是天下名士，杰出人士被冠为"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三君"指被标榜为一代宗师的窦武、刘淑、陈蒂；李膺等八人被标榜为人中英杰，号称"八俊"；郭泰等八人被标榜为道德楷模，被称为"八顾"。还有引导他人追随的"人及"，能够以财救人的"八厨"等。

这些官僚士大夫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们上书苦谏，要求整顿吏治，对时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奏效，白马令李云还因奏疏言辞激烈获罪。由此，"清议"的阵地转移到了太学，太学生成为了"清议"的主力。他们周游列国，揭露和抨击宦官的罪行，并与官僚相互依托，赞扬不害怕宦官的大臣，贬斥畏惧宦官权威，谄媚宦官的官员。他们称自己和

窦武

不惧宦官、外戚的大臣为"清流"，称谄媚宦官的官员为"浊流"。这种清议可以说是官僚集团的政治"公论"。他们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反对外戚特别是宦官的势力，澄清政治，以挽救东汉王朝的统治。

反对宦官、外戚的官僚士大夫也改变了斗争方式，他们认识到单纯的依靠皇帝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开始利用职权，直接弹劾当权宦官，甚至诛杀其党羽。从延熹六年到八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在官僚士大夫的弹劾和太学生的努力下，宦官侯览、具瑗相继被罢免，一时之间大小宦官纷纷匿迹，不敢走出宫门。

党锢之祸

但是，宦官并不甘心失败，延熹九年，他们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恒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在全国排查逮捕党人，宦官借此制造冤狱，由此牵连的"党人"达200多人。在士大夫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李膺及其他党人被放归田里，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在此之后，在建宁元年及熹平五年，在士大夫与宦官的激烈对抗下，又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党锢事件"。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对"清议"和反宦官斗争的评价

"清议"虽然没有挽救东汉走向衰败灭亡，但在士大夫的仕途进退上有很大的影响。东汉选举官员的主要依据是依靠乡间的声望。清议又是用于品评人物的风气，善于清议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扬或贬斥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人物的乡间声望。所以在"清议运动"中，太学生清议的内容，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有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清议"发展到后期，士大夫为了自己有高的乡间声望，开始沽名钓誉，失去了"清议"的初衷。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是官僚集团为了维护东汉的正常统治，缓和社

黄巾起义

会矛盾而进行的，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的自救改良运动，而这场运动每每以士大夫的失败作为结束，则证明了东汉覆灭的颓势已经不能挽回，直到黄巾起义，才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姿态打碎了腐朽的统治阶级，开始了进一步的革新政治。但是这场反宦官的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东汉(26)宦官(18)清议(1)

汉朝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

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

从东汉和帝开始，继皇帝位的全是不懂事的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100多天。

这些娃娃们做了皇帝，怎么能管理朝廷大政呢？于是，太后垂帘听政就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情。太后掌权以后，最信得过的就是娘家人，她的兄弟侄子、父亲伯叔，甚至外祖舅父，都成了朝廷重臣。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外戚专政。

这种局面，在皇帝年幼的时候还能相安无事，可皇帝大了，矛盾就暴露出来。谁愿意充当外戚的傀儡呢？皇帝没有依靠，只好把同自己朝夕相处的宦官引为亲信，并利用他们的力量，扑灭外戚的势力。宦官把外戚打下去以后，政权又转移到了他们手里，到头来皇帝还是做了傀儡。等到猛醒过来，又只好利用外戚的力量，向宦官发起攻击。就这样反复折腾，把个东汉皇朝闹得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外戚中最厉害的要数梁冀。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刘懿登上了皇位，是为顺帝。那时他才满11岁。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梁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十年后（永和六年）梁商去世，由他的儿子梁冀执政，做了大将军。另一个儿子梁不疑做了河南尹。

梁冀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从小斗鸡走马，不务正业。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职，一贯横行不法。当上大将军后，又和朝廷里的宦官曹节、曹腾等人勾结在一起。

汉安三年（公元144年）顺帝去世，接替皇位的冲帝是个两岁的幼儿，于是梁太后临朝执政，她的哥哥大将军梁冀掌握大权。一年后冲帝也去世了。梁太后与梁冀又在皇族中找了一个名叫刘缵（zuǎn）的孩子做了皇帝，史称质帝。

别看质帝只有8岁，倒也聪明伶俐。梁冀的过分骄横，引起了质帝反感。一年后的一次朝会，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冀说：“你这个跋扈将军！”

梁冀听了十分恼怒，碍于君臣之分，当面不便发作。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支使左右用毒药毒死了这个充满稚气、毫无戒备之心的9岁小皇帝。

梁冀毒死质帝后，又和太后商议，从皇族里挑了个15岁的蠡吾侯刘志接替了皇位。他就是汉桓帝。桓帝即位后，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从此以后，梁冀更加专横跋扈。他贪图享受，在京城近郊霸占民田，修建兔苑，规定不论是谁，只要杀死了梁家一只兔子，就要像杀死人一样抵罪。他还把几千名良家子女抓来充当奴婢，美其名曰“自卖人”。梁冀对富豪人家也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经常派人把他们抓进府来，随便给定个罪名，叫他们拿钱来赎。谁敢违抗，就办谁的死罪。各地献给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梁府。

这个跋扈将军后来竟跟皇帝公开闹起别扭。忍无可忍的汉桓帝便起了除去梁家势力的想法。在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去世后，桓帝便跟亲信的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徐璜等五人商量，联络了宫廷中的1000多名卫士包围大将军府，派人向梁冀收缴大将军印绶。梁冀和他的妻子惶恐自杀。从他家抄没的家产，共值钱30多亿，相当于全国当年租税的半数。梁氏宗族亲戚全都杀掉，其他公卿将校处死的有数十人，免官的300多人，朝廷的大官几乎全被罢黜。

汉桓帝论功行赏，在同一天把单超等五个宦官封为侯爵，后来又陆续封了八个。东汉的政权又落到了宦官手里。

可笑的是，当时有个名叫陈蕃的尚书令，还指望着汉室中兴呢！他向汉桓帝推荐了五个名士，要朝廷派人聘请他们来京城做官。谁知这五个人没有一个肯出山的，宁愿留在家乡开馆授徒，也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陈蕃还不死心，又请桓帝去聘请安阳名士魏桓。魏桓也找了个理由拒绝了。他对乡亲们说：“读书人出去为官，总得做几件对得起百姓的事。现在宦官当政，我出去能干些什么呢？要是我活着进京，死了回来，大伙儿心里好受吗？”

宦官当权以后，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用心歹毒，手段残忍，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都换成了自己的亲属或爪牙。他们恣意挥霍国库里的钱财，把朝廷的赋税据为己有。当时的东汉帝国，事实上成了这伙人的私人产业。

宦官集团的黑暗统治，不仅遭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反对。

太学本是东汉光武帝在京城建立的一所高等学堂，是专门培养封建官吏的地方。那里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郡县的中小地主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因为朝政腐败，找不到进身之路，要求罢斥宦官，改革政治，和宦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世家豪族出身的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陈蕃做了太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专权的，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拥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京师的3万多名太学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楷模，也把跻身仕途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宦官集团看到世家豪族和太学生们联合起来结成了党派，便寻找机会向党人发动进攻。

李膺刚当上司隶校尉不久，就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县令张朔贪赃枉法、勒索平民财物的严重罪行。张朔早知李膺的厉害，便一溜烟跑到洛阳，躲在张让的家里，想逃避法律的制裁。谁知李膺根本不讲情面，亲自带人到张家搜查，将他捉拿归案。张让急忙派人去疏通打点，没想到他弟弟的脑袋早已悬挂到了木杆子上。气急败坏的张让连忙去桓帝面前哭诉，可张朔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桓帝虽然责怪李膺不讲情面，但也不便深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个名叫张成的方士，从中常侍侯览的口中得知日内朝廷即将大赦天下的消息，便到处招摇撞骗，吹嘘自己能够预测风向，判定吉凶。他假装看了一下风向后说：“皇上即将发布诏令大赦天下了。”别人不信，他就怂恿自己的儿子故意杀人，等待桓帝的大赦诏令。李膺知道后，将杀人凶手逮捕，准备法办。

碰巧，第二天大赦令就颁布了。张成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诏书已经下来，司隶校尉又奈我何！”

这话传到了李膺的耳朵里，他顿时火冒三丈，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便故意教唆儿子杀人，不在大赦之列。”命人砍下了他儿子的脑袋。

张成见儿子被杀，自然恨透了李膺，他在宦官侯览、张让的唆使下，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说李膺与太学生组成秘密社团，诽谤朝廷，有图谋不轨之嫌。桓帝接到告密信，也不了解情况，辨别真假，便按照张成附上的名单，责令太尉陈蕃，将李膺等200余人逮捕下狱。太尉一看名单，大多是天下名流，不肯照办。桓帝更火了，命自己的亲信将他们全部收捕。这200多人中，除司隶校尉李膺外，还有大臣杜密、陈翔等人。有个名士陈寔（shì），也在收捕之列。有人劝他逃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走了，别人怎么办呢？我去了，也可以壮壮大家的胆量。”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京师，被投进了监狱。

太尉陈蕃看到坏人如此猖獗，冒着生命危险，向桓帝上了一道奏章，替党人辩护。桓帝一怒之下，将他削职为民。

李膺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在监狱里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想治治那些丧心病狂的宦官。每次审讯的时候，他都一口咬定，说不少宦官子弟都是自己的党羽，弄得他们十分被动，只好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应当大赦天下。”

桓帝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听他们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便下令将200多名所谓党人全部放了出来，贬为庶民，赶出京城，永远不许做官。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桓帝染病去世。窦皇后与她的父亲商量，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为继承人。他就是汉灵帝。改元建宁。当时灵帝还只有12岁，便由窦太后临朝称制，她父亲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这时，李膺等人又被重新起用，参与朝政。事隔不久，他们又被宦官打了下去，又一次被削职为民，窦武和陈蕃也丢了性命。不久，李膺等人再一次遭到逮捕，最后惨死在狱中，连他的门生也受到了株连。这次大搜捕，太学生被拘的就有1000多人。历史上把桓帝和灵帝时期由宦官发动的对世家豪族代表人物和太学生的大逮捕、大囚禁、大杀戮的行动，称为“党锢之祸”。

从＂清议＂与＂党锢之祸＂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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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宦官斗争与"党锢之祸"

对"清议"和反宦官斗争的评价

汉朝 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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