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桐城义士姚鼐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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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难得糊涂——桐城义士姚鼐辞官

2、历史人物 姚鼐“桐城派三祖”之一主要成就介绍,生平简介

难得糊涂——桐城义士姚鼐辞官

姚鼐为什么四十四岁辞官?一个顶带五品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正值人生中年,又在参与《四库全书》编修这个巨大工程,可谓风光无限,他在编修中途以疾告退,而他去世时85岁,身体健康应该不是原因。退了后,钦加四品顶带外加二级。近来,国内也有学者对姚鼐为什么辞官进行探讨。形成的意见是:一、与纪昀观点不一致,纪昀主张秦汉学派,姚鼐倡导宋儒学派。二、姚鼐为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致力于振兴桐城派文学,不与纪昀合流而拂袖而去。学派之争不是辞官理由,即使再大的矛盾上头还乾隆爷呢,振兴桐城文学不是理由,况且编纂《四库全书》任务之艰巨,这时中途辞官,不合常理,乾隆爷怎么就同意了?!这里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姚鼐墓碑

顺治五年1648年始,清朝各地方府学县学前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故叫做“卧碑”。卧碑镌刻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欲夺其族,先忘其史。清廷为了长治久安,雇用了纪昀等一批御用文人,组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中华传统文化侵噬,就是《四库全书》纂修,在纂修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秦汉与宋儒之争,并不是什么学术之争。在编修时,纪昀主张秦汉以前的史料不作改动,姚鼐主张唐宋以前的史料都不能改动。鲁迅先生说:“《四库全书》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这是为了一个政治需要,剔除对清廷不利文化因素,结果使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四库全书》里都改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毛泽东熟读廿四史对《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辽史》等没作评注外,其余都下了评注,他也认为许多史料不是客观真实的。

先讲述一个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发生一件鲜为人知“舒黄文案”,事情是这样,说来也凑巧,有一个黄州书记员,在姚鼐手下工作,他在誊写苏轼贬齐安时,大概是爱乡情结,他看别人在篡改,他也在齐安前面加个黄州二字,舒州有齐安,黄州也有,而这个事情恰恰被姚鼐发现了。在编修时,先前有个规定凡涉及人物、山川、事件不予改动,随意改动的是要治罪的。这个书记员急了,找纪昀帮忙,本来纪、姚之间就有分歧,趟上这个事,纪昀觉得机会来,马上支持这个书记员的改动。于是舒、黄之争就开始了,争论越来越激烈。姚鼐以拜戴震为师名义,想得到他的支持,遭到戴震的婉言谢绝。这件事碰巧传到和珅耳里,并且有人说纪昀得了黄州这书记员的好处。和珅与纪昀以前就有矛盾,和珅觉得整纪昀的机会来了,于是把这件事上报给乾隆爷,乾隆说这事还了得,查!并派和珅去查,不知谁走漏了风声,纪昀连夜叫人把苏轼在舒州齐安都改成黄州,连苏辙的诗文涉及到舒州齐安的一起改成黄州,甚至连文中地点都进行了改动,并将原著全部烧毁。第二天,和珅带人去查,原著没啦,证据全毁,这事又报到乾隆那里,和珅是乾隆铁杆,纪昀目前正需要,眼看这件事不好办,纪昀见势说了一句:姚鼐把桐城的人文历史写得太多,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又勾起了乾隆对桐城人的往事回忆,桐城的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等都是不合清流的,就想拿姚鼐治罪,但理在姚鼐这边,乾隆是心知肚明的,况且,姚鼐在天下文人心目中影响非常大,乾隆正在左右为难时,姚鼐心里明白卷入这场政治斗争对于他来说风险系数极大,前面有戴名世的例子,他又想到《四库全书》在编修中,把有的史料改得面目全非,而他在这场政治图谋中,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不想把自己名字留与后人诟病,所以就提出了以疾告退,这场“舒黄文案”就这样被压下去了。也许有人说你是在杜撰的,其实故事内容是我外祖母告诉我的,她是方氏后人,父亲方在朝是桐城讲学,祖父方茂岩是登仕郎,在桐城县当过师爷。白天给我讲的时候,还把门关上说道:“大路说话,草窝里藏人,小孩子不要这话在外乱说,说了要杀头的。”我那时小,什么也没在意,现在想起来,清朝的文字狱,是多么血腥。

为了防止《四库全书》修改内幕外泄,造成社会影响。“舒黄文案”发生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份,由于姚鼐知道《四库全书》内容太多,不能立刻把他放回,乾隆采取了怀柔政策,以让姚鼐养病为由,把他留在京师,还钦加四品官衔外加二级,派翁方纲等人相劝,目的是叫姚鼐不能把朝庭秘密暴露给天下人,直到十二月才允许姚鼐南归。翁方纲《送姚姬川郎中归桐城序》“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不难在普述而难在往复辨正;不难在江海贡异之士造门请益,以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所欲言。“(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从这段话里也可看出舒黄之争的端睨,江海,黄州古时为荆江之域,舒州古称淮海之域。

姚鼐在返程时,乾隆还一路安排人劝说,经过泰安时,朱孝纯是姚鼐的好友,也是一位劝说者。《登泰山记》“余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这篇千古名文里还隐藏一些秘密:“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姚鼐就暗地告诉人们,《四库全书》编修的内容,是自唐显庆以来东西都进行改动,他对这个事情感到孤掌难鸣的,这也是当时在写出这段文字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

嘉庆三年姚鼐读《四库全书总目》时说:“其持论大不公平,鼐在京时,尚未见纪岚猖獗若此之甚。”我查一些宋代文献,苏轼受贬齐安时间有改动,到齐安时没有官职,《庚溪诗话》王党李定之徒,媒蘖浸润不止,遂坐诗文有讥讽,赴诏狱,欲置之死,赖上独庇之,得出,止置齐安。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於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庚溪诗话》宋*陈岩肖卷上),这一段内容表明苏轼受罪时,不可能有官职的。他在齐安三年后,才升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根本没去过黄州,而连他的文章地名都改了,《快哉亭记》现在还可看到改动的痕迹,这是后话,李公择本是桐城人,结果改成江西人,旧《桐城县志》都不敢录入,还有王安石等等,都作了一些处理,甚至连许多地方志也被篡改。已故历史学家吴晗曾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余秋雨先生说过,黄州的山就那样山,水也就那样水,缘何有许多写齐安的诗词文章?这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

再看姚鼐写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舒黄文案”大致经过。本来是祝寿的文章,写这些与祝寿无关内容,只不过是暗地告诉刘大櫆他在京城发生的事件,这段文字暗含几个信息:一是“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招来的祸;二是大致介绍黄州与舒州之争经过,本来黄州那里史传的人不多,而“山州”舒州的齐安,“浮屠”指浮山,人杰地灵,自梁陈以来人才辈出,有佛教的鼎盛时期,有天下文人雅集,现在全部被篡改了。有人说,为什么姚鼐不明写,在血雨腥风大清王朝,姚鼐敢吗?随时都有杀身之祸!姚鼐写过许多诗文,为枞阳县白湖乡李氏祠堂书写“龙山毓秀”、为枞阳县金社乡豸岭吴氏宗谱作序等等,为何连浮山片言只语都未提,这个中是有隐衷的。直到晚年,写了一首《怀叶书山庶予》“故乡东里隔齐安,马首才旋去不难。略似霸陵临渭上,瑟声清怨走邯郸。”这首诗吐露了齐安这个地名。

有人说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这是表面文章。真正原因如姚鼐所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在姚莹的《行状》中,曾明白地提及此中景况:“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馀力。先生往复辨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临行乞言,先生曰: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 ”。若干年后,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偶然提及,姚氏依然若有恨声,甚至大骂:“去秋始得《四库全书书目》一部,阅之,其持论大不公平。鼐在京时,尚未见纪晓岚猖獗如此之甚,今观此,则略无忌惮矣。岂不为世道忧邪?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捄其敝也”(《与胡雒君》卷三),在姚鼐的晚年书信中,这几乎是其唯一的一次失态。可见其含冤之深,以及当时受到的精神打击有很大关系。只好寄予未来,捄其弊也。

由此看来,舒黄之争是姚鼐引退的导火线,而真正埋藏的是清廷利用纪昀这一帮文人在大肆篡改历史,以达到对汉人的长久统治。姚鼐在这场政治图谋中,只不过是不合清流的淘汰者。姚鼐的晚年,主要集中做了两件事,一是著书立说;二是培养人才。把当时清廷丑恶阴藏字里行间,让后人去解读。姚鼐的一生,像乾嘉时代学者所普遍选择的那样,前期志在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文章立著,以求立言于不朽。“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句话反映了二个问题,一是桐城的文章的确实令世人敬仰;二是招致一些文人对桐城文化产生忌妒,从而对其抑制与打击,旧桐城文化史反映是一部血泪史,也是满清政府对中华文化摧残的血泪史的缩影。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引起杀头之祸,到戴名世的南山案而含冤。如果左光斗、方以智、吴应箕等肯在文化上低头,如果戴名世、方苞、姚鼐等肯向清庭屈服,凭他们的才智是不愁高官厚禄。这也正是他们的气节所在,感召了国人,“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盛名天下。“舒黄文案”这个案子可以反映出清朝文字狱的冰山一角!也致使旧《桐城县志》对明朝以前记历史载几乎成空白。

乾隆(104)桐城(1)四库全书(1)

历史人物 姚鼐“桐城派三祖”之一主要成就介绍,生平简介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人物生平>>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主要成就>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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