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豫南特委的建立及对“左”倾思想的抵制

Posted 2023-01-03 中共豫南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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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豫南特委的建立及对“左”倾思想的抵制

192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派省委委员、工农运动部长王克新到豫南指导工作。在王克新的主持下，根据省委会议关于组建豫南特委的精神，在信阳城内秘密组建中共豫南特委。

10月初，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批准中共豫南特委组成人员名单：书记王克新，组织部部长范易，宣传部部长尚钺，军事部长虞松如，秘书长曲汝桐。省委指定豫南特委管辖信阳、息县、潢川、固始、商城、正阳、汝南、确山、泌阳、叶县、南阳、舞阳等。中共豫南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驻马店地区的西平、遂平、上蔡、驻马店、汝南、确山、正阳和泌阳（1928年3月后划归中共豫西南特委领导）、新蔡（1928年7月划归中共南五县特委领导）以及信阳、南阳地区在内的豫南、豫东南、豫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皆归豫南特委领导。当时的豫南地区是河南农民运动的重点区域。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的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这种情绪对党在河南的工作影响十分明显。中共河南省委制订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及对各地关于暴动工作的指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左”倾盲动错误的色彩。刚建立不久的中共豫南特委在豫南暴动工作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就暴动的时机、准备等问题同河南省委发生了严重分歧，豫南特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实际对省委的“左”倾思想进行了坚决抵制。

当时的河南形势是：9月7日，在河南爆发了冯玉祥与靳云鹗之战。27日，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在此形势下，河南省委认为：河南此时已是“暴动局面”。为了响应“两湖暴动”，省委决定于10月10日“开始全省总暴动”。暴动的计划是将河南全省分为四个暴动区：东以杞县为中心，北以彰德为中心，中以郑州为中心，南以信阳、确山为中心，以及京汉、陇海两路发动部分暴动，组成全省的暴动。同时，规定农民运动要以“摧毁冯玉祥的统治，铲除土豪劣绅大地主，夺取乡村政权，以至建立城市平民革命政府”为目标。河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是不符合实际的。客观上，河南军队，非常之多，密布全省，各县各村，几乎都驻满了军队；主观上，党的力量在农村非常薄弱，除杞县和确山稍微有点组织外，此外可说毫无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想发动大规模的暴动，是绝不可能的。10月10日，由于暴动发动不起来，省委又决定全省暴动时间改为17日，并严令豫南特委特别动作，指示信阳四望山，非立即进攻不可。但到了17日，除焦作方面动了，而其他方面因事实关系并无动作。省委不得不再次更改全省暴动时间为25日。但是到25日，全省的暴动仍然未发动起来。

河南省委的上述不合实际的决定，受到了豫南特委的坚决抵制。当时四望山上虽然有被地主屠杀政策逼迫而自发上山的农民三四百人，但党的工作并无基础，只在8月下旬，才有一名党员王伯鲁上山与之“结成生死兄弟”，并被推为团总。同时，山上粮食甚少，长枪也仅有30支，手枪10余支。而在离四望山几十里的信阳，驻有岳维峻一个旅和一个团，岳维峻还准备加派两个旅，确山也驻有精锐部队，驻马店驻有两个司令部，在这种环境下，胜利是难有保障的。豫南特委以自己的组织和其他力量毫无基础，时间太快，准备不及等实际情况为理由，提议推迟暴动时间，豫南特委还尖锐地批评河南省委原定几天内举行大暴动，夺取县城的计划，是“坐书房里想空的计划，发空的命令”“勉强令几个地方动作一下”，结果只能是“徒牺牲几个同志”。但是，河南省委却指责豫南特委要求推迟暴动时间的意见，是“丧失暴动的机会”，以组织无基础准备不足为名，实际上是“取消暴动”；还说“群众革命的热情，就是暴动中的机关枪、迫击炮”，只要有“如狂如潮的群众暴动”，则不仅能“铲除豪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财产”，而且能“夺取乡村政权，甚至解决敌军武装”。因此，省委训令豫南特委须完全接受省委的意见，即时发动暴动。

在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争执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坚决支持了豫南特委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指出：17日之暴动可暂停止，因无一点准备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杀，于工作无补，并尖锐批评河南省委把暴动好像看作玩笑的错误，强令省委停止全省总暴动，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从事暴动的准备工作。长江局还函召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到武汉，当面解决河南省委关于暴动问题的争论。

（《驻马店红色故事选编》）

暴动(2)南特(1)确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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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时，罗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在闽西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从而受到打击，被撤销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职务。1945年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事作了正确结论。罗明一生坎坷，屡受委屈，但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①。

(一)

罗明，原名罗善培，又名罗亦平，1901年9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区岩下乡上岩村(现属平原区)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生父罗百历，当私塾教师，收入很少。生母邬迎，在家佃耕少量土地。一家数口，生活极其艰难，欠债越积越多。1906年，由于债主逼债，万不得已，父母只得忍痛将排行第二、年仅6岁的罗明以300块光洋卖掉，以偿还债务。

罗明的养父罗镜荣，结婚多年还没有儿女。收养了罗明后才生了一个女儿。罗明从小聪颖，深得养父疼爱。但他8岁那年，养父就去世了。养母肖炎，管教儿女严而有方。她不识字，却善于督促罗明在课余时间用功自学，使罗明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罗明13岁小学毕业，无力升学，便到枫朗圩他五叔的小杂货店当店员兼伙夫; 两年后，又转到一家当铺，仍当店员兼伙夫。

当铺的股东中有一位长期住在上海，常把阅读过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寄回店里来。罗明每天晚上关上店门后，就在煤油灯下读这些报纸，日积月累，使他提高了文化水平，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

1919年底，当铺停业，罗明又回到小货店当店员。1920年夏秋间，原枫朗圩当铺的一位老板带他的两个儿子到潮州去报考金山中学，邀罗明作陪。到了潮州，在大家的劝说下，罗明也参加入学考试，并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他家里无钱供他上学，但族人同意从祖上的学租(科举时代考上秀才的人才能享用) 中拨钱给他作学费。就这样，罗明得到了上中学读书的机会。

罗明入金山中学后，深感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低，教学进度慢，学不到知识，用钱又多，便返回家乡，在百侯步梯小学当了算术代课教师。

1921年暑假，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的同村学生罗扬才返回家乡度假。他向罗明详细介绍了集美学校师范部免收学费、膳费、宿费等情况，鼓励罗明前往报考。暑假行将结束，罗明随罗扬才一起赴厦门，考进了集美学校师范部，插班进入二年级。

(二)

1921年秋，罗明进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按学校规定，他入学后第一学期当旁听生，自己付钱交膳费，期末考试及格，第二学期便转为正式生，享受师范部学生的各种待遇。

罗明对集美学校的环境和学习条件都很满意。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科学知识，对数理学科尤其有兴趣，用心钻研，成绩优异。还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并且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和以后从事革命活动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23年5月10日，学校当局以“屡次鼓动群众违抗校令”为由，宣布开除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杨望苏、刘荆荫二人的学籍。11日，各部学生派代表要求校长叶渊“收回成命”。校长拒不答应，全校学生遂举行罢课，在校主住宅门外静坐一天，向校主请愿，继续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还要求撤换校长。但校方又出布告宣布开除学生代表14人，并宣布提前放暑假，强迫学生离校①。当时罗明被选为班代表之一，参加了罢课和请愿，后因患病也和其他同学一起被迫离校回家。他对学校随意开除学生的做法极为不满，产生了转往他处求学的念头。

1924年8月，罗明在去广州途中，在汕头客店遇到了金山中学时的同学蓝裕业。蓝裕业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厂东区委领导成员，中共党员。当他了解到集美学潮的情况和罗明的想法后，对罗明说：你们闹风潮反帝、反军阀、反对学校当局的压迫，很有意义，但因缺乏核心领导，所以失败了。他动员罗明仍回集美学校，并对罗明回厦门后进行革命活动的方法，给予具体指导。经过蓝裕业的启发、引导，罗明决定返回集美学校，领导学生开展反封建军阀压迫的斗争。

新学期开始，罗明在集美照常上课。他利用课余时间与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邱泮林、陈乃昌和罗良厚等志趣比较相同的同学商议，决定在学校秘密建立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他们按照蓝裕业的意见，直接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杨匏安(共产党员) 联系，请他把入党登记表、证件、文件等寄来，在师范部各班和中学、水产、商业、小学等部，先后发展了国民党左派成员130多人，并在各部各班建立了秘密小组，全校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罗明、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和邱泮林五人组成。为了便于活动，该组织对外称为福建青年协进社①。1924年冬，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任罗明为团的通讯员，并鼓励他们继续做好工作②。从此，罗明等就在中共广东区委、共青团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在集美学校国民党左派组织建立的同时，罗明等还成立了星火周报社，油印出版《星火周报》，由左派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编辑，以反帝反军阀为中心，宣传革命理论，也谈及学生的学习、生活、愿望和前途等问题，送给同学秘密传阅。不久，《星火周报》改为铅印，一部分仍送阅，一部分出售，一直出版到1925年5月。《星火周报》是福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早期刊物之一，为闽南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噩耗传到集美学校，全校师生十分悲痛。学校当局发出通知，4月16日在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左派组织和学生会决定联络师生员工参加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罗明登台演讲，说：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现在孙先生死了，孙先生以前所负救国救民的责任，都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负这种责任，一定要有孙先生那种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要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同胞，才对得起国家和社会。”罗明的演说词曾全文登载在同日出版的《集美周刊》上，并得到很高的评价，说“罗君于孙先生之革命精神，独能发挥尽致，颇属难得”②。

同年5月1日，集美学校学生会召开纪念“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学校的师生员工参加了大会，还发动了校外的筑路工人、打石工人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学校当局害怕学生又闹风潮，就在大会后几天，由师范部主任找罗明谈话，要他提前毕业离开学校，并说学校可以发一张毕业证明书，供他去考大学或当教师用，以后补发正式文凭。开始时罗明拒绝离校，后经左派组织领导小组研究，认为罗明已成为学校当局注意的目标，为了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同意罗明离校。同时要他发函给共青团广东区委汇报集美情况，请求赶快派人来指导工作和发展党、团组织。罗明5月10日离开厦门返家乡。6月初，蓝裕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身分到了集美学校，在集美学校吸收了李觉民、罗扬才、刘端生、邱泮林等7人为共青团员，成立了厦门第一个团支部①。

(三)

1925年6月，罗明从大埔赶往汕头，于7月初乘船到达广州。与共青团广东区委取得联系。这时，蓝裕业已从厦门返回广州，担任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工人之路》总编辑。他安排罗明担任该刊的采访员，并为该刊编辑地方新闻。罗明每天上午复习功课，下午去罢工委员会采访新闻，晚上到《工人之路》编辑部参加编辑工作。

8月，罗明参加了广东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录取入理预科。入学后，他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新学生社。在该社负责人的建议下，他在广东大学的社员大会上介绍了厦门集美学校学生运动的情况，获得了好评。9月12、13日，罗明由共青团员饶君强 (饶卫华)、张穆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②。

10月下旬，罗明被委任为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干事。当时，杨善集任团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对罗明的成长进步很关心，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文石印本)三本书送给罗明，罗明对这三本书非常喜欢，十分珍惜，反复阅读，后在闽西交给苏区中央局铅印出版了。

杨善集和罗明都很关心厦门团组织的发展和厦门的建党工作。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厦门大学就读的罗扬才和在厦门教小学的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出席学生代表会和国民党“二大”。罗明向杨善集汇报了罗、李的情况，由他们两人介绍，吸收罗扬才和李觉民加入了共产党。随后，罗明又征得杨善集的同意，经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决定，让广东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罗秋天转学到厦门大学。这样，厦门就有了3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支部，选罗扬才为支部书记。这是中共在厦门的第一个支部①。

1926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委任罗明为特派员，到厦门招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和发展、整顿厦门党、团组织。为了工作方便，罗明还被委任为共青团广东区委的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林伯渠任部长) 的特派员。罗明一到厦门，即与中共厦门支部研究，发信给集美左派的同学，请他们早返厦门报考广州农讲所。经过考试和个别谈话，录取了朱积垒、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胡永东、李联星、黄昭明、温家福、王奎福等9名学员。原计划在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15名，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没能完成任务。对已录取的学员，罗明代表农民部发了旅费，买好船票，送他们上船前往广州。

罗明在招收农讲所学员的同时，着手进行厦门党团组织的发展和整顿巩固工作。他和罗扬才等一起分析、研究了情况，先在集美学校的团员和左派中发展了刘端生、邱泮林等人为中共党员，又在厦门发展了刘大业等人为中共党员，分别成立了7个支部。共青团组织也发展了一批新团员。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了党团特支，阮山任书记①。

罗明于4月初离开厦门返回广州，中共广东区委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他不再回广东大学读书，调到区委宣传部任秘书，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在广东区委宣传部期间，罗明按照区委的决定，主办了一个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广东各地经过组织部门送来的党员，也有一部分是大学的学生党员。训练班学习的内容，主要参照农讲所开设的课程，并且请农讲所的教员来讲课。但学习时间比农讲所短，只有1个多月。罗明和学员一起听课讨论，解答学员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并且经常向陈延年汇报训练班的情况，及时得到他的指导。

1926年7月初，罗明到汕头，向中共汕头地委书记赖先声传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关于开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培养农工运骨干的指示。汕头地委常委迅速对开办养成所的工作做出了安排。遵照国共合作的精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由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共同筹办，并建议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兼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副专员林修雍为所长，罗明任教务长。养成所于7月18日开学。罗明安排好教务处的工作，并且主讲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史。

9月初，赖先声调往中共广东区委任秘书长，由罗明接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罗明鉴于任务繁重，恐难以胜任，于10月初前往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工作时，曾向陈延年和周恩来提出，可否另派得力同志担任地委书记。陈延年表示相信他能胜任此职，并鼓励他说：“你已经过一年多革命的考验。当此大发展时期，应大胆担负工作。汕头地委常委中还有彭湃、杨石魂等同志，他们对农工运动有实际经验，在农工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大家团结一致，就能把工作做好。”陈延年还根据当时的局势，对中共汕头地委的工作作了指示： (1)应加紧巩固和扩大工会、农会的组织，发展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并在斗争中敢于打击地主的武装——民团，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2) 要宣传北伐战争，发动工人、农民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对北伐军中欺压工农的，要组织工农反对他们。(3) 要警惕资产阶级右派叛变革命，提防他们的突然袭击①。陈延年这种提纲挈领的指导，使罗明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抓住了重要环节。他回到汕头后立即向地委传达这些指示，并积极贯彻执行。

在此期间，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提前结业，从厦门招收来的9名学员返闽时在汕头逗留。他们已在农讲所加入共产党，将要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分回福建汀、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这时，福建仍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而中共广东区委已授权汕头地委领导福建厦门、闽南和闽西的工作。罗明按照广东区委的意见，通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苏联顾问的翻译胡秉铎，介绍他们随北伐军经梅县返回闽西、闽南各县，为后来闽西根据地的创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同年12月，北伐军进到福建的漳州和福州。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罗明到福建，成立一个领导厦门、漳州、泉州、闽西等地党组织的机构，由罗明任书记，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职由郭瘦真接任。

罗明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汕头地区工作虽只有短短几个月，但那时广东区委的正确领导，陈延年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对我的亲切教诲，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及其对北伐战争的支援，都使我久久难忘。”①

(四)

1927年1月初，罗明从汕头坐船到了厦门。这时，福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于1926年12月初进入福州，继而收复福建全省; 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中共组织也有较快的发展。罗明与厦门党组织的同志磋商，决定成立中共闽南特委，受广东区委领导②。中共闽南特委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各地的政治监察署开办训练班，大力培养工农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③。根据这一决定，2月中旬，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开办，3月下旬，上杭开办汀属8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上述养成所虽然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影响，没有按预定时间完成培训计划，但它传播了马列主义，为闽西、闽南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正当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之际，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加紧阴谋活动，策划反革命政变。1927年3月下旬，罗明在广东大学时的一位同学专程送给他一份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经翁振华翻译，知道报上载有中国将要发生反共事变的消息①。罗明记起了陈延年、周恩来关于要防备新资产阶级突然袭击的指示，赶快和在漳州的特委成员研究。大家根据各种迹象，认为国民党右派有叛变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必须有所准备。果然，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先在福州、厦门动手了。4月9日，厦门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市委组织部部长) 和副委员长杨世宁(市委工运委员) 被捕，关押在海军司令部。中共厦门市委立即派人赶到漳州向闽南特委告急。罗明得到消息，召集特委连夜开会研究对策。经讨论作出几项决定： (1) 罗明立即赶往厦门处理事变后有关事宜; (2) 结束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让学员返回原地开展工作; (3) 加强党的机关和支部的秘密工作; (4) 翁振华有色彩 (指有公开活动，在群众中暴露了身分) ，介绍去上海，其爱人妇运委员谢志坚调去厦门。4月11日，罗明到厦门，气氛相当紧张。厦门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集合起来，手持木棍，到海军司令部门前示威，高呼口号，要求释放他们的委员长。海军司令部却派出大刀队举着“格杀勿论”的横布额在街上巡行，威吓群众，并用军舰将罗、杨等押往福州监禁。罗明和中共厦门市委讨论应变措施时指出，工人纠察队游行示威，表示工人群众的激愤和反抗，是可以的，但达不到迫使当局释放罗、杨的目的。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强秘密工作，有色彩的要调离或隐蔽起来，工厂的党组织不要暴露，各工会组织要注意团结，提防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大家提出市委书记罗秋天、宣传部部长吴世华有色彩，应调开。罗明决定调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刘端生来担任厦门市委书记，并补充了其他干部。厦门市委稳定下来后，罗明和罗秋天离开厦门返漳州。

根据“四一二”后到处笼罩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罗明回漳州后即召开特委会议，进一步讨论应变措施。大家认为，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农运工作基础较好，要提防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巩固和发展这些县的农运成果。会议决定罗明和罗秋天前往闽西巡视，特委机关仍留漳州，由特委常委兼秘书长邱泮林和工委的许士淼、农委的李联星等主持日常工作，重大事情同罗明联系; 并规定特委机关与各地联系均采取设联络站口头传递的办法，不再印发书面文件或材料①。这些决定，实际上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转向农运基础较好的闽西山区。

特委会议后，罗明和罗秋天先到永定县的下洋。下洋是一个小圩场，店户多为小商人，原集美左派学生、共产党员陈正、曾牧村、卢肇西、曾宪安等人已在这里创办了下洋公学; 原在县城从事农运的胡永东也因县城形势险恶转移到这里工作。罗明认为这里环境好，有下洋公学作掩护，党的力量也较强，可以把这里建成一个活动据点，并让罗秋天留在这里领导永定工作。

5月7日罗明由曾宪安带路，抵达上杭县城。这天晚上，上杭的反动军队包围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会，抓走了张楷、包究生和周继英等人，还挨户搜查傅柏翠 (四人都是国民党左派) 。包究生、周继英第二天就被反革命派杀害。罗明召集党团员开会，要求大家认清革命前途，注意隐蔽斗争。几天后，他又赶到龙岩。龙岩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已有6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捕入狱。罗明同陈庆隆、郭滴人等取得秘密联系，安排了龙岩的工作，还曾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但没有成功。罗明又返回下洋。

5月下旬，罗明到平和时，平和县农协会的办事机构已从县城迁至九峰上坪，就在朱积垒的家里。罗明认为这里离县城仍太近，不安全，与朱积垒商量后决定转移到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都较好的长乐乡去。长乐是罗姓族居的地方，罗明用罗绍华的名字同当地群众联系。罗谷香家有多余的房子，他一听“绍”字符合罗族辈序，便亲切接待，同意借出一边横屋供县农协会使用。这一切安置好后，罗明建议农运工作要向四周发展，并且和朱积垒到附近农村去发动群众。长乐很快成为平和农运基础较好的据点。

不久，罗明又回到永定。这时永定的农运工作已在县城南面的下洋、陈东坑、高头，东面的湖雷等地铺开，而北面溪南里等地还是空白点。罗明找中共大埔县委书记饶龙光等人商量，请他们派一个合适的人在溪南里一带开展工作，但未有答复。6月，罗明到大埔县参加大埔农军攻打县城，再次向饶提出派人的要求。饶龙光答应了①。饶向罗明介绍了在大埔当小学教师的张鼎丞的情况，说县委已决定吸收他入党，但还未通知他办入党手续，暑假期间他回永定去了，可以通知他留在当地工作，并在那里办理入党手续。罗明得到这样一个人，非常满意，高兴地赶回下洋，约张鼎丞前往湖雷见面。当罗明将党组织的决定告诉张时，他要求派一干部来一起工作，可以安排在小学当教师作掩护。罗明表示同意，不久便调了罗秋天去。

5月上旬，罗明接到上杭同志来信，请他到上杭卢丰去指导工作。中共卢丰支部的蓝为仁、蓝为龙兄弟原是集美左派，回上杭后加入中共，在卢丰建立了党支部和农会。罗明到了卢丰，蓝氏兄弟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党和农会的发展工作。他们还说，上杭驻军土著军阀蓝玉田因事变后得不到正式编制和军饷，对蒋介石不满，为了生存和发展，想向左派靠拢。蓝玉田要蓝为仁兄弟着手恢复国民党县党部，做些群众工作。罗明认为可以对蓝玉田做些争取的工作，同意由蓝氏兄弟恢复国民党县党部，用这种公开的身分，促进工农运动的开展。罗明知道上杭驻军罗步月是蓝玉田的部下，蓝玉田的新变化，是营救龙岩被捕同志的好机会，于是他又转到龙岩。

7月间，罗明到龙岩时，被反革命派通缉离开福建的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又辗转回到龙岩，要求恢复党籍。罗明认为邓是留日学生，在江西入党，被通缉后不怕白色恐怖，要求恢复党籍，继续参加斗争，这种精神很可贵，对他的要求表示支持和赞同，后经龙岩党组织讨论通过并办了手续。接着，罗明和中共龙岩组织派邓子恢和谢宝萱负责去上杭找蓝玉田营救被捕关押的同志。蓝玉田命令罗步月把被捕的6位同志全部释放了①。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至同年7月，以罗明为书记的中共闽南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及时地将革命组织转入地下，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在危急的关头，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②。

(五)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从武汉派陈明、陈昭礼到福建恢复中共组织，在漳州找到了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并通知罗明返回漳州。8月，陈明、陈昭礼和闽南特委成员在南靖县召开会议，改闽南特委为闽南临委，陈明任书记，罗明任宣传部部长。这时，南昌起义和起义军南下消息已在报纸上登载，临委同意罗明的建议，由他再去闽西，一边巡视工作，一边代表临委设法同起义军建立联系。罗明赶到上杭蛟洋，从蓝玉田部匆匆撤离上杭县城的迹象判断，起义军将要到上杭来，于是便留在上杭等候。

9月上中旬，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先后到达上杭。罗明和蓝为仁等前往起义军前委驻地看望周恩来等。周恩来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和部队南下的任务，并要求地方党组织做好下面几件工作： 1. 交通运输; 2. 粮食供应; 3. 警卫和探听敌情;4. 收容和医治伤病员①。罗明和蓝为仁等表示一定把这些工作做好。罗明还代表临委汇报了闽西党的工作和敌情，并请求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帮助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说要集中兵力下潮汕，部队不能留下，同意留下50枝步枪和一部分子弹给地方党在闽西发动武装斗争。

起义部队离开后，罗明和上杭党组织利用留下的枪支守卫上杭县城，等待潮汕作战的音信。至10月上旬，仍然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罗明便到峰市河头城找温家福了解情况。过了几天，朱德带领在三河坝激战失败和在其他地方失散的一部分起义军，经过峰市、武平向江西转移。罗明赶紧写了一封信，派温家福追送到武平，请示朱德要不要把队伍带来闽西。朱德到了闽赣边界，给罗明回了信，说部队不回闽西了，闽西的武装斗争由地方党组织负责部署。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明和蓝为仁等便撤出上杭县城，把枪支带到北四区去建立农军。

不久，罗明收到闽南临委转来中共“八七”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致闽南、闽北临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对如何组织武装斗争，大家都还没有经验。后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罗明开始意识到革命斗争需要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发展。因此，他以农运基础比较好，革命力量比较强的上杭、龙岩、永定、平和等县为据点，积极准备发动农民暴动②。

12月5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陈明任临时省委书记。罗明被选为常务委员，并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厦门。会后，罗明前往平和长乐传达了 “八七”会议文件精神和临时省委关于当前任务的决定，要求加紧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卫军，准备武装斗争。罗明还写信给饶平县农协，请他们支援平和县农协一些枪支弹药。

1928年2月初，罗明回到厦门。在2月10日召开的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改组了临时省委常委，罗明任书记，并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同年6月，罗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5日，罗明在讨论政治报告的大会上发言，介绍了福建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情况。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问题，他表示“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 关于革命潮流的高涨与低落问题，他认为“应把 ‘现在已经高涨’ 与 ‘可以高涨’ 两层分别清楚”。他还说： “我以为依福建及其他地方的情形来观察，1. 统治阶级矛盾很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能稳定; 2.改良主义不能实现，可以断定革命潮流不久便可高涨，不过究竟 ‘到什么时候高涨’ ，‘高涨的程度如何’ ，那就要看我们主观的力量而定”①。

大会结束时，周恩来曾和罗明谈了一次话，问他愿不愿意留在莫斯科学习。罗明考虑后回答说：能留在莫斯科学习是很好的。但福建省委派来的代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②，我应该回去传达大会精神。他又说，闽西的武装斗争已经开始，这次大会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等纲领，我也应该回去贯彻。周恩来同意了罗明的意见，没有把他留下来。

随后，共青团福建省委选派的代表孟坚调到东北地区工作，这就更加重了罗明回福建传达和贯彻“六大”决议的任务。同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刘谦初任书记。当时，罗明仍在归国途中，未参加省党代会，但被选为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10月，罗明回到上海，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返回福州市，在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11月初，省委领导同志分别到全省各地传达贯彻“六大”决议，罗明和共青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一起先到厦门，然后转往闽西等地进行传达。

闽西地区从当年3月开始，掀起了农民武装暴动的高潮。虽然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遭受挫折，但杭、永、岩三县的游击区仍存在。罗明和陈柏生先到永定溪南里找到了中共闽西特委，然后和特委、县委负责人一起到合溪开会。在讨论“六大”精神时，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大革命是不是失败了，开展游击战争对不对，有没有前途等等。罗明结合当地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局面很严重”，群众“斗争的情绪已渐低落 (趋向调和) ” ，“豪绅地主暂时得势，他们不但不能对农民退让，而且一定加紧压迫和剥削民众”，这“必引起农民群众的仇视与反抗”，“阶级的冲突必因此加强”。他还说：“目前我党的组织力量虽然很弱，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已散布得甚普遍，以后不难恢复并发展我们的组织”。所以“在客观和主观方面不久有再起斗争的可能”①。大家听后很受鼓舞，克服了一些同志在困难中产生的一些消极情绪。

罗明在永定逗留了10多天。当地环境很险恶，走路和住宿都要提防反动武装的袭击。合溪会议后，罗明和中共闽西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到坎市特委机关，研究了贯彻“六大”精神的具体部署。随后，罗明又前往龙岩、上杭，刚到上杭，就得到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消息，特委委员李西挺、曾甲和机关炊事员范炳元被杀害，凶残的反革命派把被害同志的头颅挂在永定县的城门上，因为其中一人的面貌与罗明有些相像，所以曾误传罗明也被杀害。

罗明不避艰险，在闽西各县巡回传达中共“六大”决议，“ ‘使大会的决议很普遍地深入于党员群众中’ ，从而大大地推动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展”①。

(六)

1929年2月，刘谦初调离福建，后由罗明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调黄钊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翌年1月，黄钊离开福建，中央又决定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这期间，罗明主要在厦门主持省委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30年5月，在厦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破狱斗争。

1930年7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的决议和行动计划陆续传达到福建省委。在省委会上，有的坚持要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罗明、王德等大多数委员则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进行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同意立即在这些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会后，由秘书处将讨论情况和提出的问题整理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则批评福建省委“右倾保守”①，要求无条件地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罗明等仍坚持福建不能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经过省委激烈的讨论之后，只好同意“遵照中央的通告”，把党团省委合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罗明任书记②，后来也搞了一些飞行集会，在晚上散发传单，到街上公开演说，呼革命口号，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等。结果暴露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接到中央通知，要罗明、王德和黄剑津3人到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福建省委书记一职由王海萍接任。

1931年1月，罗明到上海。当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找罗明谈话，要他检查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罗明如实地汇报了福建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所犯的“左”的错误。这位宣传部部长认为立三路线是右倾，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 “右倾”路线错误。罗明对此表示不理解。于是，他极其不满地对罗明说：不承认犯路线错误，就不分配你的工作③。过了两个多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罗明被分配到闽西苏区工作。

(七)

罗明于1931年4月初离开上海，经大埔的交通线进入闽西，到了中共闽粤赣边苏区特委所在地永定县的虎岗，任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开始，罗明按照特委的分工到永定开展游击战，较好地完成了配合红军作战的任务。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罗明和张鼎丞率领一个红军独立团在杭、永、岩三县开展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进攻，同时牵制敌人，掩护红十二军出击长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闽西与赣南苏区便联成一片，闽西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闽粤赣省委 (闽粤赣特委于5月改称闽粤赣省委) 机关迁至长汀。

1931年11月，罗明接中央红军前委的通知到了长汀。年底，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逃跑，罗明接任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3月中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大会按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被选为省委常委。经苏区中央局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罗明为省委代理书记。

3月下旬，红军东路军入闽。4月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汀州，与罗明商量后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政治和军事部署。罗明和省委常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红军攻打漳州的决定。他反复强调红军完成任务后回师中央苏区，不长期占领漳州。罗明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分别介绍了漳州的敌情我情和地形地物，后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红军入闽报告，并指示苏区要做好后勤支前工作。

会后，罗明起草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宣言》，并以省委名义发了通知，号召闽西工农群众立即动员起来，配合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过了两天，罗明陪同周恩来到长汀县所属区、乡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经上杭向龙岩挺进，在上杭县城电告省委，要罗明赶去随红军行动。罗明接通知后到了上杭，日夜兼程前进，赶上东路军。

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在龙岩、永定、坎市一线歼灭了张贞部下杨逢年旅，克复龙岩，并乘胜迅速向漳州进军。4月19日，红军全歼张贞师，20日攻占了漳州城。罗明协助东路军政治部与中共漳州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着手建立地方政权，成立闽南革命委员会，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政治部还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漳州召开盛大的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罗明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会上讲话，号召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拥护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军阀官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在闽南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展开斗争，并和全国人民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①。

“五一”节后，毛泽东找罗明商量，说中央红军不准备在漳州久留，请他同闽南地方党组织联系，抓紧时机，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枪支弹药发下去，扩大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红军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在闽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漳州时，收到漳州、厦门等地许多学生、教师和艺术工作者写来的信，要求参加红军。毛泽东把信件转交罗明，要他负责联系并帮助这些知识分子随红军进入苏区工作。罗明这样做了，在回汀州路上，与这批知识分子同行。

(八)

罗明在进军漳州途中跌伤了腰，返汀州后住进了福音医院进行手术治疗。这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中央主力红军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留在闽西苏区与国民党军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第九师共3000人。国民党驻漳州的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 广东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砂等地进犯。闽西地区的形势相当严重。此时也在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找罗明谈话，扼要讲述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提出了闽西苏区如何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意见。罗明出院后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决定罗明兼任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随后，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以罗明为书记，方方、谭震林等参加的前敌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杭、永、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前敌委员会依靠群众和地方武装打击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军阀的进攻，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杭、永、岩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路经上杭、白砂时，对该地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取得的胜利不但不鼓励，反而指责罗明不该到边缘前线。他们当面责问罗明：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①

为了更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新泉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月底，又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罗明的两份报告从实际出发，直率地反映了闽西苏区斗争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的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②。

第二，避敌锋芒，抓住时机，独立第八、第九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北边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地连成一片; 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③。

第三，在国民党重兵“围剿”苏区的情况下，要把扩大主力红军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如果不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不坚持游击战争，仍要在杭、永、岩边缘区扩大主力红军，而这些地区的群众没有武装保卫，听任敌人摧残，“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①

第四，在财政上，杭、永、岩地区的土地税款等收入不宜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罗明在两次报告中提出的主张，是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了杭、永、岩广大群众的愿望。但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接受，他反而遭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把罗明的意见和他在福建省委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联系起来，认为中共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一条“反抗党的进攻路线”②的“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③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要求各地分兵把口，硬打硬拚，认为“红军独立第八师和第九师不能向北发展，而应留在岩、永、杭前线抵住敌人的进攻” ④。他们无视罗明对形势的客观分析，竟指责罗明向北积极发展的建议，“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甚至进一步推论说罗明“所以主张向汀、连一带发展，不外是因为这一带只有团匪没有白军的缘故。如若白军一来，那当然只有像杭、永、岩一样又是逃跑了。”①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不顾苏区特别是边缘区斗争的具体环境，不仅要在苏区实行义务兵役制，搞红军的所谓“正规化”，机械地分配扩大主力红军的任务，而且还要普遍搞什么拥苏同盟、反帝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对此，中共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写了一封信给省委，提到“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②。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从推理中认定，“依照他(指罗明) 的路线做法，那我们在敌人这一大举进攻的形势之下，不但应该抛弃杭、永、岩; 抛弃汀、连，而且应该抛弃整个苏区根据地，以至根本取消苏维埃革命! ”③这么一来，杨文仲的信就成了“罗明与杨文仲同志的政纲”④，成了罗明、杨文仲“不但主张取消党，而且主张取消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⑤，已“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⑥的罪证。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动反“罗明路线”的目的也并不只是针对罗明个人，而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他们没有隐瞒这个目的，曾公开用讽刺的口吻说： “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 ”①在这里，他们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他们写道：“罗明处处想依靠中央苏区的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得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得哭泣。1931年7、8月时，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1932年5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一般把省委一切工作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对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作用……，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②。这段话与闽西的历史和罗明的经历是不相符的，但通过这些历史事例点出了罗明与毛泽东的关系，其意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继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彻底否定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案中提出了 “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等紧急任务。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福建省委已经“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并武断地说： “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 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改组省委机关，“并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当时，罗明不在汀州，对于这场斗争还一无所知。他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登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有关文章时感到很突然。过了几天，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回汀州开会。在他返汀州途中，遇到了从汀州来的张鼎丞，才了解了一些在省委反“罗明路线”的情况。

罗明到汀州后又接到通知，要他赶快往瑞金作检查。到了瑞金，中央局几个干部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接着，一位临时中央领导人和他谈话，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分析。罗明问道： “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是 ‘退却逃跑’ 呢?”对此，他得到的回答是：从路线上讲这就是“退却逃跑”。在讲及扩大红军的问题时，罗明还引用列宁的话反驳对他所谓“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富农路线”的指责①。

随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找罗明谈话，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于这些话，罗明后来才明白是指向毛泽东的①。

罗明在瑞金期间，白天、晚上连续参加大小会议，一连被批斗了好几天。随后，他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返回汀州在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的省临时代表会上作检查，中央局派人参加。会议最后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并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中共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罗明被批斗、撤职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杨文仲被批斗、撤职后也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有些地方还延续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结束。10年之后，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作出了明确结论。

(九)

1933年3月，罗明和爱人谢小梅一起到瑞金叶坪，罗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校任教育处长和党班班主任。

罗明这时处境尴尬。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董必武鼓励他说，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你要向前看②。同志间的关怀，使罗明感到无比温暖，他逐渐摆脱了精神压力，积极工作，以过去办革命干部训练班的丰富经验，处理好校务、班务，得到师生们的敬重，也受到董必武的赞扬。他还参加讲授“党的建设”，并且编写了一本《党的建设》的教材①。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陈云、罗迈代表中央局通知罗明和谢小梅一起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当地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临离开瑞金时，中央党校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校党委委员陈潭秋在会上热情洋溢的致词欢送，使罗明深受感动。学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各地反对“罗明路线”时受到批判，随后调来学习的，大家也受到很大鼓舞。

12月初，罗明和谢小梅到达厦门。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扩大会上，罗明传达了中央局的指示：1. 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蒋抗日;2. 要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释放政治犯，支持民众运动;3. 发展党组织和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他还告诉大家，形势好转时准备成立中共福建省委 (在白区的) 。会后，罗明和谢小梅又到福州，罗明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上作了同样的传达。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部长 (后来两人被捕叛变)又召集会议要罗明检查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并将罗明隔离起来。翌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罗明得中央局通知，和谢小梅先后返回江西瑞金，仍回中央党校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转移。这时，罗迈到中央党校告诉罗明说，准备派百余名学员去苏联学习，要按下述条件挑选和提出名单：一是政治坚定，有工作经验和能力; 二是身体强健，能过艰苦生活和能长途走路到海边后转赴苏联。罗明逐个和被选上的学员谈话，但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准备去苏联，只是说要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到了出发前，罗明才知道罗迈所要挑选的学员果然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跟随红军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形势日渐紧张。有一天，罗迈告诉罗明，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这时谢小梅刚生一女，尚未满月，他们就把孩子送给附近一位红军家属，然后跟随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

罗明和中央党校部分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在政治部做联络、宣传和收容工作。一路上，他和几个同志沿途进行宣传鼓动，收容掉队人员，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5年1月9日，罗明随纵队进入遵义城。他和一些同志奉总政治部命令，采用各种形式，对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并协助遵义各种群众团体召开代表会议，成立遵义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他们还在遵义进行扩大红军工作，12天中，有数千工人、农民参加了红军，成绩很大。

遵义会议后，林伯渠向中央后勤纵队传达了会议的主要内容。不久，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罗明任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红军渡赤水河时，一、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向行军所经村镇的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二渡赤水后红军回师攻打娄山关时，罗明和地方工作部的同志赶上山顶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参加救护伤员，因突遭敌机轰炸，罗明左臂受了重伤，被担架抬下山去治疗。行至贵西横渡北盘江前，中共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找罗明谈话，说红军要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要罗明和谢小梅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由去贵阳搞工运的朱祺领导①，并介绍了一位川籍老人给他们带路前往。罗明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险的任务，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他接受了。

(十)

1935年4月，罗明和谢小梅离别了红军长征队伍，改装成小商人，跟着朱祺和带路老人向贵阳方向走去。

由于红军在这一带刚刚过境，反动当局对过往行人盘查很严。傍晚，罗明等一到关岭县城就被巡查的士兵扣留起来，寄押在关岭县监狱。当晚，朱祺被审问后与带路老人先获释放。但他离开时一点钱也不肯留下，只说到贵阳再设法见面。罗明和谢小梅在第二天晚上被法官提审时各被打了20板，仍被关押，10多天后，关岭县调换了县长，清理监犯时，才获得了释放，继续向贵阳方向走。没有旅费，他们卖掉穿用的衣服，风餐露宿，徒步辗转，终于到达贵阳。

当时的贵阳，国民党的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不论白天黑夜，城门、街道、客店都有军警盘查。罗明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与朱祺相约的暗号，但一无所获。因为拖欠客店房租，店主介绍谢小梅去给保长家当佣人，罗明去当清道夫，后又改为消防队挑水。挑水是项劳累的重活，一个月后，罗明肺病加重，吐了血，竟被解雇。罗明失去了工作，生活无着，不得已到当地天主教堂贫民医疗处看病领药，并在教堂内找个角落，铺张草席安身。这时，他们已听到贵阳当局在追查一对共产党夫妇的消息，加上找不到朱祺，无法与当地党组织联系，立足尚难，更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再三考虑，决意离开贵阳，回广东寻找党组织。但路途遥远，身无分文。罗明只好写信给亲属请求支援。在收到上海的堂兄罗悬弧和家乡的养母的汇款后，他们便启程经广西返抵广州。广东当局也到处抓共产党人，不能久留。他们向同乡借了点钱，又坐船前往上海。希望能通过熟人，找到党组织。哪里知道，当他们在上海找到堂兄罗悬弧的家时，又被人出卖了。

罗明一到上海，他的堂弟罗调金即向特务机关告密。第三天，罗调金雇来了黄包车，说是送罗明去医院治病，其实是特务设下的圈套，罗明被捕了，谢小梅也被扣捕。罗明在牢房里病发吐血，一度昏迷不醒，后被送进特务机关办的医院。在狱中，任凭特务们审讯、劝诱，甚至让已叛变的朱祺出来指证，罗明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当他的堂兄罗悬弧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便通过宗亲请求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设法营救。罗卓英打电话给上海公安局局长，要求把罗明和谢小梅解往南京。

约在8月间，罗明被押解到南京，关进特别监牢。谢小梅作为犯人家属被软禁，与看守人员住在一起。一天，两名武装人员押送罗明去同罗卓英见面。罗卓英问了罗明的身体状况，又说江西的共产党已被他消灭了，要罗明去看一看，还说车子都准备好了。罗明知道一登上去江西的车子，就意味着向罗卓英投降，便回答坚决不去。罗卓英诱降计划落空，罗明又被押回监牢。

10月下旬，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派人来接罗明出狱。监狱管理人员说是保外就医。这时，罗卓英部已由江西调往浙江丽水，他们将罗明押往丽水，并在上海火车站释放了谢小梅。

罗明被软禁在丽水的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罗卓英仍想软化他，并派一个集美学校的同学来做说客。罗明鉴于当时的处境，回答说： “我不想再参加政治活动了，愿意去教书。”①罗卓英目的仍未达到，罗明仍然被软禁。

1935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发生了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逐渐高涨。12月下旬，罗卓英告诉罗明，说陈诚来电，要他往武汉商谈抗日。罗卓英还说： “ ‘士可杀不可辱’ ，我知道你可杀不可辱。因为日本要进攻，我调到浙江丽水作抵抗准备，希望你帮助我。”②

罗明到了武汉，陈诚约他去谈话，问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罗明被囚禁已将近半年，对中共的“八一宣言”和随后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都不很了解。可他对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坚信不疑，对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宣言还记得很清楚，便联系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事，在陈诚的会客厅里畅谈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陈诚听后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时要派人去与共产党联系。红军到了陕北，你可以去找陈云先生，我和他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认识的。罗明洞悉陈诚的计谋，回答说：你如真有诚意，可以派正式代表去。

过了二三天，陈诚又约罗明谈话，要罗明留在武汉专门研究抗日的事。罗明说他自己患病，还想回家乡探望年老的母亲。但一有抗战事宜，只要打一个电报通知，可以随时出来。陈诚只好同意他回家乡去。

罗明从武汉回到丽水，向罗卓英谈了与陈诚见面的情况。罗卓英笑着说，以后不要对外说及此事。至此，罗卓英也不再留难罗明。于是罗明得以到上海，不久与谢小梅一起返回家乡广东大埔县。

(十一)

1936年春，罗明回到家乡。他离开上海前，广东大埔县私立百侯中学校长杨德昭曾约他谈话，有意请他到百侯中学任教。回大埔后，在百侯中学执教的邱泮林关心他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向校董会和代校长罗牧推荐。不久，罗明受聘为百侯中学教师。

1937年暑假，杨德昭校长从香港拍来电报，聘罗明为百侯中学代校长。他用减低部分教职员薪金的办法，缓解了极度紧张的经费困难，使学校继续办了下去。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直在寻找中共组织的罗明，从谢小梅娘家(在龙岩)的来信中，得到中共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仍在龙岩一带活动的消息，便立即以探亲为名，请假去了龙岩。他在龙岩找到了游击队办事处，又由办事处派人把他带到白砂。这时，正好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温阳春等在白砂开会。罗明见到了老战友，找到了党组织，欣喜若狂，他向党组织汇报了两年多来自己经历的详细情况，要求恢复党籍。虽然在当时还未能解决他的党籍问题，但从此，他与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①，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罗明回到百侯中学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合战时农村的实际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传统，提出在学校实施抗日救国教育的方针： 1.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抗战思想; 2.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 3.锻炼学生的坚强体魄; 4.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艰苦奋斗作风; 5.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生产与战备知识②。按照这五项方针，他首先改革教学内容。如国文课选择《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其他进步刊物的文章作为补充教材; 公民课的内容不适合抗战形势需要，印发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义取代之; 还安排学生定期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在课外，则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举行以抗战为内容的演讲、作文比赛和时事讨论、演剧、歌咏等活动，还在校内悬挂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孙中山、蒋介石画像，使地处偏僻山区的百侯中学，弥漫着一派联合抗战的气氛。

罗明还鼓励侯中师生参加青抗会、妇抗会、战时美术宣传队、时代剧社、百侯区教育会等抗日团体，在百侯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统一领导下，向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由百侯中学发起，召开了大埔县各中学、各社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罗明是会议主席团首位成员①。会上通过了他起草的大埔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十条。这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大埔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期间，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定期与罗明联系，中共地下组织面临的许多工作和困难问题，也得到罗明的支持、配合和协助解决。

1938年冬，罗明到永定会见张鼎丞，张要求他设法找一部收音机、一张闽粤军用地图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罗明很快把事情办好，派两位青年送去。据当地的群众和干部反映，罗明当时被视为“该县抗日救亡的领袖”，“百侯成为大埔的抗日救亡中心地区，百侯中学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摇篮” ②。

1940年端阳节前夕，罗明按照杨德昭意见，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 书记方方同意，前往南洋为百侯中学筹款，并且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筹募抗日将士慰劳金。1941年秋，罗明回到香港。这期间，他为百侯中学筹集的经费早已陆续汇回，侯中用这笔钱新建的教员宿舍和课室已经落成，增办的高中班也已开学。因此，当他回到侯中时，全校师生都到10里外的曲滩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1942年5月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粤北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又查抄了南委机关，并追查到大埔的“天成商店” (南委的秘密机关) 。罗明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通知中共百侯地下组织安排身分已公开的党员赶快撤离，并将学校图书馆的红色书籍、图片分散藏在农民家中。端阳节前，搜查天成商店的保安队连长林某带队伍来到了百侯。杨德昭校长因香港沦陷，回乡闲居，刚好在侯中。罗明从种种迹象分析，认为林某未必掌握到什么凭据，如果自己表现惊慌，反而易于暴露。他劝说杨校长保持镇静并与林某周旋，以他的地位和声望，阻止反动派屠杀无辜青年。杨德昭听取了罗明的建议，神态安详地宴请了林某，罗明也请林某观看侯中运动会，在百侯商家宴请林某时还出席作陪。罗明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使百侯中学终于避免了国民党保安队的搜查。但此后，国民党大埔当局仍然在注意侯中的动向，校董示意要罗明离开侯中，罗明事先已请示过方方，便辞去了教职。这时，闽西南的中共组织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政策，罗明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又中断了。

1943年粤东一带严重缺粮，大埔成为重灾区。在奸商操纵下，市面粮价飞涨，加上涌进一批从潮汕向内地后撤的难民，真是哀鸿遍野。罗明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在家乡挑起救灾重担。他在石云区成立了教育会属下的救济会，亲自前往福建产粮区平和县购粮，平和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罗明在集美学校的同学，通过他疏通了平和县县长，准许从平和县出境粮食1500担，分三批交货。当第一批粮食运到枫朗时，全县轰动，米商也不敢再囤积居奇了，米价迅速恢复平稳。

1944年，罗卓英的参谋长罗鸣白辞职回到家乡大埔，对罗明救济饥荒的事表示敬佩。他得知大埔县县长派特务监视罗明，主动给予保护。抗战胜利后，罗明应已就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的罗鸣白的邀请到广州，随后被罗鸣白直接委派到省干训团任视导科科长。1946年1月，方方任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来到广州，并事先由肖明写信告诉罗明。但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罗明不能与方方见面，打电话也被窃听，无法协助工作。不久，罗鸣白改任兴梅专署专员，他要罗明立即离开广州到香港去。为了罗明的安全，他还叫来警卫员开小轿车将罗明送上广州开往九龙的火车。

罗明到香港后，找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连贯，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准备到南洋去的想法。经连贯同意，他便办理手续，前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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