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家纾难助革命

Posted 2023-01-03 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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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家纾难助革命

1948年4月27日上午10时许，王容像平常一样，到民国路（今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宏泰大楼二楼的南华贸易公司找三哥王朴玩。王朴是公司的经理，但这次见到弟弟，却皱起了眉头，第一次不加解释地让王容到别处去耍。负气离开之后，王容既急又想不通，又折返回来。这时，包饭的餐馆送来了午餐。王容和哥哥等人刚坐下不久，王朴还没有吃完第一碗饭，门就被特务推开了。王朴知书识礼、又家境殷实，特务为什么找上了他？

王朴，原名兰骏，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今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王朴自小坦率正直，勤奋好学。1944年夏天，他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地址在重庆北碚）。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进步报刊，并尽力传播，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开始关注王朴。

1945年7月，为了落实党中央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南方局青年组动员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作。王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征得母亲捐资兴学的同意，回县兴办学校。筹办莲华小学时，南方局抽调了黄颂文、李青林等10余名青年来到复兴乡协助办学，开展工作。1946年7月，为扩大办学影响，又开办莲华中学，校址从李家祠堂迁至逊敏书院，四川省委青年组又派杨仲武、王敏等同志到莲华中学工作。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的身份化名李仲伟来到莲华中学，黄颂文任组织委员，王朴任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莲华中学随即成为北区工委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1948年初，为争取莲华中学的“合法”地位，北区工委接办私立志达中学，莲华中学改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王朴任校长。从1945年秋到1949年11月的4年多时间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充分发挥了农村工作据点的作用，在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人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冬，在办校建点的过程中，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的王朴，被吸收入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47年2月，中共江北县特支成立，王朴被任命为特支委员。7月，成立江北县工委，王朴任工委书记。9月，北区工委成立，王朴任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

就在北区工委成立时，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在大后方进行武装斗争，川东地下党急需经费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王朴接受了为党筹集大笔经费的任务，他决定把家产全部献给他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王朴把想法告诉了母亲，年近半百的金永华同意将自己半生苦心经营积攒所得、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殷实家产全部奉献给党安排使用。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王朴陆续变卖了1480石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两千两，所得款项，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通过中国银行会计杨志（党员）存入银行备用。

大量卖田，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注意。川东临委指示王朴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要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任副经理。同时还从已经创办的三所学校抽调了几个党员担任会计和办事员。南华贸易公司一方面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经营生意；另一方面，通过公司供给川东地下党活动经费，并与上海、香港等地打通贸易往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开业后，川东临委工委书记王慕斋（王璞）来此接过头，提过款，对公司的创办工作十分满意。

在党的感召下，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王朴，不但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且把母亲和全家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在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党处于极端艰难的情形下所发生的。这是一种对党赤胆忠贞的拳拳之心，一种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更是一种无坚不摧的信念支撑！

1948年4月初，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破坏，复兴乡也几次出现特务踪迹。据打入复兴乡公所的地下党员王泽泮回忆，4月20日前后，重庆行辕二处的3个特务来复兴乡公所，窥视地下党活动。在情势异常危险的情况下，王朴不顾个人安危，仍到场上与王泽泮见面。当王泽泮汇报到敌人了解思源中学情况多、了解志达中学情况少时，王朴说：“小王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声东击西，继续监视敌人的行动。”一次，王朴还在街上与特务擦身而过，但他从容镇静，泰然自若，安全地回到了学校。

北区工委也得到情报，重庆、万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王朴与齐亮、黄颂文在志达中学初中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在讨论谁留下时，王朴、齐亮、黄颂文各持理由，争执不下，谁也不愿意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让给别人。王朴认为自己土生土长，又是校长身份，突然走了影响大，坚决留下工作。在王朴一再坚持下，最后决定由他留守。他坚定表示：“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王朴开出的现金支票，他便供出了川东地区党组织经济支持人王朴与苟孔甲（当时在川康银行工作）的关系。苟孔甲随即被捕，交待了他所知道的王朴的收支账目。没几天，参与南华公司筹备工作的电力公司员工唐鹤生也被捕。特务要求二人发现王朴进城立即报告。

4月24日晚，王朴与妻子褚群相对坐着，他抱着爱子“狗狗”依恋地说：“城里还有一摊子要采取紧急措施，我要按照原定的接头时间到重庆去与王慕斋碰头，我这次进城去很可能被捕。”随即拿出一支活芯铅笔给褚群说：“这支笔留给你作个纪念吧！你留在学校里担子不轻啊！也有可能被捕……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老李（齐亮）会与你联系的，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次日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王朴如往常一样平静，收拾好行李，进城去了。他和正住在城内的母亲金永华谈了很久。母亲叫他到成都躲避一下，他说：“我怎么能走？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想着今后母亲要走的路更是充满着严峻的考验，王朴噙着泪珠，向母亲讲了三条意见：一是万一他被捕了，要放出和平空气，掩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二是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三是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4月26日晚，王朴分别与苟孔甲、唐鹤生联系。第二天一早，两人便先后向特务告了密。4月27日中午，行辕二处课长雷天元带着5个特务，包围了南华公司大楼，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王朴被捕后，先关押在行辕二处，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均未果。王朴在狱中咬定被人诬陷，敌人除给他冠上“以物资助匪”的罪名外，无更多可靠证据，不得不“劝导”王朴：“像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澄清思想；二是交出组织；三是“参加工作”，就可以还王朴自由。但王朴铁骨铮铮，在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在“老虎凳”、“电刑”等酷刑面前，忍受着肉体折磨的痛苦，坚守党的机密。最后，王朴被列入有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于白公馆。

在狱中，王朴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关心难友，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还把家里带来的食品分给难友。他坚持学习，手不释卷，不断追求进步，和大家一块儿学习、讨论形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的时候，他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期待着黎明的到来，期盼着五星红旗在山城迎风飘扬。

不过，考虑到随时都可能牺牲，王朴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和妻子，嘱托他们坚持革命。他在给妻子褚群的信里说：“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儿子的小名）取名‘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真正懂得‘继志’的含义。”在给母亲金永华的信中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党组织所办的莲华中学，实际上就是指党组织。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王朴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于寄托于后来人、寄托于党，其殷切期望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0月28日下午，王朴与其他9位战友一道，被公开枪杀于重庆西郊的大坪刑场。

王朴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只走过了28个春秋，短暂却壮丽。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用热血和生命书写对党的忠诚，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必将鼓舞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工委(2)北区(1)中学(1)

历史人物李鸿章曾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为自己留后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夏，出任专使，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礼是虚，签署《中俄密约》是实。此后的行程便是游历和考察欧美多国。他访问法兰西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极不靠谱，竟然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年逾古稀，白发萧疏，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称道是「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李鸿章与孙中山从未谋面，但他们离谋面只相差很短的一段距离。起初，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石沉大海，李鸿章并未料到这位广东青年是蛰伏的神龙，乘云必能兴雨。后来，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义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籐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籐博文两肩，令人惊诧。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籐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很显然，物以稀为贵。>　　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鸿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他睥睨对手时，对方必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历史就如同黄河水，不可能简化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样泾渭分明的程度，其复杂性甚至超过常人想像的边际。私欲、荣名、功业、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等，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很会捣糨糊，而且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始端：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实逐渐模糊，有些历史事实则水落石出。李鸿章办洋务，用人多不当，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贪污案，最遭诟病。李鸿章办军务，「御人以术不以德」，致使众将不和，属邦朝鲜告急，他重用怯将叶志超和贪将卫汝贵，不仅丧师害事，在日军面前处处吃瘪，而且贻羞天下。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中俄密约》的内幕交易被揭开屎桶盖子，仍然能惊出众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作者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专款专用，这笔钱只有李鸿章能够支取。如此说来，高阳认定李鸿章曾「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并非毫无根据，李鸿章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李氏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包括了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罪恶的色彩相当浓厚。>　　这是不是很诡谲?倘若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难明白：真正有权力有能耐有途径卖国的人绝非等闲角色，这些大佬通常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他们时时处处狠斗「私」字一闪念，谈何容易。专制王朝不断分娩出这种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怪物，则并不稀奇。>

毁家纾难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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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李鸿章曾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 为自己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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