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历史自贡设市前，筹建新和县始末

Posted 2023-01-03 新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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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历史自贡设市前，筹建新和县始末

在市档案馆珍藏的数以十万计的档案中，《川南自贡地方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记录了该川南自贡地方议事会建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举措。通过议事录及相关档案，可以了解当年筹建新和县的相关情况。筹建新和县系列工作是设立自贡市的重要前奏曲。

1911年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此后，同志军向贡井、自流井挺进，驻守这两地的清巡防军闻风而逃，这两个县丞署的县丞及其他官员亦作鸟兽散。自流井、贡井成了政治真空地带，两地盐商为“方兴自贡、张大民权”，收拾糜烂不堪的局面，于1911年12月30日，在井神祠召开大会，成立了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并选出议员60人。次日，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推选出正副议长，正议长由前清进士陈湘涛担任，王三畏堂的留日知识分子王余燮担任副议长。同时，还选出了12名“常驻议员”及内设机构审察、文牍、庶务3处，盐政、财政、交通、学务4科负责人，还有作为司法机关的自贡地方裁判所、自贡地方检事局负责人，以及作为军事机关的军事局负责人。几天后，又选举出了自贡地方行政长官——知事。至此，自流井、贡井地区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权雏形。

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一成立，就把自流井、贡井分别脱离富顺县、荣县，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作为中心工作。1912年1月6日，议事会对设立新县做出决议，认为行政区划调整遵循“因人愿、就地势、合情形”准则，强调“自、贡连合之旨，不过为求行政之利便，保饷地之安宁，谋盐务之发达”。该决议同时废除自流井、贡井地区过去的建置及井首、团总、保证等地方基层组织，设立上厂一区、下厂六区。

1912年3月9日，自贡地方议事会正式成立，议长由王余燮担任，另选王德鹇、刘智睿任副议长。5月7日，该组织组建新合联合会，专事设县事宜。新合联合会一面约请荣县、富顺、威远三县官绅会商联合设立新县事宜，一面拟定设县的具体方案：以自流井、贡井两厂为中心，联合附近威远县、宜宾县的一部分，设立新和县。

7月，省临时议会召开前夕，自贡地方议事会为实现设县主张，特公推20名代表赴成都市开展公关活动。荣县、富顺、威远、宜宾4县代表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驻省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关键时刻，自贡地方议事会驻省代表中的一部分人因不满议长王余燮在公推代表之外又加派了一些“品质极为恶劣，为人所不齿”的代表，而从设县派变成了反对派。旧四大盐业家族之一的李四友堂担心设县后，大权被王三畏堂独揽，于省临时议会表决前两天派人赶赴成都做相反工作，致使设立新和县议案在表决时，因反对者多一票而被否决。

不久，王余燮留学日本时的老师陈廷杰出任四川民政长。王余燮立即赶赴成都向陈廷杰面请批准设新和县。陈廷杰授意川南观察使曾昭琪设立新和县，并委派其到自流井做好前期工作。富顺县知事李光汉、荣县知事肖应湘得知后极力阻挠，最终，省民政厅以“自贡设县不洽舆情”8个字给予否定。

但是，省临时议会鉴于自流井、贡井盐业的重要性及两地盐商的强大势力，不仅没有解散自贡地方议事会，也没有强制将“新和县”管辖地盘的事物，归还给所涉及的4个县管理。1913年10月，省行政公署以自流井、贡井“一切政务措施较易”为由，正式任命了自贡地方行政长官——行政委员。直到1914年秋，省行政公署才明令撤销自贡地方行政长官及自贡地方议事会，并委任两个县佐为自流井、贡井两个副县级镇的最高行政长官。

自贡地方议事会将自流井、贡井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地区，并在谋求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虽然设县的目标没最终有实现，但两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联系却更加紧密了，以“自贡”及“自贡市”命名的民间社团不断涌现。

之后，随着地方经济势力不断强大，城镇市政建设不断完善，尤其是支援抗日战争的需要，自流井、贡井各界脱离富顺县、荣县，建立独立行政区的愿望与决心日渐强烈与坚定。1939年9月，自贡市破茧而出。

来源：自贡网

自贡(3)地方(5)自流井(1)

地理大观自贡——盐井里喷出的逆袭城市

自贡，川南区域中心城市，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为四川省辖地级市，成渝经济圈南部中心城市，享"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美食之府"之美誉。管理自流井、贡井、大安、沿滩四区和荣县、富顺两县。釜溪河在自贡城中蜿蜒而过，成为新城区与旧城区的自然分界线。自贡号称盐都，盐业创造了这座城市鼎盛的花样年华。然而，兴也盐、衰也盐，盐业在自贡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两百年。因盐而兴熟悉自贡的人都知道，自贡是因盐而兴旺的，只不过在民国28年（1939年）国民政府下令设置自贡市之前，地图上还没有自贡这个名称。那时候，自贡属于此去东南30公里外的富顺县。和自贡样，富顺也是一个因盐而兴之地，其开采井盐的历史要比自贡为早。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了盐被发现的过程：「 ”梅泽，本夷人，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三百尺，盐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死，官立为祠。” 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光阴了。经史学家们考证，梅泽发现盐泉并打出第一口盐井的地方，位置在今天的富顺县城盐井街，其遗址依然存在，遗址旁有一株10人也难以合抱的黄桷树，古树古井，仿佛犹自诉说着这方土地上盐业所书写的人世沧桑。富顺因盐而富，故在北周时立县名为富世，到了唐代，因避李世民之讳而改作富顺，并沿袭至今。明中期以后，富顺采盐业开始走向没落，而它属下的自流井一带则天车林立，盐井密布，采盐的中心遂从富顺转移到了自流井。强势登场清末民初，自流井盐业走上了巅峰，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维雏形已然形成，整个城市七成以上的居民依靠盐业为生。古老的人工采卤制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劳作于盐井的工人外，那些间接为盐井服务的尚有数倍之多。当时的记载说：「 ”担水之夫约有万” 「 ”行船之夫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 「 ”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万人” 「 ”为金工、木工、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 总之，以采盐为中心，自流井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链条的最终端，就是那些采自地下的神奇卤水。著名作家李锐祖籍自流井，他出版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即以自流井为背景，对19和20世纪之交的自贡盐业有颇多生动形象的描述。如此众多的生产人员和当时已领先世界1000年以上的钻井、采盐和制盐技术，使自贡的盐业放射出了令人惊讶的财富之光。据美国人弗吉尔·哈特1888年在自贡的调查和推算，当时自贡的井盐年产值高达494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换成今天的时价，其价值可能在10多亿美元左右，而今天，整个自贡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不过这个数字。哈特还感叹说：「 ”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巍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观，在帝国其它地方难以见到。” 当时四川政府的统计则表明，自流井盐业的税收占到了全省财税的40%以上。民国期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抗战期间，长江中下游被日本占领，海盐无法上运，自流井井盐又一次川盐济楚。为此，1939年，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和荣县各一部分土地设市，市名，则是从自流井和釜溪河对岸的贡井两个地名中各取一字而成——自贡。盐兴市兴，自流井在1000多年里一直是富顺治下的个镇子，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管辖富顺和荣县的省辖市，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 ”儿子”变成了「 ”老子”。流逝的盐井在自贡，至今还残留着12000余口废弃的盐井，大多数盐井的井口，还保存着几十年乃至百年前的天车。所谓天车，就是每一座盐井井口搭建起的类似于今天的钻井井架的东西，那是些优质的杉木质地坚硬，外面再绑着柔韧的竹条，虽然历经几十上百载的风吹雨打，依然不动声色地伫立在21世纪的夕光与朝雨中。走进它，也就仿佛走进了这座骨子里满是盐味的古城。也许，盐和盐文化赋予自贡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的初恋将是他最铭心刻骨的往事样，它们也无法从自贡的血液里排除，哪怕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没有现代钻井技术的近代，每口盐井都是用人力和畜力再加上极其简单的利用杠杆原理的机械来完成的。因此，当我们走近19世纪中叶前世界最深的一口井——燊海井时，我们没法不为祖先的智慧所震惊。燊海井坐落于自贡大安区阮家坝山下，该井开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历时3年方始凿成。井深1001.42米，既产卤，又产气。当时，卤水自喷量每日约14立方米，并且能日产4800—8000立方米天然气，可供14吨盐的熬煎。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海井钻成8年后，俄国的谢苗诺夫才于1846年钻成了一口浅井，采出少量石油。再过了13年，美国的狄拉克才于1859年钻成一口21.69米深的油井，但只从井里采出了区区1.8吨石油即报废。许多自贡人都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清代中后叶，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时期，自贡的大盐商们所拥有的产业之庞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王三畏家族，拥有的一线工人就多达1200人。这个数字，不要说当时有洋务运动作背景的上海和南通无法相比，就是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工厂相比，也是伯仲之间。但是，令人奇怪而遗憾的是，为什么在自贡盐场这种大生产的条件下，居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而是一直停留在家族式的手工业作坊上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贡盐业的衰落呢？今日贡井盐最本质的一点在于井盐开采的高成本。在交通不便和战乱不休的动乱年头，廉价的海盐无法更经济更方便地运抵内地，自贡井盐因而占有巨大的市场。但到了战争结束，交通条件开始改善时，成本极低的海盐顺着长江水道溯流而上，对传统的自贡井盐销售区形成了合围之势，而井盐的高成本使它缺少必要的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井盐的萎缩甚至被淘汰出局也就成为必然。此外，近现代盐商家族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也阻碍了自贡盐业的深化与发展。我们以大盐商中排在前三甲的李四友家族为例，略作说明。李四友家族早在明代开始打井产盐，到了道光年间，由李维基掌门，他与陕西巨商合作开发了7口盐井和3口天然气井，立即从原来的中小型发展到超大型。李维基死后，其侄子李祥庵接任，正值太平军占领南京时期，他利用川盐济楚的大好机会，又将势力扩大了一步，成为当时仅次于王三畏家族的大盐商。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了李祥庵之后的李绍堂时期，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开始走上了不归路。当时，这个家族的钱已之有尽的卤水呢？时值今日，以盐而兴的自贡工业门类里，那些和盐沾边的诸如制盐和盐化工，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黄昏，那是一些夕阳工业。辉煌了两个世纪的自贡井盐业也就此走到了尽头。王爷庙成了茶楼和舞厅，釜溪河成了地下水的排污通道，精美绝伦的盐商俱乐部成了盐业历史博物馆。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不论你是否已经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都不再直接和盐有关，虽然在他们的骨子里，也许还残留着盐文化时代的烙印：豪爽与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