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

Posted 2023-01-03 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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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戛尔尼使团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就有葡萄牙人派使团来华，其后荷兰人、俄国人，都没有少做努力，也都有所成就。只有英国使团的来华，波澜起伏。

一　英国的对华接触

从万历四年（1576）开始，英国商人就致力于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得到伊丽莎白（Elizabeth I）女王的积极支持。然而1576—1592年间英国人寻找到中国的西北、东北航道的多次探险均告失败，从此转而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争夺东方航线并最终取得成功，于是十七世纪英国人可以到中国沿海贸易。然而英国政府向中国遣使的努力却一再受挫，1583—1625年间的五次尝试不是夭折就是流产。此后直到1792年，英国政府似乎都没有遣使动议，这或许是因为英国对华贸易已经蒸蒸日上，无须同中国进行政府间接触。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乾隆十九年(1754)春天，英国驻广州贸易大班皮古（Pigou）曾借回国述职之机向伦敦董事会提出，由董事会建议政府派使团去中国交涉，以改善在保商制度限制下的广州贸易状况。皮古还建议最好在1761年派遣使团，以便利用庆贺乾隆母亲七十寿辰之机而师出有名，但慎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害怕过早派使节申诉在华英商的苦难会引起中国政府惊骇，导致断绝中英贸易，所以否决了这个方案。到1787年，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敦达斯（Henry Dundas）终于决定向中国遣使，次年，英王乔治三世（Gee III）任命卡斯卡特上校（Colonel Charles Cathcart）为公使并携英王委任状前赴中国。卡斯卡特在途中不幸染病去世，使团半道折回。 1791年10月，已升任内务部长的敦达斯向外交老手马戛尔尼勋爵提出了出使建议，耽搁多年的出使中国计划终于重新启动。

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开始认真筹划向中国遣使，根本上受到英国国内商业利益的驱动。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欧洲各地都呈现出社会繁荣局面，英国许多旧有的制造业则被迫倒闭，这些都刺激了英国政府酝酿在中国这里扩大其商业利益。遣使中国也有与中国方面直接相关的原因，即英国人认为自己在中国始终处于比其他欧洲国家商人更不利的地位，而这种情况应当有所改变。英国人设想派遣使团的好处在于：首先，与中国政府交涉以改善英国商人在华处境，并消除几年前英国船只炮袭华人事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在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生活必需品而相当长时期内仍只能依赖中国进口的情况下，必须要同北京朝廷建立良好关系以确保这一供货渠道畅通；最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与中国发生边界冲突则将有很大回旋馀地。这些也成为马戛尔尼使团所肩负的基本使命，在此基础上马戛尔尼接受了政府指示的涉及中英政治、军事、经济关系的七项具体任务，以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吩咐的几项经济任务。

英国伯爵马戛尔尼

二　马戛尔尼使团的成行

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英国使团于1792年9月25日乘船离开英国，1793年8月16日在通州弃船登岸，在北京停留数日后，于9月2日前往热河觐见在那里避暑的乾隆皇帝。 9月14日接受皇帝召见，17日参加皇帝万寿庆典，21日在不愉快的气氛中被命离开热河，10月7日更在国事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北京。总体来说，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的经历与之前的欧洲使团并无二致。在中国官方对待外国使团的既定程序之下，马戛尔尼也毫无例外地遭遇了路线问题、礼品问题与礼仪问题。不过英国人有备而来，以送给皇帝的珍贵礼品不宜陆路长途运输为借口，获准在通州登岸，而没有走外国使团自广州登岸再由内陆水道北上的惯常路线。在礼品问题上，中国官吏把英国人开具之清单上的“礼物”改为“贡物”，使英使十分不快。但马戛尔尼却不知道，看过礼品清单中译本的乾隆皇帝对英使在其上自命为“钦差”也很气恼，因为“钦差”一语将英王升格到与中国皇帝平等的地位，而在中国皇帝眼里，英使以及一切外国来使都只能称为“贡使”或“藩使”。

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受百官朝拜的景象

最使马戛尔尼无法回避的是礼仪问题。其实马戛尔尼是携带有关礼节问题的专门指示而来，敦达斯要求他在不损害自己君主尊严的情况下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马戛尔尼也知道，曾有一位俄国特使拒绝执行中国的觐见礼节，但最后签了一个条约回国（英国人所指的或许是1726年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的弗拉季斯拉维奇大使，但该使节事实上没能免行三跪九叩礼）；相反一个荷兰使节委曲迁就中国政府指定的一切礼节以贪取一些物质利益，结果既受到藐视又没有得到利益。所以，马戛尔尼自一开始就抱定决心，坚持正确而有礼貌的言行，绝非卑躬屈膝的迁就，不能以贪图个人眼前方便而做出在他人眼里有损英国名誉的举动。当使团在天津靠岸换小船时，中国官员就发现英国人不识礼。到了通州，中国官员根据皇帝谕旨，试图要求马戛尔尼跟随他们练习三跪九叩之礼，遭拒绝。到达北京后，负责陪同的礼部官员徵瑞强迫英国特使向空的御座行礼，当然也没有结果。马戛尔尼反而交给徵瑞一份有关礼节的照会并希望转交首相和珅，提出让他磕头的条件是让一位同等地位的中国官员在特使携来的英王御像前行同样的磕头礼。但徵瑞根本不敢将这一照会上交，而是在英使抵达热河的当天将其退还。

至此，中国官员已经深悉英国人在礼仪问题上冥顽不化。不过，为了能顺利完成觐见仪式，中国官员依然不懈地劝说直至威胁马戛尔尼无条件执行叩头礼。最后，中国官员允许马戛尔尼以改进后的谒见英王礼节去觐见乾隆，即单腿下跪，但免去吻手。礼仪问题终于在形式上得到解决。在9月14日清早的觐见过程中，英使双手恭捧装在金盒中的英王书信走上宝座下的第二级台阶后，单膝下跪并简单致辞，然后将国书呈交皇帝。皇帝向英使表示欢迎并希望两国臣民永远和好。英使的觐见礼仪就此结束。此外，一干英国人还随在场的众人一起，在其他人三跪九叩的集体动作中，稀里糊涂地三次单膝下跪。在英国人看来，他们在礼节问题上取得了外交胜利，然而他们最渴望的国事谈判却无论怎么争取也上不了道。

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呈交国书

马戛尔尼曾几次试图与乾隆宠臣、英国人心目中的首相和珅就使团所负任务进行谈判，但均告失败。 9月11日礼仪问题解决后，马戛尔尼首次拜访和珅，和珅问了一些关于欧洲形势的问题，马戛尔尼一再申明英国的和平愿望，也以很委婉的方式谈及发展两国商业对中国的好处，但和珅对这些全无反应，谈话也未进一步涉及任何实质性内容。 9月下旬回到北京后，马戛尔尼听说中国政府已经就英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件内容和今后如何应付英国人召开过专门会议，并且结论对英国人不利。他由此明白自己不可能在北京常住，于是决定次年2月过完中国新年后马上离开，并在这以前尽力同中国方面谈判。当他用书信将返程日期通知和珅后，和珅10月2日会见马戛尔尼，并以北京天气将寒、不利于英国人的健康为由，让他们趁河未上冻之前赶早由水路回去。马戛尔尼认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论出使目的的机会，终于说明了英王希望在北京常驻使节的愿望，并向和珅提出种种商业问题，但和珅却置若罔闻，会谈又无果而终。 10月3日，和珅又召见马戛尔尼以给付皇帝诏书，马戛尔尼趁机又对和珅提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问题。和珅只是回答，马戛尔尼可以随时递送照会。在皇帝答复英王国书的这份诏书中，明确拒绝英人在北京常驻使节的要求。于是马戛尔尼当天下午便就英商的经营特权问题写好一份有六点要求的照会。 10月7日，使团在皇帝指定的时间离京，临行前最后一次被召见，但皇帝没有到场，只有身着朝服的送行官员们。英使收到了皇帝的礼品清单和答复马戛尔尼照会中六点要求的敕书，其中明白拒绝了英国人想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的要求，关于北京货行、税收优惠和在舟山、广州附近分别拥有一块治外法权地的其他几点要求，则以沉默的方式予以拒绝。英国使团沮丧地离开了北京，本打算原路返回浙江定海后乘英国船离开，但10月底在山东时获悉当初停泊定海的使团旗舰“狮子号”已经驶去日本，于是改由内河前去广州并在12月19日到达。 1794年1月8日一行人登上已经到达广州海域的“狮子号”，于当年9月6日驶入朴次茅斯港，结束了这次精心策划却毫无成效的出使旅程。

三　使团的后续故事

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后续，一艘英国商船于1795年12月底停靠黄浦，携带英王、马戛尔尼和东印度公司给中国方面的大量礼品和信件。但这在中国眼里不过是又一幕外藩输诚之举，中方的回应也只是以前行为的翻版。英王给皇帝的信送到北京并得到乾隆1796年2月的回信，回信称“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27册，卷一四九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下”，中华书局，1986，981页）。 1804年，乔治三世又给中国皇帝带去一封信，并附上礼物，信中还对拿破仑意图关闭中法贸易表示气愤。可是嘉庆皇帝根本不理会乔治三世对中国遭受拿破仑“制裁”的“同情”，皇帝只当英王又送贡品来，以对待藩属国的口气回了一纸诏书。（苏慧廉《中国与英国》W. E. Soothill, China and Engl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7.）

乔治三 世 全家福版画

英国人始终没能理解中国的朝贡体制以及礼仪程序在该体制中的意义。清廷恪行《大清通礼·宾礼》中的相应程序——在馆、迎来、朝见、燕赉、送往，每个环节都不苟且以示柔远怀来之意。但同时礼尽而事毕，朝贡国的臣属地位与天朝在朝贡贸易中所能赐予他们的待遇都在这一套礼仪程序中得到表示和确定，贡使的使命也就随着礼仪程序的完结而结束。所以英国使团不会想到，英使的礼仪行为在中国人眼中仍然是属国贡使对天朝皇帝臣服的表示，因为他下跪了，而且完成了三跪九叩仪式中所要求的重复性。至于他是单腿下跪，则表明这是不谙礼制之“生藩”粗鲁的臣服举动，在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眼里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中方的记录表明，英国贡使行了跪叩礼。所以当时在现场目击、后来即位的嘉庆皇帝也留下了英使下跪叩头的印象，于是当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代表英国再度来访并坚决不肯磕头时，嘉庆便以马戛尔尼为依据而将阿美士德拒之门外。反过来，下旨“瞻觐事竣，即令起程”的乾隆皇帝也无法理解英使喋喋不休的谈判企图和想入非非的商业要求，他专门指定贡使自内河回广州途中所经过省份负责接替护送、照料管束的大员，已是极示恩宠，英国人还不满足？但同时不可否认，马戛尔尼提出的六项要求有涉及主权的内容，拒绝这类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令马戛尔尼同样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使命失败的消息传到欧洲，他在礼仪问题上费尽心思斡旋成功的两全方法后来在欧洲仍然被视为屈辱的表示，竟成为他本人备受指责的重要理由。在马戛尔尼返回欧洲不久所出版的一部依据使团多位成员笔记写成的使团行纪中，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议只字未提，也未写觐见时的礼仪程序，而只是说皇帝以最为正式的礼节接过国书，并且除了英使、翻译、副使斯当东（Gee Staunton）和见习侍童外，不许任何人在场。温特伯坦姆《中华帝国行纪》（Winterbotham, An 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Empire, London, 1795, p.58.）中虽然也提到所谓的谈判并没谈什么内容，但更多是表现使团受到的隆重礼遇，并大力记叙途中见闻，对使团的不利没有任何讽刺语调。这部1795年出版的书如果不是某位英国人对以往中国形象的缅怀，那就是有意隐瞒使团的丢脸经历并试图挽回使团在公众舆论中的声誉。考虑到1797年才由官方出版斯当东整理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而上述1795年出版的那部书中已能引用斯当东和其他人的记录，想来作者非等闲之人，那么以公布实情的方式来保留英国面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同时可见，英国人对于“叩头”与使团的其他遭遇深以为耻。二十世纪初的英国人仍对此耿耿于怀，比如曾在中国传教二十年后执教牛津大学的苏慧廉（William EdwardSoothill，1861-1935）调侃道，穿着长袍行三跪九叩礼仪不失为一道风景，可穿着长裤这么做就成了搞笑。对中国皇帝来说，该礼仪的内涵远大于形式，它是皇帝对其藩属国之权力的宣示。由此可见，中国皇帝堕落不堪，只喜欢看盛大的舞台演出。（苏慧廉《中国与英国》W. E. Soothill, China and England, p. 10-11.）言下之意，中国皇帝不关心实务。

四　引申的评论

然而比宣泄或掩饰屈辱更重要的是，马戛尔尼使团中多位成员都写了出使笔记，他们带来的中国形象一扫十七世纪传教士刻画出的美好与强大，却与十八世纪中期以来一些来华商人和军人描绘的中国形象相仿，即中国不过是一个粗暴专制的泥足巨人。与徘徊于中国沿海的那些商旅之行相比，英国使团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更长，接触中国社会更深入，所以使团成员对中国负面形象的描绘更有说服力，适足以成为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新知识”的起点。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眼中的中国 景象

考察马戛尔尼来华的时代背景，不能离开欧洲和世界的格局。在那里，英国人刚刚通过一系列法律并辅以战争，彻底打败了商贸与金融劲敌荷兰。

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还有法国）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从1651年起批准通过的若干《航海条例》就是最明显的典型事例，用来说明上述立法的针对性。这些《条例》规定，凡是商品均不许进、出口于任何英国殖民地，除非运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国船只，即为英国或英国殖民地所制造、拥有并由它们配备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员的船只。

十七世纪的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欧洲绝大部分货物运输，都是荷兰商船承担的，因为荷兰商船多、体积大、价格低廉、诚信高效。英国的新航海条例，明显就是要打击荷兰的“海上马车夫”角色，打击它在英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与殖民地之间）贸易中的中介作用。双方的矛盾空前激化起来，荷兰抗议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以国家利益为由，完全无视这种反对，拒绝废除航海条例，互不让步，最后只能诉诸战争。

如果是和平时期的经商，荷兰商船有成本与效益的优势，但是，打起仗来，这就成为劣势。荷兰商船速度缓慢，缺乏攻防装备，以商贸立国的宗旨使得正规海军不受重视。因此，当荷兰船只从世界各地驶回本国港口，在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受到英法两面的夹攻，有目击者叙述到，他在一艘被捕获的荷兰的印度贸易船上，看见了一个人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处于混乱中的、最大量的财富。胡椒通过每个漏缝散落出来。人踩踏在胡椒上，他在没了膝盖的丁香和肉豆蔻中行走，整间整间的房舱都堆得满满的。还有大捆大捆的丝绸和一只只铜板箱，他看见其中有只箱子打开着。这些劫掠达到很大的规模，使英国人在1652年战争开始后的两年里，从荷兰人那里夺得大约一千七百艘商船作为战利品（参《全球通史》下卷《1500年以后的世界》）。

尽管荷兰仍然是欧洲三大富国之一，就算到1770年代也是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亚当·斯密因此在《国富论》（1776年初版）说荷兰仍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由于国家本身资源的匮乏，地促民少，无法与英法抗衡，荷兰裁撤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自愿降低国际地位，甘心情愿沦为二流国家。荷兰人宁愿把两百多年来累积的资本，借贷给英、法等国的政府与企业，享受稳定丰厚的利息收入，也不愿对外冒险犯难。结果因为六十多年的军备废弛，在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被英国彻底打垮。九年后马戛尔尼来华，怎么可能跪倒在乾隆皇帝脚下，乞求公平贸易。

马戛尔尼以和平手段向中国人表示英国的强大富足，只是出于常情常理，马戛尔尼在从海路北上途中，就已经注重对东南海路及港口水文地理的侦查，既然已经探明中国的实力远不及英国，也不必再为未来采取武装对抗政策而心存顾虑。此外，马戛尔尼来访期间，此前两百多年里一直在中欧交往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差不多已零落殆尽。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马戛尔尼使团在中西交往史上的分水岭性质都格外突出，把它看作中西关系步入近代的开端并不为过。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眼中的中国图景

在近代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人的行事逻辑有“国际法”与国家利益两张牌。国际法讲基于规则的秩序，而国家利益则最终由军事实力来保障。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和其后的军事冲突，就是最为突出的事例。

马戛尔尼来华，当然也是搬出国际法，通过谈判建立互惠型伙伴关系。这种互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冥顽不化的清政府只把远西来使当作一个又一个朝贡国的“藩使”或“贡使”，关心完整而又正确地执行朝贡礼仪，连经贸博弈的动机都没有。

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英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坚持与友好的中国商人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从不考虑侵略中国领土，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在以下三个选项中择一而行——诉诸武力，屈从妥协，或者放弃贸易。可是，当世界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之时，清朝皇帝却连与俄国人交涉时的那点务实眼光都迷离黯淡，英国人自然不愿妥协，权衡之下当然选择第一项。

其实英国人没有自称的那么善良，在他们打好印度次大陆的基础之前，当然没有条件贸然对中国动粗。进入十九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也成熟巩固，终于能够突破印度的边界大举挺进中国。然而清朝的国力衰落以及无视外部世界而日趋封闭自守，使它失去了同西方新兴强国建立合理关系的机会，终于在加速旋转的世界舞台中晕眩和迷失。当朝贡体系被强行突破后，中国被迫痛苦地去学习另一种与世界交往的方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19年第8期“交流与比较”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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