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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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炒沙作縻终不饱，缕冰文章费工巧。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史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
张君劢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具有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曾引发“科玄论战”，被称为“玄学鬼”， 又因起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曾反抗包办婚姻，与妻子王世瑛自由恋爱，相濡以沫二十余年，共同谱写出了一曲鹣鲽情深的动人恋歌。
勇敢逃出旧式婚姻的牢笼
1906年春天，张君劢在家乡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非常隆重的旧习俗，与沈氏结婚。这次婚姻是旧式婚姻，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和爱情可言。结婚不到一个月，张君劢就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就读。
夫妇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加上张君劢常年在国外留学，这桩旧式婚姻，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
直到张君劢遇到王世瑛，他心中沉睡的爱情被唤醒，才有了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第二次婚姻。
而王世瑛在认识张君劢之前，也有过一次情感的波折。她的初恋对象是郑振铎。
1899年，王世瑛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一个名门望族。王世瑛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时，在此校读预科的谢婉莹（冰心）认识了王世瑛，并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说：“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作为高年级学生的王世瑛，也很喜欢谢婉莹，两人的友情从此开始。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王世瑛才能出众，担任该校学生会主席。
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女高师涌现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群体，后来为人所熟悉的有：陈衡哲、冰心、庐隐、林徽因、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等人。她们灿若群星，王世瑛就是其中“一星”（冰心为王世瑛起笔名“一星”）。《海滨故人》是庐隐早期的成名作，小说反映了几位女大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恋爱经历。庐隐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才女们：她与校学生会主席王世瑛，文艺干事陈定秀、程俊英结成了好友，四位才华横溢的才女以春秋战国时的“四公子”自诩。
郑振铎与庐隐、王世瑛等人，都是福建籍的学生。五四运动的浪潮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在文学上的才华让他们惺惺相惜，共同的福建籍身份让他们的情感交流更是水到渠成。
五四运动中，在一次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演讲集会上，王世瑛认识了郑振铎。他们经常通信，一起办文学杂志。本来就互有好感的年轻人，因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感情升温。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王世瑛的母亲了解到郑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家境贫寒时，竭力反对两个新青年的恋情，她说：“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还代代为官作宦；你的父亲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王世瑛非常痛苦，郑振铎更是经历了一场情感的煎熬，常常借酒浇愁。
王世瑛没有勇气挣脱家庭的束缚，冲破社会的阻力，与心上人郑振铎结合。日子久了，两人各自开始了新的感情。郑振铎二十六岁时娶了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为妻，而王世瑛，认识了张君劢。
（张君劢与妻子王世瑛）
缘起于泰戈尔访华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相识，说起来，还应该感谢泰戈尔访华。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对一批赴美留学生发表《人生观》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演讲，成为一个重磅炸弹，在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张君劢和丁文江，这一对好朋友，当场就激烈辩论两个小时。梁启超和张君劢是玄学派的代表，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为科学派代表，双方在报刊口诛笔伐，持续辩论，历时半年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之所以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就是要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当时正是“五四”之后，“赛先生”旗帜高扬，气势正盛，科学派一方名流众多，几轮笔战下来，看似不了了之，一般认为科学派在论辩中略占上风。从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科学神”丁文江勇斗“玄学鬼”张君劢的痕迹。
张君劢本人虽然被对方讥为“玄学鬼”，但他并未觉得贬低自己。他接过老师梁任公的笔，洋洋洒洒，八面生风，纵横论域，成为一代大家。值得一提的是，张君劢喜欢文言的写作风格，著书立说拒绝使用白话文。
1924年，泰尔戈访问中国，他在张君劢上海的家中发表演讲，仍能感受到科学玄学论战的余音。
那是1924年4月13日的下午，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出现在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的草坪上，上海各界在此举行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
张宅的草坪上，主人特意用柳枝和盛开的桃花、杜鹃，把草坪装点得春意盎然，以此欢迎这位写下《园丁集》的印度诗人。草坪正中央安置了一张红绒沙发，是为泰戈尔准备的位置，其他来宾坐在前排的凳子上。闻讯赶来的青年学生，一群群坐在草地上。
张君劢用英语致欢迎词后，大家聆听诗人发表他抵沪后的第一次演讲，并由徐志摩翻译。演讲词很快发表在报刊上，题名为《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在随后泰戈尔的行程中，泰戈尔发表演讲，有人到场发反对的传单，令张君劢、徐志摩大光其火。原来，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有不少人认为，泰戈尔是张君劢搬来的救兵。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如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刷着人们的思想，泰戈尔无意中被卷入了旋涡。
泰戈尔访华，老诗人窥破了新诗人徐志摩的烦恼，那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但是林徽因已经和梁思成有了婚约。老诗人对徐志摩爱莫能助，写了一首小巧的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泰戈尔访华没有促成徐志摩和林徽因，但无意中促成了张君劢与王世瑛，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因泰戈尔访华，他们有了见面的机缘。
1923年，在北京文化界筹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经郭梦良和庐隐的介绍，张君劢见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毕业的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可谓一见钟情，她清秀的容颜，不俗的谈吐，横溢的才华，让张君劢感到传说中的爱情在他的心中复活。于是，张君劢发动情书攻势，在不断的鱼雁传书中，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了。
面对张君劢的爱情攻势，王世瑛有点犹豫不决，她想到了在美国留学的好友冰心，遂写信请她帮自己拿主意。冰心后来回忆说：“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的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
（泰戈尔在甲板上与张君劢（右三）等欢迎者合影）
“谨以此书献于释因女士”
1924年的春天，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追求。这年6月，王世瑛率领福建女师的学生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张君劢为王世瑛提供了诸多帮助，两人朝夕相处，互相了解更加深刻。当时，正值国立自治学院经费遭到否决而需要张君劢全力争取之际，尽管他特别繁忙，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每日和王世瑛的约会是不能取消的。十几天过去，两人都感受到情意绵绵，分离也不能将两人阻隔。王世瑛回福州后，情书把分处上海和福州的恋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5年，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沈氏正式离婚之后，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这年张君劢三十九岁，新娘王世瑛二十六岁。
说起来，张君劢与小脚的原配夫人离婚，迎娶新女性王世瑛，和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娶陆小曼，大致类似。只不过，张君劢和王世瑛的婚礼，没有徐志摩和陆小曼那样备受关注。
好友结婚，冰心虽然在美国，但邮寄了贺礼给王世瑛——一只镶着橘红色宝石的手镯。冰心于1926年秋天回国，一到上海，就去看张君劢、王世瑛夫妇。
“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地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地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郑重地向他们一一道贺，为他们祝福。”
结婚后，王世瑛开始相夫教子，不事写作，成为民国文坛上一道消失的虹影。
除了主持家务外，王世瑛还像张君劢期待的那样，成为了张君劢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夫妻恩爱之情，在两人刊行的作品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
王世瑛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到日本考察访问，写下了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旅行日记》。《旅行日记》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日教育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它是王世瑛花了两个月实地访问考察的心得报告，其夫婿张君劢言：“及毕业，游于日本，所作游记，（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一时传颂。”
张君劢在后来出版的译著《政治典范》的“译者侧言”中这样写道：“译书之苦，在译者拘于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读者转觉得其意义晦塞，文字生涩。本书每章译成，请内子释因（王世瑛的笔名）先读，认为文义不显豁者即加笔削，赖氏（指《政治典范》原作者拉斯基）于序中声明得其夫人之助，我亦之然。”为了感谢夫人王世瑛的“校稿之劳”，他在《政治典范》译本的扉页特意注明“谨以此书献于释因女士”。
突如其来的绑架案
张君劢、王世瑛夫妇不仅在学术和写作方面互有裨益，在生活上也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他们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绑架的生死考验。
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由于张君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猛烈批评，杂志发行十期即被停刊。
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一天，张君劢和平常一样，讲完课步行回家。在回家途中，突然，后面的一辆汽车上跳下几个彪形大汉，迅速把他装进汽车，扬长而去。张君劢一介书生，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他面对变故，并没有惊慌失措。他断定自己是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附近，因为每天清晨，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警备司令部的号声。
张君劢被绑架后，绑匪天天给张君劢家中打电话，要张家拿出巨款赎人，声称不照做会先割下张君劢的耳朵。当大家无比惊恐之时，王世瑛却态度大方，头脑冷静，“较君劢尤有党魁的坚强明朗”，她判断张君劢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学者，绑匪绑架他肯定不是图财，而是有政治目的，想以此逼迫上海知行学院解散。果然如王世瑛所料，张君劢经常被审问“为何批评国民党”。
绑匪见恐吓无效，张君劢不为所动，于是，连番电话威胁王世瑛，说如不交钱赎人，就把张君劢的头砍下，扔在大西路旁。王世瑛虽然时时刻刻担心丈夫的安危，但对绑匪的威胁没有妥协。如此僵持了十多天，张君劢对绑匪发誓：“倘我素有积蓄，不与君等共之者，则我一家三儿定遭天殃，自绝人世。”王世瑛和其他亲友又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疏通，张君劢最后被释放，但这次绑架给他留下了创伤——他的腿在遭绑架时被车门撞击，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落下终身残疾，不良于行。
抗战中期，张君劢因推动宪政运动，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长达两年。在此期间，张君劢不仅失去人身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经历了人生一大不幸——爱子国康夭折。被绑架，被软禁，这是书生问政的烦恼，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高居象牙塔。
1934年，张君劢、王世瑛夫妇从德国游学回来，张君劢接到燕京大学的聘书，为了便于执教，全家住在燕园。此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也在燕京大学执教，两家住得很近，过从甚密。冰心在文章中写道：“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民盟部分负责人在南京梅园合影（右二为张君劢））
“忍负海誓山盟”
张君劢和王世瑛鹣鲽情深，生育了五个孩子，第五子国康不幸夭折。由于张君劢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几乎没有时间管教子女，甚至连和孩子在一起嬉戏、游玩、谈话的机会都很少，好在王世瑛温柔敦厚，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这一点，冰心印象深刻，称“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
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1945年，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此时，张君劢正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闻知夫人去世的噩耗，他“伤心欲绝”，为失去这样一位“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的贤内助而痛苦。而在上海的郑振铎由于正蛰居，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他才获知此噩耗，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的字句。文字简短，意味沉痛。
而冰心，直接写了纪念文章道出王世瑛去世前后的详情。
1945年3月初，冰心得知王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为张君劢和王世瑛夫妇高兴，这样他们也许可以从失去幼子国康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此时，吴文藻和张君劢都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冰心把这个喜讯写信告诉了吴文藻，请吴文藻转告给张君劢。天有不测风云，喜讯不料变成噩耗：“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到歌乐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冰心从这个意外的打击中刚缓过神来，就给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瑛之弟王世圻夫人）分别写信，询问了究竟。
张君劢远在美国，不能见亡妻最后一面，想起当年写情书的时光，不由得泪流满面。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谁料到，是天人永隔。
1945年6月，张肖梅女士访冰心，出示了张君劢挽世瑛的联语：“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张肖梅提到张君劢赴美前夕，王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1946年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自重庆运回上海，12月29日安葬于真茹乡横塘先人坟上。张君劢在繁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表以思念：
曹植之赋曰：入空室而独倚，对孤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此正我于役美洲，闻夫人与世长辞，伤心惨绝之感想也。自结缡以来，相处二十年，实为世界政潮汹涌之会，为民主反民主斗争之时期。我以渺渺之身，不自量力，每思所以左右之，困心衡虑之。乃变故叠起，夫人亦缘是出入艰难困顿之中，而忧伤憔悴以死矣……呜呼！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何期古人之言，若预为我留此写照耶？
张君劢怀着对亡妻王世瑛的不尽思念，没有再娶，孤独地度过余生。
1969年2月23日，晚年力倡新儒学的张君劢，走完了一生。对于“明日之中国文化”做出展望的哲学家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王世瑛去世后，经常有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性，手捧一束鲜花，来到王世瑛的墓地，安放在她的墓碑前。这个人就是王世瑛的初恋情人——郑振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全家搬到北京。郑振铎每次到上海办事，总要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献花。最后一次去上海是1956年年底。而这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手拿一束鲜花，默默地在公墓边的小径上走着的中年男子了……
一年多以后，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访问，次日，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卡纳什上空失事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一星”遽然飘逝，但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为之黯然神伤。逝者活在生者的记忆中。王世瑛若泉下有知，定会了无遗憾了。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刘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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