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不能忘记 武穴籍“夜摸常胜将军”王友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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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不能忘记 武穴籍“夜摸常胜将军”王友钧

共和国不能忘记

武穴籍“夜摸常胜将军”王友钧

史俊杰

王友钧(1911~1935)

王友钧,又名 王友均。 1911 年生,湖北广济(今武穴)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 。 1930 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 ,在红 15 军当战士。 1931 年 1 月,红 15 军与红 1 军合编为红 4 军。在军部特务队任战士、班长、队长。同年 11 月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队队长,参加了 鄂豫皖苏区 反“围剿”和 黄安 、苏家埠等 战役。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途中,他率特务队担任前卫,屡立战功。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职务晋升很快。1933年初任第73师218团1营营长。同年7月,任红31军第91师271团 团长。1934年8月任第9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他擅长指挥夜战,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中,曾率手枪队夜袭并摧毁国民党军1个团部,被誉为“夜摸将军”。所率第271团曾荣获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授予的“夜摸常胜军”奖旗。

1935年5月参加长征。6月,调任红4军第10师师长。8月,在指挥包座战斗中,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年仅24岁。

01

许世友将军的爱将

包座战役的记载: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负责主攻的十师官兵在攻占了外围要点之后,突入了寺院。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 红军扫射。一 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

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们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20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已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十师的红军官兵怒吼着向敌人冲去。

国民党军在逃跑前点燃了寺院里的粮库。

红军官兵一部追杀敌人,一部扑打着火焰。在大火中,他们抓起被烧焦的麦粒大把地往嘴里塞。

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

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

年轻的红军师长王友钧被安葬在求吉寺寺院东侧的山上。

红军不惜一切拿下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包座一战,毙伤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近两千支,还有大批粮食。这是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从作战指导上来看,是由于我军及时掌握了敌情,首先歼灭了包座地区的守敌,为打援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中,正确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取得这一胜利的重要因素。广大指战员刚刚走出草地,未经休息便投入战斗,忍受着饥饿,奋不顾身地勇猛杀敌,终于歼灭了敌人,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红军迅速北进。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

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3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

02

王友钧的同乡和战友陈康

陈康(1911~2002)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昆明军区代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名陈五和,1910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归黄冈市管辖)花桥镇陈闸下垸。2002年5月23日零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陈康于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原名陈五和。1910年4月7日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郑公塔镇闸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五。幼年因家境寒苦,与学堂无缘,7岁起就当起了放牛娃。1927年参加本村赤卫队。1930年7月,鄂东红8军第4纵队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他报名加入第4纵队,成为红军一员。随后,红8军第4、5纵队与阳新县沿江游击队合编为红15军,转战至鄂东北,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并于1931年1月与红1军合编为红4军。此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征战,参加了双桥镇、磨角楼、黄安、苏家埠等战役战斗和苏区反“围剿”作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29团排长、第73师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任红31军92师274团营教导员、营长。1935年3月嘉陵江战役中,他曾在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直接指挥下,率全营勇猛拼杀,一举夺占被国民党军称之为“插翅也难以飞过”的川陕要隘剑门关,为夺取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5月后参加长征,历任红9军25师75团副团长、第27师80团团长,红31军第91师276团团长。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调任新四军补充营营长。1939年1月奉调八路军第129师,任随营学校教员、营长兼主任教员,翌年10月起任第386旅17团副团长、团长,第772团团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岳区反“扫荡”。

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3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3军副军长,先后参加了上党、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3军军长。1954年于军事学院毕业。1956年起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中缅勘界警卫作战。1968年8月起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77年12月重回部队任职,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11月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5月23日在北京逝世。

03

王友钧的交通队班长李德生

李德生(1916年4月—2011年5月8日),河南新县陈店乡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

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德生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

04

王近山曾是王友钧的副手

说起王近山,大家立刻会浮现几个词汇,能打,厉害,勇猛。 好像他 是战无不克的无所不能的。 没错。 王近山的确厉害,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 在革命史上,王近山却是另一名将的副手叫王友均,湖北广济人。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凭借战功,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中当上了副师长。 当时的师长就是王友均。 可以说,王近山是王友均的副手。

关于王友均,那真是一个传奇。第一,他因为善于夜战,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夜摸将军。第二,王友均15岁参加红军,到18岁就当上了团长,当兵三年就是团长啊,跟许世友很像。

所以,许世友很喜欢王友均。许世友当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王友均是他手下第十师的师长,王近山是副师长。在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的包座之战中,王友均和王近山一起冲上去。

最终,王友均牺牲了。许世友痛哭,大骂,说什么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王近山也是痛哭流涕。多么年轻的师长啊,却血洒包座。王友均牺牲后,王近山把他的秘书汪运祖带在身边,以示对战友的告慰。汪运祖后来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活了101岁。

05

王友钧的早期领导王宏坤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以红十师为全军前卫从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红十师则以师部特务队为全师的尖兵在前开路,师特务队有130多人,队长就是王友钧。他最早来自由蔡申熙任军长的红十五军,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与原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他调到红十师。

红十师师长王宏坤十分欣赏他,夸他是:“挺机灵的小伙子”。所以,十师做前卫进秦岭,师长王宏坤就把在前面开路的重担交给王友钧。

12月5日下午,当师部快抵达秦岭南麓的出口小河口镇时,接到特务队长王友钧的报告,他们捉到一个土豪和他太太。经审问得知这是一位刚卸任的县长,正在返回原籍陕西汉中途中,带了40多背篓的橘子。师长让王友钧把橘子留下,人交方面军总部处理。他们留下了10多篓橘子,让分给战士们,剩下的橘子就放在路头留给后续部队。

结果,王友钧缴获的橘子闹出了笑话。因为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橘子不知怎么吃,也不管红的、青的,拿来不剥皮连皮就吃,一咬又苦又涩,只好又扔了。可是,却见师长王宏坤只拿红的,而且吃的津津有味,便问他怎么回事,师长说:“剥皮嘛!”

因为,大家拿的橘子都扔掉了,没有橘子了,就围住师长,把他口袋里装的好橘子全搜去了。

下午5点,他们到达小河口镇,住了一夜。第二天出发去打城固县城,渡汉水。三十团为前卫,王友钧指挥师特务队则经河西岸翻过山岭向城固县以西迂回来牵制敌人,以掩护师主力在东面的行动。

上午9点,部队在小河口秦岭的出口处,遭敌陕军三个团的阻击。三十团进攻受阻,王友钧率特务队在南面山外与敌激战。师长王宏坤迅速调整部署,调二十九团爬上高山,抄到敌后,把堵口子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三十团乘机冲出了山口。二十九团猛追逃敌,攻下城固县城东面一山寨,歼敌两个营。王友钧带特务队配合追击的三十团,包抄敌人,又在城固城外歼敌一个团,残敌向汉中逃去,红十师乘胜占领了城固县城。

在翻越秦岭,占领城固县的战斗中,王友钧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北部的通、南、巴地区后,各师按方面军部署展开,进行开辟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斗。开始阶段十分艰苦,部队的衣食住行都要各师自行就地解决,而这些都需要钱。红七十三师尤其缺钱,时任师长王树声手头无钱,但他知道他的堂弟红十师师长王宏坤的红十师有钱。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堂弟有个特点,特别重视后勤,重视被装和钱物。每打下一个地方,就搜集布匹钱财,所以红十师在方面军几个主力师中是最有钱的。

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的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刘英,红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需到白区治疗,方面军没有经费,还要跟红十师要。并且,红十师的军装也比其他师多一套夹衣。而搞钱、粮、物这些东西,师长王宏坤就是经常利用王友均的聪明机灵让他去整。

在西征途中第一次翻越秦岭时,红十师担当方面军后卫走在最后,正好碰见方面军因肃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劳改队挑着装满大洋钱的担子,他们走得很慢,一旦落伍,人和钱就要被敌人搞掉。师长王宏坤见状下令十师把钱分了,每个干部装上一些带走,使劳改队轻装跟上队伍,这一下十师更有钱了。

正因如此,王树声实在没办法了便去找堂弟王宏坤要钱。

“宏坤啊,我们师没钱了,我知道你是财主,就你们十师有钱,能不能支援一下?”王宏坤告他:“五哥,你来晚了,进川后,方面军总部说他们没钱了,就跟我要钱,我只好留下本师要用的钱,剩下的钱全给总部了,搞得我也没多余钱了。”

“那怎么办呀?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嗯......这样吧,我给你个人,他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他很机灵能干,会划拉东西,搞这些绝对是把好手。”

“他是什么能人啊?”

“他呀!是我们师特务队长王友钧。”

“好,这人我要了。”

这样在1933年初,王友钧离开了红十师调到了红七十三师,任该师二一八团一营长。王友钧的到来不仅帮七十三师解决了急需,还把红十师善打夜战的传统带到了该师。王友钧就成了这哥俩先后的爱将。

当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王友钧任该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团长,带出了一个擅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出敌不意、出奇制胜的英雄团。他屡建战功,成为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和重用。

1934年8月,由于他战功卓著升任九十一师副师长,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三路、反六路围攻。他当了副师长依然战斗在最前线,艺高人胆大,在反六路围攻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居高位甚至只带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人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和俘虏安全返回。为此,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

1935年6月,调回红四军,任红十师师长。

1935年8月底,作为红军右路军之一的红四军,第一次过草地后到达草地边缘的包座。此时,敌胡宗南已派重兵把守包座,利用山险隘路,修筑了许多碉堡,备有大量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防守的防御阵地。并派出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

8月29日,我右路军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发起了包座战役,王友钧率十师参加了攻打包座求吉寺的战斗,战斗中,王友钧见进攻的战士们在敌人的炮火中纷纷倒下,急了,杀红了眼,一把从战士手里拿过来轻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就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部队的攻击。他站立着射击,全然忘记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一颗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身躯慢慢的倒下,红四军的一位战神陨落在了求吉给嘎山下。

战后,十师的战士们将他的遗体与其他烈士的尸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此时,他年仅24岁。他的牺牲令方面军领导,令王树声、王宏坤他的两位前任领导都十分难过。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第二次过草地北上路过时,还专门到王友钧及包座之战牺牲的烈士坟前,献上一束野花,表示沉痛的哀悼和缅怀。

敌人(10)红军(28)师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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