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是什么时候经济情况，清朝末期的经济是怎样的

Posted 2023-01-03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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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是什么时候经济情况，清朝末期的经济是怎样的

清朝末期的经济是怎样的

　　一、清末经济立法的产生及发展阶段（一）甲午战争后到清末"新政"前的经济立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但此时的工业尤其是采矿、航运、铁路等大型产业部门仍然是由政府以官办的形式垄断经营。这些官办企业的组织形式、管理及经营方法与古代官营手工业作坊或官办矿场并无质的分别。除工业、运输业有一定的发展外，其他近代经济部门如银行业还尚未萌芽，因而以调整近代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经济立法当然也没有发生。到七十年代，继承了古代官办手工业的一切弊端的官办企业陷入了困境，再加上政府委派的企业管理人员对近代机器工业的无知，它们几乎已经无法进行再生产。甲午战败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对官办企业不可能继续投资。这一局势迫使清朝政府改变原来完全由国家垄断一切重要产业的经济体制，迫使其允许私商参与上述产业的兴办，因而具有近代化色彩的经济管理法规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制定颁布的主要经济法规有：1898年公布的《内港行船章程》、1898年8月颁行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以及1897年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上述法规分别对私商开放了新式轮船在内河的自由营运与贸易，以及采矿、铁路运输的经营。　　（二）清末"新政"时期的经济立法　　庚子变乱后，清政府为应付政治与财政危机，宣布实行"新政"。因经济体制的改革较之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安全些，因而"新政"首先是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传统的工商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宽对私人资本参与近代工商业的限制，制定法律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并保障其利益，兴办近代金融业等等。其主要的经济立法如下表：　　1903--1911年清末公布的主要经济法规一览表类别法规名称公布时间综合性法规《商人通例》与《公司律》1904年1月21日《破产律》1906年4月25日部门经济法规商标与专利法规《呈请专利办法》1904年6月23日《改订商标条例》1904年财政法规《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1911年2月12日《清理财政办法》1908年12月21日《清理财政章程》1909年1月11日金融法规《试办银行章程》1904年3月《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1909年7月23日《大清银行则例》1908年2月17日《交通银行则例》1907年12月8日《银行通行则例》1908年2月17日《币制则例》1910年5月23日《兑换纸币则例》1910年6月16日矿业法规《筹办矿务章程》1902年3月17日《矿务暂行章程》1904年3月17日《大清国矿务正章》1907年9月20日交通运输法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12月2日社团法规《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1月11日《商船公会章程》1906年2月11日《农会简明章程》1907年10月20日　　二、清末经济立法初步构建了中国近代化的经济制度体系（一）工商管理体制的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以前，清政府掌管全国工商与财经事务的职能机构分为三大系统：管理全国官营手工业的工部系统、管理全国税收及专卖的户部系统以及负责宫廷、皇族工商及财经事务的内务府系统。这种工商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其一，工部与户部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采用的完全是行政的方法，对工商资源的配置完全基于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从社会利益，更不是顺应市场的需要安排；其二，户部对私营工商业所关心的只是收取税款，以及尽可能的限制，以保证国营手工业与专卖利润，而完全缺乏服务的职能；其三，内务府的设置不仅使工商管理机构重叠设置，而且使工商行政管理与市场需要更趋背离；其四，工部与户部都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如户部内部不是依经济管理的职能部门为单元分司，而是以省为单元分设14清吏司，从而形成了以分散管理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而各地方的经济管理权主要掌握在督抚手中，不利于经济的统一，因而也就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又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形成的重要前提。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一切洋务包括通商事务。后来，总理衙门的职掌逐渐扩张，凡有关铁路、电报、关税、矿务、制造、贸易等近代工商事务均由其掌管。但这一体制具有很明显的弊端。首先，总理衙门对近代工商经济的管理只是兼职而并非专门机构；其次，其下所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仍以地域而不是以经济部门为单元进行管理，比如对铁路、通讯等事务，还是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分别在所辖区域内行使管理权，事权仍无法统一。　　甲午战争以后，在维新派的促动下，清朝政府对工商管理体制进行了有限的改革，开始根据近代经济部门的分类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管理矿务和铁路；设立农工商总局，管理农工商事务；各省设立商务局管理本省商务。这一次改革初步改变了经济管理主要以地域为单元的模式，开始尝试以经济部门为单元实行系统管理，并从单纯的行政型控制渐变为含服务性的管理。根据总理衙门奏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的奏折所言，商务局的职责是"将该省物产行情，综其损益，逐细讲求。其与洋商关涉者，丝茶为大宗，近则织布、纺纱、制糖、造纸、自来水、洋胰子诸业，考其利病，何者可以敌洋商，何者可以广销路，……经督抚为之提倡" 。但这一改革是有限的。首先，上述机构在职能上很不明确，还未能完全摆脱古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兼行政与经营于一体的模式。光绪皇帝在颁发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的上谕时，只是笼统地说"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管理"，其后颁布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也没有就铁路总公司、矿务局与矿务铁路总局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从各省商务局的实际活动看，商务局既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同时又可从事经营活动。1896年初，张之洞奏准用息借商款60万两，另加息借官款，作为设立苏州商务局的股本，从事商业经营。山西商务局根据它的集股章程，负责"一切招商集股事宜"。这样的商务局，更象是一个官督商办的公司，而不是政府管理商务的机关。其次，新体制也并未能完全打破经济管理以地方为主的传统格局。如在关于设立农工商总局的上谕中没有说明总局与各省由督抚设立的农工商分局之间的隶属关系，各省农工商分局被控制在督抚手中。最后，新的经济管理机关的权力非常有限。如各省商务局的职能性质主要还不是行政机构，而只是向督抚提供信息的咨询机构；关于农工商总局的职权，上谕也仅规定为对农工商事务"随时考察"具奏，显然它还不具备统一管理全国农工商事务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农工商总局即被取消。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于1903年8月设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农工矿商诸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商部仿日本下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分别管理招商、农务、路矿、工商等方面事务。新设商部要求实行服务性管理，要求在"所有商人求见或投递禀牍及面诉商情自当输诚以待，破除京外衙门吏阻隔之弊"。1906年7月实行官制改革时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1907年6月，将原属农工商部的交通及邮政事务单独划出，新设邮传部作为最高交通运输管理机关。地方商务管理机关则渐有垂直之象，先是商务局改隶商部与地方督抚双重领导，其后于1908年5月各省设立的劝业道也被置于督抚与商部双重管辖之下。　　"新政"时期工商管理体制的又一重大变化是设立商会，实行商会自治管理。中国古代自唐朝始，政府要求同一地区的同业商人组织行会，一方面负责管理本行对内对外事务，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业商人接受政府分配的各项摊派任务。其对本行业的管理主要出于维护本地区本行业的行业垄断利益，对本行业成员的原料、市场及生产规模实行限制性分配，不允许行业外人员从事本行经营，以避免内外竞争，因而具有较强的行业与地域狭隘性。此外，由于行会为政府所扶持，因而也是政府勒夺商人的一个中介机构。1904年1月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改变了古代这种狭隘的行业管理模式。首先，商会是更大地域范围内所有工商业者的联合会，不再是较小地域某一具体行业的组织。依《商会简明章程》，商会最高可于省范围内组织。其次，商会的对工商业的管理方法不再是行会的壁垒式限制性管理，而是广泛地联络工商业者，为工商业者提供诸工商信息、商务合同公证、商务仲裁以及引导商家采用新式记帐方法等项服务，以促进工商各行业的共同发展。再次，商会还应当协助政府对工商业活动实行调控，对商人"攸关民生日用各物，无故高抬藉端垄断等情"，予以稽查并适当处理，以维护社会利益。　　北洋政府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清末确立的近代工商管理体制。1912年，主管工商业、农业与交通的三大经济部门的分别确定为工商部、农林部与交通部。1913年，工商与农林两部并为农商部，与清末无异。至于商会自治管理体制，1915年北洋政府修订公布《商会法》不仅重申了商会参与工商管理的职能，而且还明确规定，"（省）总商会、商会得联合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进一步将商会的组织范围扩展到全国。　　（二）初步实行了从行政特许经济到自由主义法制经济的转型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被迫开放了对外贸易，但对国内的工商业经济仍然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古代的行政特许权制度。如在甲午战争以前，矿业、铁路、轮船运输等仍只能由政府经营，私商经营必须获得政府的行政特许，如1872年清政府同意以民营企业身份出现的轮船招商局向政府作若干"报效"为条件，特许其开办轮船运输。其他工商业虽一般允许私商经营，但也存在着不成文的"专利"垄断特许制度。如上海机器织布局获得了"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以致"从1882年到1891年的十年时间，中国没有出现一家私人资本主义纺织厂"；天津电报局成立时，获得了清政府批准的经营商用电线和架设电线的专项特权。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清末实行新政以来，清政府在绝大部分经济领域实行了较大程度的开放，允许并鼓励私商自由经营，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倾向。　　1895年，清廷电令各省督抚准许"内河行小轮以杜洋轮攘利"，但尚未制定为法律。1898年，清政府始公布《内港行船章程》，规定"中国内港嗣后均准特在口岸注册之华各项轮船，任便按后列之章，专作内港贸易"。1896年初，御史王鹏运奏请清政府"特谕天下，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请开采，地方官认真保护，不得阻挠"，为清政府批准。1898年8月颁行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私商自由经办铁路与采矿的权利。　　（三）开始引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公司制，并将其法律化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民营经济组织的最高形式就是合伙。因合伙形式是一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联合，因而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合伙制共同经营的特点限制了资金筹集的规模，难以满足近代工商业社会化生产对资金的需要；其次，合伙制要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风险很大的无限与连带的清偿责任，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最后，合伙企业的经营决策由各合伙人协商一致通过方能作出，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合伙制的局限，再加上清政府对早期军事工业及其配套的民用工业的垄断政策，因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清朝近代工业的组织形式仍以官办为主，民营企业极少。　　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继承了古代官办手工作坊的一切弊端，再加上政府委派的官办企业管理人员对近代机器工业的无知，造成了官办企业无法进行哪怕是简单的再生产，故而清政府不得不引入了西方公司制中的股份制，将官办企业租赁给私商，或在官办企业中注入商股。最早引入私商股份的是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到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形成了清末第一次"公司热"。　　为了保证政府对这些股份化公司的控制，清朝廷迟迟不愿意颁布以保障商股利益，限制公权干预公司营运为主旨的公司法，而是以权利义务关系极其模糊的所谓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体制来操纵这些实行了股份化的企业。所谓"官督商办"，即公司资本全部由私商以股份方式筹集，但股东权利必须受政府的监督乃至干预。对这种企业管理模式，李鸿章在1872年在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概括了其大致原则。他说："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由于清朝政府对官督商办的企业管理体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规，因而作为洋务专家的李鸿章的上述表述遂成为清朝官督商办制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虽引入了股份公司制，但却与西方近代真正的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的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来自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上即使是政府股东也只能依其出资份额享有权利，政府对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并无干涉之权。但在李鸿章确定的上述原则中，政府即使不投入任何股份，也有权干预公司经营，而且对公司盈亏不负任何责任。此外，由于没有相应的法规明确规定官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必然导致政府委派到公司的官员尽可能地扩张其权力，从而造成官商之间更多的纠纷与矛盾。实际情况则是，在官督商办公司里，公司的总办（督办）、会办、帮办等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大宪札委"；商股则完全处于无权地位，"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人鼻息；局费之当裁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许多公司都不按期召开股东大会，即使召开股东大会，"但都是敷衍塞责而已"。近代《公司法》的缺乏还使得各公司没有独立从事民事活动的法人资格，从而任官宰割；不可能形成体现近代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的权力相互分立，相互制约的运作机制，其衰败的结果也就成为必然。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以及公司的因无序运作造成的衰败使得公司形象大受影响，"人人视公司、股份为畏途"。晚清兴起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消退下去了。

清朝末年的经济状况怎样?

GDP是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多，而且很少买外国的东西，都是洋人高价来买咱们的。所以国民生产的东西价值很高。说GDP高是没错的。

穷则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对内对外的战场。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场，中法战争，后期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把国库里的白银掏空了。但是人民手里的钱也不多。大部分的白银落在了地主，官僚，买办，外国商人的手里。人民穷，政府更穷。另外，当时不是向外国贷款贷不成，而是国外争先恐后的要贷款给中国。因为贷款是需要抵押的。作为一个政府向其他国家的私人银行贷款，大部分就是把自己的税收给抵押出去了。而国外的银行控制了你的税收，就等于控制了你的经济。更有利于盘剥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清朝末期经济,举例子

在经济总量方面，按中日英美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从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中国与英国相当，分别占19.7%、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1880年，英国制造业将中国落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直到1900年，中国（6.2%）才落后于美国（23.6%）、英国（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从GDP数据看，清末中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虽然不能跟英国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强国之一。经过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而“同光中兴”顾名思义就是洋务运动

清朝末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是什么现象

GDP是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多，而且很少买外国的东西，都是洋人高价来买咱们的。所以国民生产的东西价值很高。说GDP高是没错的。

清代中后期的经济结构特征

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当时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在清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自然经济有所分解，形成早期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清朝中期的经济应该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与前朝相比，已经增多了商品交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了，但仍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形成差距

清朝末年的社会背景

首先明确一下清朝末年的时间概念。一般来说，清朝末年被看作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

这段时间内社会背景主要有： 1、经济上，小农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缓慢，但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小农经济逐渐瓦解，中国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相继建立一一批近代工业（包括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和民族企业）。 2.政治上，清政府依然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逐渐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维新变法和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 3.外交政策上，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逐渐从天朝上国的思想中转变过来，由原来的对外称“夷”改为称“洋”，建立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专管对外事宜等。 4.内政上，1851年—1864年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5.外部环境上，西方列强相继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继续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最终进入半殖民地社会。

清朝前期，经济发展的表现有哪些?

康乾盛世--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

清朝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进关，定鼎北京，历经18年，削平群雄，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福临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现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是为圣祖。经20年的时间，近一步治乱，特别是从康熙二十年（公元1671年）以平定吴三桂的八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降郑氏台湾回归祖国。康熙二十三年，圣祖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着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大治天下，从而拉开了盛世的序幕。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清朝的盛世持续达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盛世。封建社会中盛世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种种，但根本原因要看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从严整吏治这方面来看，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因之一。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气。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世祖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实行这一政策，政治形势好转，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圣祖“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如于成龙、鄂尔泰，都是当时著名的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高宗以贪污罪处决了其内弟、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吏治改观，用“源清流洁”、政通人和来概括，还是恰如其分的。康雍乾三朝在从严整吏治方面采取的措施，应该得到今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达到家给人足。这也是康雍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清朝统治者起源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族王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清实录》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发展农业的记载。他们以农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圣祖说过的一句话：“农事实为过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他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垦荒的积极性。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据清朝官方统计：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底，全国土地已达7。3亿亩；雍正时增长到8。9亿亩，乾隆末已超过10亿亩。故史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此外，又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实施治黄，历三十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康雍乾三帝深知此中的道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诸如反加派、克扣、勒索等，力保农民的合法利益，为农民减租减赋，实行减免、赈济等政策，使百姓得到实惠。其他如建各类仓储为百姓储粮，以备荒年。以上几个方面使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获得安定，亦使社会得以安定。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并制定若干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安宁,长治久安。早在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将东北及北部今内外蒙广大地区纳入到清朝统治之下。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的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为之一巨变：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2000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然而，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时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胜利告终。截止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花去70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西南地区，雍正朝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初年全部完成。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康雍乾三朝确立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为盛世增添了新的内容，还直接加速盛世的到来。自康熙二十年后，内乱已除，国家安定，思想文化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三朝实行“以教化为先”的政策，首重教育，灌输儒家思想，“兴学育才”。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官学、民间私塾；从宗室到各旗，从城镇到乡村，开办各类学校，教育空前发展。康雍乾三帝倡导读书，引导读书，营造社会重学的氛围。他们皆从自身做起，拜师求学，认真读书，举凡儒家经典“六经”无不精通，并用以知道他们的政治实践。他们亲自倡导并主持编篡各类图书，设置名目繁多的书局、书馆，吸纳大批学者参加，鼓励他们从事文化创作活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范围，广增名额，招收贤才；特设博学鸿儒科，将硕儒名士吸收到中央政权。史称“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而至乾隆时，已出现“文治之极盛”的鼎盛局面。总之，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政局安定。这并非说明统治集团内部没有矛盾和斗争，恰恰相反，从雍正时的党争、集权与分权之争、乾隆时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等等，频频发生。幸运的是，所有这些矛盾和斗争很快被化解，因而没有扩散，于大局没有影响。历史证明，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与稳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主观原因。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以往论者对盛世的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有人否认这种事实，甚至认为清军入关使中国落后西方世界一百年，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偏颇。历史会给后人留下硕果或苦果，但从未结出“如果”。研究历史重在事实，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实事求是，首先看经济指数，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占有量等方面作进一步考察，据《清实录》载，已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全国耕地达7。8亿亩，至乾隆朝已突破十亿亩。而人口增长尤为迅速即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仅过半个世纪，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三亿，以此计算，人均耕地仅3亩多一点。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其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到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银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两项决策，实属空前之举！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此举堪称中国历史之最，突出的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康雍乾三朝开疆阔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清代中国版图，从西部喀尔巴什湖到东部海疆，乃至南沙群岛都达到了极限，行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为现在中国奠定了基础。盛世的文化全面发展，在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军事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盛世修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篡图书，其中以康熙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于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为代表，被称为“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著名的考据学派，独树一帜，即行程于盛世时期。康乾世盛实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将其推上了顶峰。康乾世盛以恢宏的气势，一系列重大成就，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辉煌.与同时代的周边国家相比，清代中国实居东方文明之颠，也是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当然，作为封建王朝就有他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永远的盛世。与西方社会相比，一些方面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如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西方已进入近代社会，而中国尚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顶峰；拒绝对方开放，封闭国门，甚至将西方科技也拒之门外；严厉的思想专制统治，使正在萌芽中的新鲜思想受到压制与打击等等。当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8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仁宗时，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年盛世就此完结，清朝的统治无可挽回的走向了衰亡,“天道轮回，盛者必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清朝末年的经济情况怎样？（就是差不多辛亥革命的时候，不要清朝初年啊！！！！看清问题，please、、）

功向美国交涉返还庚子赔款1500万美元的驻美公使梁诚

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复旦大学创办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在甲午海战中撞日舰“吉野”而为国捐躯的“致远”舰副舰长陈金揆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清末民初的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两代文化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以“启蒙救亡”为宗旨、以欧美日本留学生为骨干、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投入这场运动的，是一批不同于封建文人的新的文化人。而这些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胡适（1891—1962年）。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为拿到哲学博士（Ph. D.）学位证书，正要安排论文的出版事宜。这时，他的文字交 —— 陈独秀从北京大学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改变了胡适一生的命运。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投稿《新青年》杂志，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作诗文，成为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力荐胡适；蔡元培遂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在4月19日从美国写信给母亲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 胡适接到电报，顾不得博士论文出版，也不等博士学位证书到手，便于这一年夏天回国。 26 岁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按中国旧历则为虚岁二十七）。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 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多元。而他住在北京大学单身教员宿舍（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花费40银圆左右，还有200多银圆节余。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 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06页，11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旧式包办订婚，新式文明婚礼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的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原定1917年12月在家乡完婚。江冬秀是个缠足的小脚女子，只粗通文墨，连信也写不好，但胡适并不嫌弃。他赴美国留学后常与江冬秀通信，却从未见过面。胡适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在准备动身之前，决定先汇去200圆，12月13日回家时随身再带400圆。这就足够开销了。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天正好是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的27岁生日。他们在乡间举行了新式的文明婚礼。胡适写了《新婚杂诗》五首，发表于《新青年》四卷4号，后又收入《尝试集》初版中。胡适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 (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新的文化人群体北京大学形成了新的文化人群体，教师们在经济上都很宽裕。五四前夕胡适在北京赁屋定居回到北京，胡适不断地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报告日常起居；他也常常接到江冬秀写来的信。 1918年3月6日，胡适致母亲的信中写到： “昨日已由银行汇寄现洋六十圆，由芜湖转寄家中。明知此数不够用，且先寄此数，至下月再寄六十圆。”此时票价五八折，六十圆合票洋一百零五圆（连汇费在内）。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1银圆可以兑换钞票1元8角左右，银圆更值钱了。无形中胡适的收入又增加了。3月8日致母亲信中说：昨日商务印书馆有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四十五圆，正好应用，这时候的四十五圆，真抵得八十圆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3月11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 ……今天下课后，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了二十五圆一月，大约廿一、二圆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让至二十圆，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3月13日、27日，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明，在靠近北京大学红楼的地方，已看完了一所房子，地方离学校很近。（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已付了定钱，预备搬进去住。房租每月2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800元），确实很便宜、很合适的。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共有十七间房屋，一进门是九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家俱陈设比较简单，朴素。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的妻子都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大家庭团聚、世代同堂”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梦，从鲁迅、胡适到张恨水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有时寄的多些，或托人带些药品、食品之类，以尽孝心。如胡适通信所述，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仁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 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不过，他本人的生活还是简朴的。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清朝(423)是怎样(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