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使金士人眼中的汴京社会——南宋的首都在金国境内你知道吗

Posted 2023-01-03 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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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使金士人眼中的汴京社会——南宋的首都在金国境内你知道吗

南宋·马远《踏歌图》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小引：汴京城外的题诗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诗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次月甲子出发。作为南宋使金的国信使，范成大这次的任务是祈请陵寝，更定受书礼（参《宋史》卷三八六，中华书局，1977，11868页）。到了八月丁卯这天，范成大一行走到汴京城外，一处西瓜园引起他的注意：“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濩落淡如水。”范成大在该诗题下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范石湖集》卷一二《西瓜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6页。以下范成大诗均出此书，不再标注）时过境迁，中原沦落敌手已经近六十年了，本生长在燕北一代的西瓜，此时也随着女真在华北统治的稳固，而深入到中原腹地汴京的附近。景中有物，景外有情，在诗人的眼中，这西瓜枝蔓寥落，味淡如水，是无论如何不能和象征中国强盛时期统辖下的西域抑或塞北的葡萄、苜蓿相媲美。

停顿了些许，范成大跟随南宋使团继续前行，下一个地点是宜春苑，已经荒败不堪，可经过的行人仍然称呼的是东御园的旧名：“狐冢獾蹊满路隅，行人犹作御园呼。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宜春苑》）

东御园，多么亲切的称呼啊！可惜的是，昔日的繁华所在，而今却沦落成满路的狐冢獾蹊之地，真可谓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是外界的荒凉，怎抵得上诗人心中的凄惨悲凉、肝肠寸断？一路走来，目睹了太多故国的风物，听闻了太多的故事，也滋生了太多的感慨。然而，所有一切的风物、故事和感慨，都比不上前面那座城，那处大宋士民永远的心灵故乡：“倚天栉栉万楼棚，圣代规模若化成。如许金汤尚资盗，古来李勣胜长城。”（《京城》）

是的，前方的那座城，正是汴京！是无数南宋士人魂牵梦绕的故都！诗人一方面赞叹北宋东京城的雄壮，另一方面痛惜固若金汤的都城沦落敌手，感慨自古以来运筹帷幄的将帅远胜巍峨高险的长城。看到汴京城前的护龙河，诗人不由得联想到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想到“六龙行在东南国，河若能神合断流”（《护龙河》）。在他看来，河水也应该和人一样有情有义，有着对故国的眷念。对于范成大，对于所有南宋士人来说，汴京不仅是本朝曾经升平盛世的代名词，也是中原陆沉的伤心之地，那里埋藏着故国不再的苦痛，只待途经的使团，在不经意间揭开煌煌大宋内心最深处的伤痕。而且，每年都有奉命前往金朝的南宋使金士人，个别士人和官员甚至还不止一次地承担出使任务。汴京又恰巧是使金必经之地，这种内心的痛苦、愤懑，在那些士人身上不断地重复、再演，周而复始。

汴京示意图

一　故都已非昨日貌：城墙、宫殿与街市

十二世纪初期，女真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突然崛起，打破了东亚世界固有的势力平衡，并在短时间内灭亡了曾经的南北两强——北宋和契丹。北宋的残馀势力逃到南方，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重建了政府的权威，史称南宋。南宋和金朝通过绍兴、隆兴、嘉定三次和议中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为界南北对峙，确立了双方势力基本平衡的“临安体系”。根据和议内容，宋金之间确立了正式的交聘制度，规定每年的正旦和逢皇帝生辰、新帝即位等节庆日期间，双方互相派遣使节，主要有贺正旦使、贺生辰使，以及其他名目的泛使。通常情况下，南宋一个正规的使金使团，包括正使、副使及三节人组成。出使路线是基本固定的，其中开封、真定和燕京更是金人“赐宴”的必经之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奉使入北境车子数》，中华书局，2000，699—700页），于是每次的使金之旅，都可以说是南宋士人的伤心之旅。

葛兆光先生指出：“过去的各种遗迹诸如祠堂、庙宇、牌坊、碑铭等等，常常作为象征，为历史储存着种种记忆……通常，这些储存记忆的象征并不开口说话，所以，要靠后人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呈现出‘意义’。所谓‘传统’、所谓‘文化’也就在这种变动的记忆和想象中延续。”（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125页）当南宋使金士人再度踏上这块故都的土地，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在他们眼中，汴京的城墙、宫殿与街市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城市建筑，而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意涵，激发他们无限的情感。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北宋汴京市肆繁华景象

现存最早、最详细的宋金和议后南宋使金士人对汴京的记载，当属宋孝宗乾道五年，以书状官身份随其舅汪大猷出使以贺金正旦的楼钥，在其所撰的《北行日录》一书中的相关叙述。此时的汴京已是被金朝正式定为五京之一的南京。尽管汴京城外已荒破不堪，但楼钥一行仍似带有朝圣般的心情。使团进城时的仪式颇为庄重，先是在东御园（宜春苑）的小亭中稍事休息，整理衣冠，“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马”，由新宋门入东京城（《楼钥集》卷一一九《北行日录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2093页。下文出现，仅注书名及页码）。后来周煇随同张子正、赵士褒等人出使时，也是在宜春苑“使、副易朝服，三节更衣带，从跨马入新宋门”（周煇《北辕录》，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313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大概是因为汴京城本身在南宋士人心目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要认真对待；另一方面，汴京已沦落他手，并成为敌京，出使金朝的南宋士人要换上正式的着装，以显示宋朝文明之邦的礼仪风度，从而寻求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北宋灭亡后，汴京城墙虽已经过多次的毁坏，但仍可依稀看出旧时的宏伟气象——“城楼雄伟，楼橹壕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但是汴京城内的其他地方，如信陵坊、景德寺塔、开宝寺塔、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这些建筑，基本上都“颓毁已甚”，哪怕是像栾将军庙之类的“大家遗址”，也已经是“颓垣满目”。曾经的大内更是被焚毁殆尽，金朝新建的宫城却“一如旧制”（《楼钥集》，2093—2094页）。根据金朝方面的史料记载，金海陵王完颜亮在位时期的贞元三年（1155）五月，“南京大内火”，北宋时期的宫殿“烧延殆尽”（《金史》卷八二，中华书局，1975，1834—1835页）。海陵王后来为了重修汴京宫殿，“大发河东、陕西材木”（《金史》卷八二，1846页）。将这些木材运输到汴京的费用十分浩大，甚至“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营造耗费更加惊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金史》卷五，117页），可谓极度奢华。行见及此，楼钥对敌国君主营建旧京宫殿的举动耿耿于怀，大概还想到了海陵王南侵时的临安朝廷的困窘，国仇家恨、民族感情油然而生，咬牙切齿地将其斥之为“虏亮”。最引发楼钥感慨的大概是都亭驿，都亭驿的前身是五代时期修建的上元驿基，是北宋接待辽朝使节的场所，此时“犹是故屋，但西偏已废为瓦子矣”（《楼钥集》，2094页）。试想，作为南宋出使金朝的官员和士人，楼钥等人在看到昔日接待辽使的地方之时，很容易对比今昔，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内心的悲愤、苦懑之情实在是无法言喻。

楼钥使金后不过一年的时间，汴京进一步衰败，凋残更深。楼钥使金时尚可供休憩的东御园，到了范成大出使之际，已经只剩下“颓垣荒草而已”。其他建筑也多是破败不堪，如新宋门附近“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也是“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曾经的街市繁华、人烟阜盛，早已成明日黄花，整个汴京“自城破后，疮痍不复”。即使经过完颜亮的大力营造，在范成大眼中只不过是“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中华书局，2002，12页）。宋徽宗精心营造的艮岳，石材多被金人挪作他用，废石被到处抛散，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遗（《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13页）。到淳熙四年（1177）二月九日，周煇出使路经汴京时，更是“人烟极凋残”（周煇《北辕录》，313页），几乎完全不复昔日的荣光，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故都“黍离”之悲。

南宋使金士人们对金朝变改汴京城门名称一事很是敏感，如楼钥就不厌其烦地记载道：“新宋门，旧曰‘朝阳’，虏曰‘弘仁’”；“旧宋门，旧曰‘丽景’，今曰‘宾曜’”（《楼钥集》，2093页）。范成大对此也都一一予以记载，并进行了一些补充，如“端门，旧宣德楼也。虏改为承天门”。新、旧封丘门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虏改为玄武门”。对于楼钥、范成大等人来说，尤其具有嘲笑和讽刺意味的是新封丘门，也即旧景阳门，“虏改为柔远馆”（《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13页）。如众所知，“柔远”本是历代中原王朝安抚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方略和政策，是“华夷秩序”的象征词汇，这里竟被“蛮夷”出身的女真用作旧京的城门名称。行见于此，楼钥、范成大等人内心的悲愤、耻辱可想而知。

二　汴京民众的情形：遗民忍死望恢复？

中原故土沦落敌手、大一统局面的丧失，使得仅保有半壁江山的南宋为了确保和金朝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强调民族和文化上的优势。但是在淮河、大散关一线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的中原汉族民众，却由于长期处于女真的统治之下，开始逐渐习惯异族新政权的统治，即便是曾经的故都汴京的民众也不例外，“苍龙观阙东风外，黄道星辰北斗边。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儿吹笛内门前”（庞谦孺《使虏过汴京作》），看起来已经普遍适应了新的生活状态。

可是，对于始终心念恢复中原的南宋士人来说，作为故都汴京的民众，即使是现在生活在女真的异族统治之下，也应该是大宋的遗民。所以，他们应该始终祈祷大宋江山的恢复，祈祷重新回到故国君王的治下。这见出南宋士人对汉族文明的自信、对蛮夷的不屑，哪怕他们占据中原，势压中华。比起草原出身的金朝，他们总觉得自身的中华血脉更纯正，文化上更优越。这种“华夷观念”的心理，当然也被他们期之于沦陷区的华北民众，如陆游就曾写道：“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表达的正是南宋的偏安只是一种暂时状况，蛮夷占据中国北方的行为必定是不长久的，中原地区的遗民忍死偷生，时时刻刻盼望着大宋王师的到来。这寄托了南宋士人最大的“遗民”情怀。

然而，那毕竟是南宋士人的一厢情愿，使金士人的真实见闻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即使在他们看来，女真统治下的汴京百姓生活贫困，“虏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楼钥集》，2094页），普遍都过着艰难困苦又屈辱的日子，“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12页）。但这些民众也好像也并没有多少华夷有别、以夷变华的自觉辨识。事实上，楼钥使金时，汴京的耆婆已经是“服饰甚异”。礼节和语音也发生了变化，承应人中“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楼钥集》，2093—2094页）。到范成大出使时，看到的更是“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髠顶，月辄三四髠，不然亦间养馀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12页），相国寺开寺时，来祭拜的汴京市民也都“羊裘狼帽趁时新”（《相国寺》，147页），完全不符合南宋士人对中原遗民的想象。就算是服色不甚改动的妇人们，其装扮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12页），沾染了很多女真习俗。

其实，习穿胡服的风气早在北宋时期就一直存在，宋仁宗时还曾专门下诏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384页）；宋徽宗朝更是多次颁布诏书，禁止百姓服契丹等胡族装束，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南宋时期，江南服饰也受到了女真族装束不小的影响，就在范成大出使后不久的淳熙（1174—1189）年间，袁说友上奏称“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〇《礼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91页），这里所说的“外国”，正是指的女真。相比而言，反倒是金朝控制下的华北出现了反抗改换女真装束的斗争，并迫使女真统治者不得不收回成命，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六月己巳，中华书局，2013，3052页）。不过，由于中原地区民众已经在女真贵族的高压统治下生活多年，再加上长期的胡汉杂居，其服饰穿着不能不产生较大的变化。

当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心怀宋室的遗民存在的。这些遗民的存在令南宋使金士人心怀宽慰，但也更能触发他们的故国之痛。汴京的遗民多是一些年长的老人，尤其是北宋时期出生的汴京故老。楼钥使金途经汴京见到“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员也’”。一些曾经历过北宋承平年代的承应人，多“能言旧事”，一些较年轻的承应人也往往听父辈详细讲述过昔日的繁华，甚至他们父亲还嘱咐说“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只是哪知道“担阁三四十年，犹未得见”，语气中不无对南宋恢复中原的失望。楼钥还听市中提瓶人说起一些失陷在汴京的旧日衣冠之家，他们“皆毁抹旧告，为戎酋驱役，号闲粮官，不复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给”，十分落魄，靠着子孙从事末作才能维持生活。曾经的亲事官更是被金人派以繁重的役使，往往不堪其劳，且收入极少，“语及旧事，泫然不能已”（《楼钥集》，2093—2094页）。这种关注金朝治下汴京遗民的记事，除了心怀故都的南宋使金士人笔下的文字，“他书罕有如此实录”（陈学霖《楼钥使金所见之华北城镇——〈北行日录〉史料举隅》，《金宋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211页）。后来出使的范成大也在州桥附近，遇到了渴求恢复大宋统治的汴京父老的失声询问，他写道：“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这不仅是汴京父老的追问，也是范成大的心声。范成大借父老之口，传达了南宋使金士人内心最深处的期盼。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创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的。”（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41页）这种耻辱、创痛，集中体现在使金士人在故都的短暂停留中。而故都汴京的遗民，则构成了他们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宣泄口。尤其是在江山异色的背景下，在“胡化”的映衬下，这些遗民的存在，是他们北行最后的心灵慰藉，也是他们恢复中原的信念支撑。

对于宋代士人来说，汴京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意义和象征意义：汴京既是京师首善之地，也是大宋辉煌的见证。哪怕南宋以后，由于女真金朝的入侵，导致中原异色、宋室南渡，使得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均落于女真金人之手，但是南宋士民收复三京的愿望却从未停歇。终南宋一朝，事实上的都城临安，其官方名称始终是“行在所”。而汴京，及其所代表的北宋盛世繁华，却成了南宋士人的集体记忆（梁建国《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4期）。可以说，南宋士人对汴京有一种骨子里的执念，作为南宋士人的特殊群体——使金士人，这种执念更为明显。他们出使的途中路过汴京，亲眼见证金朝统治下汴京的凋残颓败，念及北宋治下开封的繁华，今昔对比之下，不由得萌生一种故都“黍离”之悲。于是，在南宋使金士人眼中，汴京早已分化成为三个：一个是记忆中极端辉煌鼎盛、四方辐辏的汴京，这个汴京存在于《清明上河图》中，存在于《东京梦华录》中；另一个是出使过程中，亲眼见到的、金朝统治下明日黄花、满目疮痍的汴京；还有一个是他们想象中的汴京，夹杂着记忆与真实，撕扯着南宋使金士人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三个汴京的对立、冲突与变奏，汇成了一曲悲壮、凄凉的交响乐曲，冲击着南宋使金士人的内心，也冲击着我们每一位后来者的内心！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5期“本期话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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