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墨学在清末的复兴,以谭嗣同对“墨侠精神”的认知和推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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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墨学在清末的复兴,以谭嗣同对“墨侠精神”的认知和推崇为例
学过历史的就应该知道,墨学与儒学、道学、法学等诸子百家都曾在礼崩乐坏和征伐频频的战国时代大放异彩,但自秦以后便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直至晚清时墨学才因再度被世人重视而得以复兴。
胡适、章太炎、梁启超等名流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墨学研究大家,但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个虽谈不上真正的墨学研究大家,但又确确实实与墨学有着特殊渊源的戊戌君子——谭嗣同。
因为与章太炎、梁启超等鼎鼎大名的墨学研究大家相比,谭嗣同既无长篇关于论述墨学思想的著作问世,也无关于《墨子》的校勘著作,他平时对墨学的见解和态度多见于著作《仁学》里。
加上他的思想体系复杂而多变,使得他平时对墨学的认知只停留在思想上的简单了解、借鉴和推崇而已,并未上升到深入研究的层面。但即使如此,他对于墨家文化里的“任侠”精神(有时也可称为墨侠精神)的推崇和践行程度却远非胡适、章太炎、梁启超等墨学研究大家所能及。
至于谭嗣同究竟与墨学有何特殊渊源,还得从相关文献的记载说起。据相关文献记载,谭嗣同向来都有着“崇墨贬儒”的倾向,以至于他后来为完成墨家舍生取义的精神理念,不惜慷慨赴死,可见他对墨学推崇至极。
再加上他在晚清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后来被追赠为民族烈士的缘故,所以重新来研究和探讨他慷慨赴义背后的墨学因素,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诞生以来,它们后来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迎合时代需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儒家,道家,法家等如此,墨学亦如此。而有些历史学家直接将晚清时期谭嗣同的思想言行完全归功于墨学的熏陶和影响,其实不然。
因为以身殉道或舍身取义等侠义精神并非墨学才有,佛教里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以及儒家的“杀身成仁”等都体现出了类似的侠义精神。所以有些人把谭嗣同生平的思想言行皆归因于墨学,不但掩盖了谭嗣同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同时还夸大了墨学对谭嗣同思想体系形成的有限影响。
所以在探讨墨学对谭嗣同思想体系形成的特殊影响时,除了主要探讨墨学因素的影响外,还应考虑其他百家思想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时更要注重发掘谭嗣同思想萌生的时代环境。如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
有鉴于此,笔者将以谭嗣同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儒、释、道等思想因素作为参照,并联系“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和“墨学复兴”的时代背景,来逐步剖析谭嗣同生平对于墨学的认知和推崇,试图挖掘出谭嗣同救亡图存和流血牺牲精神背后的特殊墨学渊源。而探索谭嗣同与墨学的特殊渊源,无论是对于了解清末时期“墨学复兴”的情况,还是对于谭嗣同思想体系的认知和学习,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谭嗣同早期对墨学的认知
墨学自诞生以来,因其思想理念比同时代的其他百家思想更超前和激进,以至于常常在百家争鸣中扮演着理想化和激进派的角色,而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更是经历了由隐到显,由微到著,再到渐渐淡出主流的过程。直至内忧外患的清末时期,因被世人重新发掘和重视,而得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复兴潮流。
得益于晚清变革潮流的有力推动,墨学的复兴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学术变革与西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作为在历朝历代中倍受冷落已久但又确实是理念超前的思想资源而被充分挖掘了出来,特别是它所提倡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以至于常被许多有识之士用来应对外来文明入侵和社会病症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墨学在近代的复兴虽与晚清有识之士们的极力推崇有关,但更重要的时势使然。而晚清有识之士们对墨学的认知通常表现为两种:
1.对墨学精神的大力提倡和弘扬;
2.对墨学开展学理研究。
当然,两种不同的认知表现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包含,互为条件。因为即便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对墨学进行纯粹的学理性研究,仍不忘将当时的社会时势与构成墨学的思想因素结合起来,可见墨学本身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使得他们都没能完全摆脱对墨学的认同与推崇。
譬如,章太炎曾认为:“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而梁启超亦曾论道:“今欲救中国,厥惟墨学。”
毫无疑问,救亡图存作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将促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将眼光转向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寻求某种精神力量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墨学恰恰契合了救亡图存的需要,于是知识分子们才开启和推动了墨学的研究。
得益于知识分子们普遍对于墨学的研究与推崇,使得墨学里所包含的各种救世精神才逐步为世人所认知,然后想方设法将其发扬光大。而谭嗣同对于墨学的认知,更多地表现为对“墨侠精神”提倡和弘扬,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明证。
虽然墨学对于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远不及孔学那般深远,但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部分。
其实早在1883年时,谭嗣同就已开始接触了墨学的熏陶,当时的他年仅19岁,但他初读《墨子》时,恰恰身处于墨学复兴的早期阶段中,加上他早年有着“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的经历,所以他自小便养成了对封建“伦理纲常”深恶痛绝和强烈抵触的叛逆心理。而他还能够有条件系统的接触、研读和吸收墨学,归根究底还是得益于墨学复兴的历史潮流,他当时对于墨学的评价是:
“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足何惜。”
不过,因为谭嗣同早期对墨学的接触和研究并未深入,所以对墨学的认知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已,主要表现为以“华夷之辨”的角度审视墨学,以及对“西学墨源”说的赞许。
“西学墨源”说虽被当时视为是为应对西学入侵所采取的被动举措,但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当时看来,都缺乏合理性,可早年间的谭嗣同偏偏对“西学墨源”说极为推崇,他还曾就此论道:
“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以此知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中外所不能超越。”
此外,他早年还因对墨学有感而发,而在其著作《治言》中谈道:
“世之言夷狄者,谓其教出于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运之则规也。”
可以看出,谭嗣同每每在谈及墨学时,既主张采取“夷夏之防”观,又深表赞同“墨学西源”说,足见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谭嗣同后期对墨学的认知和践行
特别是自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以后,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谭嗣同不得不改变了以往对于墨学的粗浅认知:因为他早年在其著作《治言》中,只片面关注墨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和“任侠”精神,直至写《仁学》时,他才对墨学进行了更系统更全面的阐述。
虽然他已认识到了“任侠精神”对于救世的重要性,但因为他仍处于青年时代,社会阅历相对有限,以至于他对墨学里的“任侠”精神的认知仍限于游侠理想和游侠生活,并未彻底认识“任侠”精神的实质作用。
因为极为推崇任侠精神,他后来还因此每天都习剑术,甚至离家出走。有段时间他还经常来往于陕西、甘肃、新疆、湖南、江苏等地,以察视各省的风土人情,而主要目的是物色那些心怀救世济民的江湖豪杰。但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思想和性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在维新失败后,不惜甘当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以此来践行墨学里的“任侠”精神。
由此可见,谭嗣同之所以对于墨学产生了前后两次不同的认知,恰恰就在于他适时结合了自己的人生处境和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
1.纵观谭嗣同的整个人生,除了深受情感纠纷以及家庭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折磨外,还时常被死亡的阴影所萦绕,以至于他早年对墨学的粗浅认知与推崇,有部分可以说是面临矛盾而复杂的人生处境时的自然流露。
2.谭嗣同从早年间深受“墨学复兴”潮流的影响开始,至其思想体系成熟期间,他不断对当时社会上普遍推崇的传统道义产生了动摇,并提出了质疑。于是,他只能不断向传统资源寻求新的精神支撑,其中就包括儒学、墨学、道家以及佛学在内的部分思想。
戊戌六君子
墨学虽极力提倡“侠义精神”,且墨学内部的“侠义精神”并无派系之别,但谭嗣同却从主观认知出发,在其著作《仁学》里主张将墨学里的“侠义精神”具体分为“格致”和“任侠”两派。
关于“任侠”派,谭嗣同则主张把宋代永嘉学派和东汉党锢之士统归为墨侠精神。由此可见,谭嗣同眼里的“任侠”精神既是指永嘉学派那般经世致用、舍身为公之志,同时也是东汉党锢之士那般兼利天下、痛陈时弊之志。
何况到了清末时期,由于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而引发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致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但这些都促使忧国忧民的谭嗣同萌发了救世思想,再加上深受墨学的熏陶,并以“任侠”精神为引导,所以他在浩浩汤汤的时代变局中,决定以东汉党锢和宋代永嘉之士为学习榜样,试图以“任侠”精神挽狂澜于既倒。
而对于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他认为大部分应归功于“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等侠义精神的践行。自有了日本的变法改革作为对比和参照后,谭嗣同开始产生了通过暗杀来促进变法改革的激进思想,他还曾就此论道:
“若其机无可乘,则莫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
不过可惜的是,以他和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中急于求成,导致许多改革方略不仅脱离于实际,并且还得罪了顽固守旧派的利益,后来只能在轰轰烈烈中以惨败告终。
写在最后
但就算谭嗣同为了实现改革自强的救世理想,而导致他平时的思想言行再怎么激进,但他本人始终都没能像孙中山那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其原因主要与他平时所坚守的阶级立场相关。为迎合时代潮流的需要,他虽重新赋予了墨侠精神以新的时代意义和内涵,但因为在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封建伦理纲常,以至于维新变法失败时,他仍无法从封建礼节的束缚中及时脱身。
他虽没将通过暗杀来促进变革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但从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舍生取义和以身殉道等墨侠精神,更是激励和鼓舞了后世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断勇往直前,乃至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
精神(11)谭嗣同(3)认知(2)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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