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权力之争 重修圆明园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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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权力之争 重修圆明园丑闻
重修圆明园丑闻：圆明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自雍正帝以后，园居渐成宫廷风尚，尤其咸丰帝更是常年在此，几乎以此为宫。无奈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时，正值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当然顾不得重修这座废园。但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镇压下去，便渐起修园之声，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园的修与否，最终却引发了晚清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1861年秋，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制度，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体制。奕訢由于在政变中厥功至伟，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权柄赫赫。由于奕訢总揽朝中大权，不久便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明争暗斗，终于势同水火。1865年春，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慈禧突然下诏痛责奕訢，明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诏一出，却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员的强烈反对。无奈尚未掌握全权的慈禧只好退让，召见奕訢，当面训诫后就发谕旨决定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经此羞辱打击，奕訢的权势与威望受到重创。
奕訢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一直寻机报复。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信，一贯恣意妄为、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奢华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讨好慈禧。由于修园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奕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更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訢的坚持下，德泰、贵祥二人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且于1869年秋违反祖制以为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南下，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执杀。慈禧闻讯大惊，不过碍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施压，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但却气急败坏，大病一场。
慈禧病愈之后，内务府人员又以太后休养为名，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长期力主修园一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更是为了从中得利。晚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更成为有关人员大捞一把的好机会，所以有关方面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争取兴办各种项目，以中饱私囊。内务府人员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性喜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终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内务府立即行动起来，赶忙雇佣民工，清理旧园，同时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慈禧当然更是忙碌起来，多次召见有关人员，甚至审议一些具体方案。对此，反对者依然不少，不过“帝师”李鸿藻苦谏毫无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严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奕訢开始还声言反对，后见如此阵势，深知此次难以阻止，便三缄其口，反而首先“报效”工银二万两，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修。不过，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此时重修圆明园，根本就拨不出款来。
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声称愿为修园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他便打着“奉旨采办”名义南下办理此事，而且胆大妄为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的关防。他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54250元的木材，先付定洋10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报效”。货船到天津后，同治帝闻讯大喜，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迅速运京。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当然不干，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由于李光昭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此案险成外商与“大清皇帝”之间的诉讼，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
强烈反对修园、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桩桩件件，不容怀疑，皇帝读后能不龙颜大怒？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環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帝朱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目的，却是这种政治体制使然。
恭亲王因何会被慈禧踢出权力中心？ 秘史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 parsons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风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装点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更被忽视。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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