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为毛泽东“顶着天”

Posted 2023-01-02 公安部

篇首语：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危机时刻为毛泽东“顶着天”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危机时刻为毛泽东“顶着天”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编 2010年6月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　　“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过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在天天上演。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　　王强，哨兵们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有可能这么细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一审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眼看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　　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制伏了这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见过——特务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等，共计175名。　　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担负起了新任务。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　　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来比喻？因为国民党在撤离北平前潜伏了一大批特务，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嚣张。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　　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　　1950—1953年，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　　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计兆祥落网。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　　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本文《绝密档案2》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编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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