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功臣于谦的个性及夺门之变

Posted 2023-01-02 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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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功臣于谦的个性及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武臣总管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靖远伯王骥、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以蒙古大军犯边需要加强京城守卫为借口，率兵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南宫复辟），将在南宫被软禁多年的太上皇朱祁镇重新推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

不得不承认，参与夺门之变的文臣武将代表了一定的广泛性。

夺门之变时候本来稳坐皇位的弟弟朱祁钰突然生病了而且挺严重，不由人感叹天意弄人。

复位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循例大赦恩泽天下之时，曾挽救国家危亡的救时宰相——于谦与另外几位重要的朝中大臣却被捕下狱。这位被称为“以天下为己任，朝廷卒赖以安”“建社稷大功”的特大功臣，为景帝倚重、百官敬仰、百姓爱戴的宰相在一夜之间变身称为谋反叛逆的罪臣，同时也有大批朝廷重臣受到牵连。正月十九日，英宗命令三法司会同九卿从速审清于谦、王文等迎立外藩一案，最终于谦被安上“意欲迎立外藩，图危社稷”的罪名。正月二十三日，于谦、王文、舒良、张永、王勤等皆被斩于市，距离夺门之变只有短短的七天，英宗与新贵们的急吼吼，数百年后还跃然纸上。

于谦作为“救时宰相”、理论上在一定程度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在“夺门之变”后在最短时间内身首异处，这种飞来横祸实际上与其本人的个性特征有很多关系。

“土木之变”发生后，英宗被俘，举国震惊。瓦剌军队压境，首都北京被围，一时间人心惶惶。在这紧要关头，于谦力排众议，坚决戊守都城，积极备战，重建防御工事，召集勤王军队，大败也先率领的瓦剌军队，一举解京城之围。当时的人们将国家安危寄于于谦一人之身，朝中首辅、本该是顶梁柱王直“自以不如于谦，每事推下之。雍容镇率而已。”当时百官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王直因年高德劭，可以充当道德领袖，起到稳定大局的心理作用，但是在朝政军政的各项重大事情、关键问题上在技术层面完全仰赖于谦，当时王直甚至执于谦之手曰：

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朱祁钰（景帝帝、明代宗）登基后，更是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于谦全权处理。于谦杰出的军事才能、果敢有为的性格特征、忠君报国的责任精神、爱国忧民的君子人格使他受到新皇帝的信任、文武百官的拥护、百姓的支持爱戴，其经世致用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挽狂澜于既倒，史称：

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

杀于谦的明英宗不得不承认：于谦实有功。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于谦所自我期许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某种意义上一体两面，换句话说，于谦为人太刚正不阿，不愿曲意奉迎他人，在某种程度上骨子里不见容于圆滑的官场，在挽救危亡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员，殆陷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之中。细察夺门之变的参与者，可以间接显示当时意图倒谦的力量分为四股：文臣、武将、宦官与太上皇本人。事实上，正因为朝廷内外几股势力因为对于谦的不满以及对侥幸夺取泼天富贵的企图心结合起来，夺门之变这场宫廷政变才被人为赋予貌似合理合法的地位，而在政变之后，于谦也才迅速身遭横祸。

当然，反对于谦的人物并非都是幸进之徒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小人，于谦因为特殊的战时状态获得的权柄也很快遭到一些试图维护大明祖制与成宪的官员的抵制。譬如：“都御史罗通即弹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某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庶不已。”这些官员认为大明的各部门应该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运转，各部门官员各负其责，不能越俎代庖，这部分朝臣在很大程度上视于谦的治国理政行为为擅权，在德胜门战役的奖励、与也先使者外交谈判等事件上，据理力争，对于谦的奏折、建言给予反驳，希望皇帝改变观点，听从文官们的建议，对于他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公心的君子之争。

然而，回到前面，确实还有很多人是出于私人恩怨而对于谦怀有敌意，其代表人物或许当属徐有贞和杨善。徐有贞原名徐埕，因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被内外朝讥笑，久不得升迁，他屡次请陈循、于谦为己举荐，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在景泰帝面前多次提及此事，但景泰帝认为徐埕在危急关头主张“南迁”，“为人倾危，将带坏翰林院的诸生也”，打了回票，而徐埕并不知道于谦曾经为其做过努力，将仕途坎坷的原因归咎于于谦。

杨善成功将英宗接回北京，立下大功，“举朝意其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迁左都御史，仍莅鸿胪事”，杨善认为自己的大功没得到应有的赏赐，是于谦在背后使坏，因而对于谦怀恨在心。

当上述二人得知石亨等欲迎立太上皇建非常之功时，便积极投身于其中，为“夺门之变”出谋划策。

其实，我们看上文的描述不难发现，反对于谦的朝臣是少数人，在这个少数人中，大部分也是认为朝廷危机已过，于谦一人兼管军政，无宰相之职而行宰相之权，是谮越祖制，是专权，他们群起而攻之的目的是让于谦部分放弃手中握有的军政大权，让各部门运作回归常态，由三司六部循常规的方式统一管理，内阁群臣共议国事，换言之也就是军政大权分开，只要于谦不横加干涉朝廷各项政治外交事宜即可，而在兵部统领和国防安全部署等方面于谦不妨继续享有毋庸置疑的权力，文武官员在和衷共济，在国防军事安全问题上竭力支持于谦的决定、拥护于谦的权威，只有极少数人是出于私人恩怨而反对于谦，目的是彻底击垮于谦，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政治领军人物。

杨善、徐有贞只是这场阴谋的幕后操盘手，最终将这场政变付诸实践并扳倒于谦的实力派人物，是一些具有武将身份的人员——譬如手握京卫戍部队军权的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靖远伯王骥等，还有掌握宫廷禁卫部队的太监总管曹吉祥。石亨与其侄石彪本因作战失利被谪，幸得于谦推荐才官复原职，从公义私情两个方面，于谦对其都可说是有再造之恩，按道理本应涌泉相报，不料石亨觉得自己的兵权受于谦掣肘，其中也有于谦工作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史书所说的“（于）谦论议断制，宿将敛伏，而（石）亨不能赞一辞，衔之。”打败瓦剌军队之后，石亨功不如于谦，却被封为世侯，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就向景泰帝请求封于谦的儿子于冕以爵位，结果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言辞地拒绝，并不留情面地指责石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于谦当然光明磊落，义不顾私，但是这种拒绝的方式不得不说缺乏必要的技巧，打人不打脸，这样置出于好意的石亨于难堪尴尬的境地，不免使石亨由恩生怨，造成二人关系破裂——读史至此，不由联想到丁谓为寇准擦拭胡须上的汤汁而被寇准冷嘲热讽导致两人决裂的宋朝往事，不免有些感叹。

至于其他武将，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为谦所劾”，两人关系不好似乎比较顺理成章——张軏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勋贵阶层的代表人物，能量很大——而罗通本为于谦所举，却认为于谦憎贤忌才，“能言不能行，每事抵牾。”

于谦本心无他，功高盖世，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于谦身为兵部尚书，掌管军国大事，从使得工作便于开展的角度，似乎理应使这些兵权在握的部将求同存异，团结一心，为国效力，孰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貌合神离的苗头，逐渐滑向分崩离析的结局。倒于的实权武将正通过这些日常小事引起的误会争端而慢慢集结，并在内外部条件成熟之际，首先发难。

宦官也是扳倒于谦的重要力量。曹吉祥是景泰帝最宠信的宦官，建立团营时即命“太监阮让、都督杨俊等分统之，听于谦、石亨、太监刘永诚、曹吉祥节制。”曹吉祥手握禁军与内廷侍卫的兵权，又深受现任皇帝宠幸，作威作福，手下太监多有不法之事，屡被于谦压抑。曹吉祥心胸狭隘，不能忍受于谦的管束，而与石亨日益接近，密谋扳倒于谦。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曹吉祥等为内应，替石亨等密谋者与在南宫苦苦煎熬的太上皇朱祁镇之间穿针引线，勾搭连环，夺门之变才能成功。

朱祁镇的太上皇帝身份使得他成为夺门之变合法性的依据与精神领袖。

至于明英宗朱祁镇，则是于谦悲剧的最终制造者。虽然史书上有英宗念及于谦王文诸臣之前的功绩，不忍加诛的记载，最后还是“（徐）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但是将怂恿之罪加在徐有贞身上，不免有事后洗白镇镇同学为尊者讳的成分。实际上，英宗既已复辟，作为大明专制体制下大权独揽的一国之君如果真的不想杀于谦，高高手放于谦一条生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然而英宗实际上并非心胸豁达宽广之人，八年软禁生活使他对亲弟弟景泰帝也充满怨恨，一旦皇权在握，便立即展开报复，二月乙未“废帝为邺王，迁西内”，不久邺王很可能非正常地去世，镇镇同学依旧不依不饶，“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让景泰帝成为少数不在十三陵的明朝皇帝之一。

朱祁镇本人其实性格还算和善，但是面临权力之争，对朱祁钰、对于谦他都毫不留情。

在皇位面前，英宗对亲生胞弟都这样毫不手软——当然景泰帝之前对英宗的态度与具体做法也很成问题，这里不展开——景泰帝委以重任的高级官员自然也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据记载景泰帝“每逢一事，每用一人，必密访谦”，于谦的景泰帝股肱之臣身份、朝政实际决策者的地位决定了他是英宗急于铲除的景泰帝集团的首脑人物，事实上，不但于谦，其他被景泰帝重用过的大臣也全部被英宗拉黑，这就是所谓的“英宗复辟，六部悉罢”，一朝天子一朝臣，你们哪儿凉快哪待着去。

具体而言，参与夺门之变的文臣、武将、宦官虽然在人数上是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的重要地位与手上的权力，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力量，又踩准了景泰帝重病朝局不稳的节奏，并挟让臣下无法冒犯的太上皇的权威，与对于谦疑忌重重不免有怨恨之心的英宗一起，形成一个倒于的“统一战线”，一举冒险成功。

明朝的于谦当然不可能像现代的于谦那样给所有人都带来笑声。

要之，从至刚易折到粉身碎骨，写下《石灰吟》的于谦于少保的歧路穷途从道义层面当然是求仁得仁、问心无愧，我们也无意让读者产生“你看看你看看不会做人只会做事不行吧”的庸俗感叹，然而，一个光风霁月的君子，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伟人，与一个善于在祖制成宪与具体政务之间游刃有余形成平衡，团结尽可能团结人士的政治家，本来之间的缝隙与裂痕或许不应该这么大。

英宗(7)景泰(6)于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