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们是怎样被大臣搞得精神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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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们是怎样被大臣搞得精神分裂的

皇帝闲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变,原先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各类的权力都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这套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也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负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负责。权力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加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自然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的多了起来。

到了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开始,群臣给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经常是为了争论一件事,闹得大臣们以集体辞职相威胁。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还是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时,都被大臣们屡试不爽。

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结果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回京理政。

而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这招,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苦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变得越发的不听话。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的批评皇帝。二是管的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那是无所不包,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接着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

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雷,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好像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是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这种事典型倒霉的,依然还有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偶尔没有上早朝,接着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您这几天生病,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

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那时候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是来托孤,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

而比起这两条来,第三条却更让皇帝们抓狂,就是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放在明初的时候,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逼,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照灯结彩格外热闹——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

而从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员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皇帝说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退回,这叫封驳。

不但用钱可以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上也能封驳,甚至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不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的叫苦不迭。

这种越来越烦的情况,明朝历代皇帝都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废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间都在这个问题上开动脑筋,用各种办法强化皇权,最通用的办法,就是强化宦官权力,用以对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群臣,这招从明宣宗执政时代就开始用,他在位的时候设立司礼监,给予司礼监批红权,使宦官集团在朱棣时代有了特务权后,又多了行政权,之后的时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实是和明朝文官集团地位的提升同步的。

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办法,明宪宗除了增加特务机关,加强对群臣的监控外,也注意放开言路,言官批评他的奏折很多,他虽然多不接受,但处罚言官却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时代,宦官威权过重,他登基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力,提高文官集团地位,重用内阁。

每一任皇帝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当明朝皇帝,文官,宦官这个权力三角体系确立后,其权力的分布,就变得好像一只天平,皇权在中间,文官和宦官各自占两边,在明朝做个好皇帝,其实也就要求做到一条,要保持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整个明朝中后期,所有执政成就最好的时代,都做到了这个平衡。

典型如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十年”,尽管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担任辅政大臣的张居正,与担任宦官集团首脑的冯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却在权力上也相互制约,张居正有辅政大权,然而却无厂卫大权,同时他的辅政权,也需要得到来自宫廷内部,尤其是明神宗与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倚重冯保,冯保虽然是宦官首脑,但行政方面,同样要倚重张居正,这种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万历中兴”。

由此可见,在明朝好皇帝的首要标准,其实就是一句俗话: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要一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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