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2000多年前戰國，國家發展奠定農業為重

Posted 2023-01-02 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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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2000多年前戰國，國家發展奠定農業為重

整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社會性質的過渡階段，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取得了長足的突破，雖說戰國時代是一個利益紛爭不斷的年代，戰爭頻繁的爆發對於社會的結構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壞，同時也損失了一部分的人口和財富；可是戰國時代卻是一個去舊換新的時代，在這個年代裡，所訂立下來的基礎，是之後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共同受益的。
在行政方面，基礎政治制度通過一系列的戰爭得以確立，秦王朝統一之後，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成為了主流的政治制度，這也是封建社會進行發展和傳承的根本；在軍事方面，各諸侯國不斷發動兼并戰爭，軍事層面的發展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鬥爭形式上，由原本的以步兵為主漸漸地轉向了以騎兵為主，又因為部分少數民族的融入，讓糧草和戰馬資源源源不斷，同時，重型武裝裝備的出現也讓戰爭有了不同的風格。
而本篇文章要重點分析的農業發展方面也是如此，戰國時代是確立古代歷史農業發展基礎的年代，在此之後數千年里，農業經濟的發展形勢一直保留著原先的面貌，我們來來重點的分析一下，為什麼在戰國時代，農業發展會格外的突出？為什麼各大國家的君主都不約而同地去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
魏國和秦國通過變法成為霸主
提起戰國時代歷史上對於農業發展做出過諸多貢獻的人，我們不得不提到兩個人，一個是魏國的李悝，一個是秦國的商鞅；魏國的李悝是重農抑商政策的第一個提出者，我們知道在戰國時代的時候，魏國是第一個進行變法的國家，就是我們熟知的李悝變法。
李悝在進行他的法治變法的時候，將變法革新的重點就是放在了經濟發展方面，甚至李悝不僅是主張發展農業經濟的生產，更是主張抑制商業的發展，允許土地買賣，允許平民百姓開墾荒地，在土地制度上也多有更新，更是將農業經濟的發展生產當成整個國家的生產基礎，將絕大部分的國家精力都分散到了農業的發展上面。
商鞅更是如此，在商鞅的變法當中，重農抑商也是一個主要的成分，與李悝變法不同的是，商鞅在其經濟改革的基礎之上，對於從事農耕事業的人採取獎勵機制，按照擁有的土地數量以及創造的生產力，給予金錢的獎勵甚至是爵位上的封賞，這就極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民族的積極性，同樣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我們從後世的發展中來看，魏國和秦國是戰國時代發展最好的兩個國家，魏國是戰國前期最為強盛的諸侯國，其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起來，極大程度上是依賴於李悝的變法，而戰國中後期魏國的衰弱，也是因為沒有徹底地貫徹落實李悝所提出來的政策，讓本身比較先進的變法改革，成為了一個階段性質的改善，沒有將效率一直延續下去。
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夠看到變法前期的鮮明對比，積極進行變法改善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是不斷提升的，而變法停止之後則進入了衰退的階段，這充分的說明李悝的變法是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
而秦國是戰國中後期最為強盛的國家，更是戰國末年一統中原的國家，它的強盛和國內的發展轉折都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在變法前後同樣在國內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國內的發展生產也更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魏國、秦國兩次最成功變法，為何注重農業生產？
那麼，為什麼最成功的兩次變法，都在農業經濟發展上有重大的變革呢？這就需要從時代方面來進行分析了，自從文明形成以來，文明的發展需要社會條件來給予保障和支持，但在戰國時代，由於生產力水平有限，人們只能夠通過對於自然條件的利用，來給自己的生存條件；因此，也就出現了影響農業經濟生產的諸多方面的原因。
農耕文明決定古代中國必須以農業生產為主
第一個原因，是我國社會的社會現狀所決定的；無論是我們上面說的無論李悝也好，還是商鞅也好，都在國內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這種政策的提出是取決於國情的。
我們知道在古代的時候，整個世界上是盛行在兩種文明的，一種就是以大面積的領土疆域範圍和眾多的人口所組成的文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的華夏文明，又被稱之為是黃色文明或農耕文明。另一種則是西方小國寡民、獨立自主的文明形式，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古代希臘的城邦，又被稱之為是藍色文明或者是海洋文明。
這兩種文明的發展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對於我們華夏人來講，因為它的領土疆域範圍特別廣泛、人口眾多，所以在國家剛剛成形的基礎階段，最主要是以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來進行發展的，在這種發展的狀態之下，農業生產就是組成經濟發展的主要部門，也是提供社會生產力的主要階級。
所以說，如果想要提升整個社會的發展實力，增加整個國家的收入，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財富的話，那麼就必須要從農業方面來進行發展，要給予農業民族更多的利益，並且讓他們的發展更具有保障。
而提供保證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制度方面來進行改善，通過制度方面來給他們提供利益保證，由此，農業民族才能夠安穩地發展生產，才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因此就有了李悝或者是商鞅的重農抑商。
但西方的藍色文明卻不一樣，他們是獨立自主小國寡民的，像希臘原始的城邦可能只有幾千人組成，有的甚至只有幾百個人，以規模來看並不能稱之為是一個國家，所以才有了城邦這個詞；因為地理條件的約束，沒有特別大的領土疆域供所有人共同發展，所以只能夠佔據不同的島嶼來進行小範圍內的生產。
對於這樣的文明來講，它們的財政收入絕對是不能夠通過土地來進行實現的，因為本身的土地規模就小，自然條件也比較差，也沒有足夠能夠穩定農業經濟生產的人口數量，如果要通過農業經濟來發展的話，那麼時代的進步就會變得特別緩慢。
所以，他們只能夠通過商品交換來發展自身的經濟，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在他們的發展過程當中，商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因此，文明的形態以及他們的落腳點和社會性質，是決定它們生產發展方式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是一種客觀條件，是文明自形成之日起，開始適應社會和自然條件的一種表現形式，只能夠通過時代進步或者歷史發展來進行改善，並不是單純的某一個時期或者是某一個人可以決定的。隱藏，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李悝和商鞅，都為自己所侍奉的國家帶去了巨大的利益。
戰國時代戰爭頻繁，需要強大的戰略後勤資源支援支撐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戰國時期，諸侯國爭端非常頻繁，軍隊的作戰需要大量的糧草進行支撐，從而帶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的社會發展條件並沒有後來那麼完善，很大程度上來講是人力方面的比拼，哪怕是戰國末年的秦國，雖然號稱有著大量的重型武裝裝備，但那也只是相對程度上來講，更多的情況下，戰爭比的是後援的保障以及士兵的作戰能力，所以，就需要國家提供大量的糧草資源作為後勤保障的支撐。
在戰國時代不僅是在家門口的作戰，有很多戰爭需要進行長途跋涉的，甚至有很多戰爭需要經年累月進行對峙的（例如長平之戰，秦趙兩國歷經三年對峙），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後援保障，那麼戰爭的勝利率也就得不到確定。
這一點我們通過長平之戰就可以看出一二了，長平之戰真正爆發之前，秦國和趙國是進行過三年的對峙的，在這三年期間，兩個國家的實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軍隊處在對峙的狀態之下，就沒有辦法參與到本國的發展生產當中。
戰爭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漩渦，只能夠往裡捲入大量的資源和財富，對於國家整體實力的耗費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如果國內不能夠源不斷地提供後勤資源，那麼整個軍隊的生存就難以維持下去。
最到了對峙的後期，兩個國家已經投入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趙國本身是一個比較崇尚武力發展的國家，對於國內的生產和發展不是十分的看重，因此，在對峙時間久了之後，國家已經無法進行正常的良性發展循環，對於軍隊的供應已經日漸下降，造成了整個軍隊內部的運行障礙。
秦國經過了商鞅變法，有著比趙國更多的資源和財富，但因為秦國本身處於長途奔襲作戰，在對峙的過程當中所消耗的資源，也比趙國要多出許多，所以到了對峙的後期，秦國也已經無力對抗了。但如果放棄這場戰爭的話，那麼秦國多年以來所做的努力也就付諸東流了，所以，只能夠從巴蜀地區運送糧草以供軍隊的生存。
由此可以看出，糧草資源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多麼重要，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又是多麼重要，所以，各個國家為了保障軍事行動的正常進行，保證軍隊人員的正常生存，自然會在和平階段大量的儲備糧草輜重，這就需要農業的生產和發展迅速而且穩定，對於農業民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說，戰爭對於資源的需求是加快農業生產的一個因素。
階級社會的特點決定古代中國社會以農業為主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歷史政策所導致的，特別是階級社會的特點，無論是在奴隸制社會也好，還是在封建社會也好，在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都有明確的階級劃分，像西周在實行分封制度時，就將整個天下的臣民劃分成了三六九等。
從天子到士大夫再到平民到奴隸，每一個階級都有著相應的約束和進攻，基本上不可能通過任何的方式去提升自身的生存階級，所以，對於絕大部分的人來講，只能夠生存在自身被劃分的等級上，只能夠在自己身份的基礎之上進行努力。
而對於數量龐大的平民百姓來講，他們所能做的就是依靠著土地資源，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像是天子或者是貴族這些等級比較高的人，他們的生活資源也來自於低階級人所提供的賦稅。
可是對於社會地位比較低的平民或者奴隸來講，他們能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發展呢？他們能有多少條道路為天子和貴族提供賦稅呢？只能夠是利用自己腳下的土地罷了。到了封建社會也是一樣，平民百姓依舊有著賦稅和徭役，社會等級的劃分雖然沒有奴隸制社會那麼嚴重，也幾乎沒有了奴隸這個等級，但是階層還是依舊存在的。
所以，在這種階級劃分比較明確的時代里，社會地位的人，出人頭地的機會其實是很少的，沒有其他方面的道路可以走，他們也只能夠任勞任怨的在黃土地里勞作；其實社會等級的劃分也是農業經濟會長久發展和維持的一個重要因素。
小結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古代歷史上的農業經濟發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所導致的，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其實就是文明發展的落腳點，對於我們華夏文明來講，它本身人口眾多、領土面積廣，依靠農業生產所能夠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比之西方的海洋文明要多出許多，這其實是我們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依仗。
我們不能說，依靠農業經濟進行國家財富收入的方式，就比之西方的商品經濟要低的，這種認知是完全錯誤的，這其實是由時代的環境所導致的，文明發展的基礎不同性質不同，自然會造成發展方式上的差異。
事實上，西方所進行的商品交換，也只是一種發展形式而已，在他們的發展歷程當中，形式也是多有改善的，因此，我們還需要辯證的去看待這個問題；即使在戰國時代展露出對農業經濟的重視之後，之後的歷史社會對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更加的看重。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本，而在封建社會，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經濟政策，基本的表現就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實如果真的能夠回到那個時代，或許真的可以像桃花源記當中所說的那樣，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所以，當我們看到一種歷史發展形式的時候，我沒有將其深入的剖析，不能夠只是以現代人的角度去分析和評價古代人的發展，這樣是對我們發展歷史的不尊重，同時也是對我們賴以生存和傳承的文明的不尊重。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鑒》、《漢書》、《戰國策》、《左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