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过冬烧不起煤烧不起炭,大冬天的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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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过冬烧不起煤烧不起炭,大冬天的是怎么过来的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古人怎么过冬,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对古代的北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在漫漫寒冬里取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烧不起炭
古人所能拥有的取暖燃料种类有限,无非是木炭、煤和薪柴。木炭取暖体验最佳,但价格昂贵,一般只有皇宫、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宫廷和政府部门,自古即有取暖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冬季能够拥有充足的木炭或者薪柴。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制作木炭。
除了发放木炭,有时候也会由政府部门直接发给薪柴,或是在俸禄中发放取暖费用。比如,唐朝每年发给京官的薪柴,需桐木72万根之多;若还不够,则从宫中调取“蒿根柴”补足。明朝官员的俸禄中,专有一项“柴薪银”,作为官员购买柴薪的补贴。
“惜薪司”这类机构生产的木炭,对品质往往有着相当高的要求。比如,“红箩炭”是明清皇室的御用木炭,其产品标准是:
“皆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箩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每根长尺许,园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清朝乾隆年间,圆明园等处,一年要用掉这种红箩炭64405斤,另加黑炭566228斤、煤367433斤、木柴360248斤。坐拥烧不完的红箩炭,乾隆皇帝的冬天特别温暖,他开心地在诗中写道:
人苦冬日短,
我爱冬夜长。
……
敲诗不觉冷,
漏永夜未央。
图:乾隆帝写字像轴
烧不起煤
煤进入日常生活,始见于北宋的东京汴梁,当时称为“石炭”。不过,底层民众是用不起的。
北宋政府喜好“煤炭专卖”政策,对煤炭资源实施管控,由政府统一售卖。比如,宋徽宗时,“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朝廷大获其利。这种专卖政策,往往导致煤价高昂,民众无法在冬天购煤取暖。
木炭价格昂贵,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当中,于是乎,北宋开封城的冬天,对普通民众而言始终是寒冷刺骨。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开封城“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秤”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十五斤为一秤。可供参考的一个物价标准:大中祥符元年,北宋襄、许、荆南、夔、峡等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斗),眼见民众实在熬不下去,政府“出炭四十万”,将自己控制的部分木炭拿出来,半价投放到市场上,民众蜂拥抢购,结果发生了“有践死者”(踩踏至死)的惨事。宋仁宗嘉祐四年冬天,“阴寒雨雪”,薪炭、食物价格倍增,据欧阳修的奏折,当时开封城内“寒冻之人,死损不少”,买不起炭和煤的普通人家,为了御寒,只好铤而走险,违背禁令砍掉桑枣之树,乃至于去偷伐皇陵周边的树木。
元明时期,能够用煤取暖者,仍主要是宫廷、政府机构和官宦人家。直到清朝中后期,因为西洋采煤机械的引入,北京城的普通民众,才有了在冬天烧煤取暖的机会。清人笔记中说,京师“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市场上出现了煤饼、煤球,随之也就出现了“小户人家热炕头”。
可惜的是,因清廷一再限制民间开采煤矿,这种“小户人家热炕头”的现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并不普及。
清廷限制开矿,原因有二。首先是担心采矿破坏风水;其次是防范人员集聚,担忧矿工聚于一处容易造反。比如:
(1)顺治下旨:“浑河大峪山场,关系京城风水,不许开窑采石,违者从重治罪。”
(2)康熙命令:“红石山……杨家顶一带,均关风水……通行严禁。”
(3)嘉庆指示:“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
朝廷如此看待煤矿,地方官员查禁矿场时,自然也往往以此为由。比如,乾隆时的江宁知府沈孟坚上奏请求查封煤矿,说的正是:
“一经开凿便疑为破伤地脉,必至聚众酿案”,“招徕矿徒,半皆亡命,虽设钤制,流毒不浅。”
图:晚清,山西的挖煤工人
动用官兵,武力驱逐挖矿百姓,将煤矿“土石尽行堆砌,永远封禁”(长沙),是当时的常见之事。不过,由政府督办,并缴纳重税之后,也是可以在指定地点开采煤矿的——开矿者所得煤炭,20%作为税收上缴政府,40%由政府低价收购,剩下的40%才能在市场上自由贩卖。
如此做法,相当于大幅提升了煤炭的开采成本,抬高了煤炭的市场价格。
烧不起柴
普通民众烧不起炭,也烧不起煤,在寒冷的冬天,能够用来取暖的,就只剩下木柴、秸秆和杂草这些“薪柴”了。
遗憾的是,薪柴虽然是很低端的取暖燃料,但缺少柴薪却是古人的生活常态。比如,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因为燃料匮乏,“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日常生活中连“煮羹”的燃料都缺,自然也谈不上在冬天烧柴取暖。
这也是缺柴少薪成为历代普通文人重要哀咏主题的缘故所在。唐代诗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叹“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拆散生火取暖;南宋诗人韩淲,“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里咬紧牙关发抖;元曲《朝天子·客况》里,穷人家柴薪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催折。
图:卖柴曾是旧时的一个重要行当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北方的许多农村,仍然没有足够的薪柴用来取暖。198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森林资源丰富的黑龙江“全省三分之二的农户缺少生活能源”,该省的海伦县是一个典型:
“六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农村烧柴短缺。……全县农村生活能源越来越少,缺柴户越来越多。这些缺柴户是夏、秋一餐热,两餐凉;冬季水缸一层冰,屋里墙上挂白霜。由于烧柴不够,只好搂树叶、刨树根、剥树皮……”
当然了,坐视民众被冻死,是一件极不妥的事情,所以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取暖赈济政策”。比如前文曾提到,开封城炭价飞涨时,宋真宗曾“出炭40万”半价卖给民众;宋仁宗也曾在大雪时节下令减价售卖米谷、薪炭;苏轼任颍州知州,赶上大雪灾,他发放的赈济物资中有“炭数万秤”、“柴数十万秤”。
再如,明神宗也明白官督商办会抬高煤炭价格这一弊端,他曾亲自批示,不许搞官营采煤业:“煤乃民间日用之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倍增,京城家家户户何以安生?”雍正、乾隆年间,朝廷的禁矿政策也一度松动过,雍正曾批示“煤便于薪,乃日用所需,无需封禁”;乾隆也下过旨意,“悉听民间自行开采”。
可惜的是,这些指示往往停留在宣传层面。明神宗也好,雍正乾隆也罢,包括下面的相应机构,并无动力将之严格贯彻;而且,这些临时性的指示,还常被与之相左的长期性禁煤政策架空;向煤窑商人课以重税,导致许多商人家破人亡,才是雍正乾隆时代常见的故事。
于是乎,烧不起炭,烧不起煤,也烧不起柴,就成了中国古代普通民众冬日里的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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