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如何直言进谏的 魏征如何让唐太宗听进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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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是如何直言进谏的 魏征如何让唐太宗听进自己的话
魏征唐太宗
魏征进谏是出了名的，虽然皇帝身边有这样敢于说话的良臣是好事，但是作为一代君主，总是好面子的，那么魏征如何做到既让唐太宗保留了面子又听进自己的话呢？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
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
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在于他有一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
“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
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
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征。
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
他说他不想当忠臣。
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
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然而，贞观一朝却人人敢于犯颜直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太宗李世民确实具有从谏如流的见识和气度。而魏征之所以在谏诤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因为他知道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要远远大于历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臣。
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征的谏诤行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气，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基于一种精明而准确的判断。
关于这一点，魏征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可想而知，以魏征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征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征必定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譬喻中，或许就能找到某种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的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那样的亡国之君。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魏征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的话曾经被后人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随后的日子，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征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是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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