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日本明治維新前民眾識字率高達40％的神話

Posted 2023-01-01 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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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日本明治維新前民眾識字率高達40％的神話

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一個神話：
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高達40%以上。
這種說法，不止見於通俗歷史讀物，也見於學術著作。下圖即截取自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書中說：
「江戶末期男子的識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農村的村長之類的幹部幾乎100%識字，城市商人識字率也達到80%以上」。
作者給這段話標註了兩個注釋，顯示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流傳已久。
還有更神話的說法。
下圖截取自某學術論文。文章將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且認為比同期的歐洲（法國）還要高：
「江戶幕府末期，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高達60%～70%，而彼時的歐洲只有20%~60%，法國則不到10%」。
這個神話，常被用來比較中國的清末新政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許多人依據這些數據，得出結論：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再將這個結論，與清末新政的失敗、明治維新的成功相結合，推導出一種認知：晚清中國的「國民性」不足，國民程度太差，是新政無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導致了中日兩國的國運，在近代大不相同。
國運，與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間，當然是有關係的。
但「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遠高於中國」之說，卻並非史實，而是一個統計上的陷阱。
中文知識界之所以會流傳這個神話，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學者也說過相似的話。
比如，北岡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中這樣寫道：
「在江戶初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在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據說識字者的比例，即識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為40％~60％；成年女子為10％~20％。這在傳統社會是驚人的高水準，即使在現在，在此水準以下的國家也為數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帶來的各種效果，其一就是文書行政成為可能。一旦識字率超過10％，通過文書複雜有效地傳遞內容，就成為可能。」
「據說」二字，顯示北岡伸一併未考據過上述數據的真實性。
其實，江戶時代並沒有留下關於民眾識字率方面的全面調查。江戶時代日本識字率奇高的神話，最早產生於來到日本的西方人，比如1811年被日本俘虜的俄國船長戈洛夫寧，在他的《日本幽囚記》中說，他接觸到的日本人都擁有讀寫的能力。
雖然江戶時代沒有留下民眾識字率方面的全面調查，但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供參考。
比如，教育學者八鍬友広《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一書的研究結論是，在江戶晚期：
日本6歲以上兒童，能寫自己姓名者，男性約為89%，女性約為39%，能寫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約為63.7%，能夠記賬者約為22.5%，能夠寫普通信件者約為6.8%，能夠寫普通公文者約為3.0%。
遺憾的是，中文知識界在轉述八鍬友広的這一研究結論時，往往對寫姓名與村名、能夠記賬、能夠寫信、能夠寫公文這幾個層次不加區分，籠統稱之為「識字率」。
比如，某學術著作如此寫道：
「江戶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識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約40%以上，女子約10%都接受過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學者八鍬友広的《十九世紀的識字率調查》中對6歲兒童的識字率做了統計，結果顯示滋賀縣識字率高達75% （男子約為90%，女子約為40-50%），岡山縣的識字率近60%（男子約為70%，女子約為60%）。平民階層的識字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單看這段表述，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八鍬友広的研究證實了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識字率極高」的錯覺。
其實，若將表述中的「識字率標準」，註明為「能夠認識、書寫自己的姓名與村名」，這種錯覺就會很自然地消失掉——所謂的「高識字率」其實很平常，主要是低標準所致。
下表是滋賀縣1877-1893年的「自署率」調查表，引自八鍬友広的論文《明治期滋賀県における自署率調査》。由該表可知，所謂「滋賀縣識字率高達75% 」，其實是「自署率有75%」——「自署率」指的是能夠寫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比例。明治時代尚且如此，江戶末期的情況自然也不會更好。（論文網址：://2.sed.tohoku.ac.jp/library/nenpo/contents/64-2/64-2-01.pdf）
下圖是滋賀縣、岡山縣、鹿兒島縣1886-1891年的「男女民眾不能自署率」調查。引自日本學者斉藤泰雄的論文《識字能力?識字率の歴史的推移――日本の経験》。其結論與八鍬友広的研究大體相近。（論文網址：://home.hiroshima-u.ac.jp/cice/wp-content/uploads/2014/02/15-1-04.pdf）
這種「高自署率」，與「寺子屋」的發達有直接關係。
寺子屋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機構，主要以庶民子弟為教育對象。據統計，江戶末期日本全國共有約15000~20000所寺子屋。
寺子的教育內容，完全以日常實用為目的。比如，流行甚廣的寺子屋教材《商賣往來》中，收錄了361個詞語，包括與商業貿易直接相關的辭彙65個、商品名稱211個，這276個詞佔到了總詞數的77%。另一種供農村民眾使用的教材《農文往來》，則主要收錄農家書信中常用的單詞、短句和短文。
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調查統計顯示，長野縣常盤村882名滿15歲以上的男人，能寫名字為76％，能寫信為4％，能讀懂告示為1％。從寫姓名到寫信、讀懂告示，二者之間，存在著斷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為「識字率標準」，數據自然會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錯覺——畢竟，在現代日常語境里，說一個人「識字」，往往等同於這個人擁有寫信之類的基本文字表達能力。
比較符合常識的數據，可以參考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現代化》一書中的說法：
「自十八世紀以來，在全國，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據不完全了解的情況看，在德川時期末期，估計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識了點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曾在寺子屋受過教育。」
若以相同的標準，來考察晚清中國的「民眾識字率」，也可以得出很好看的數據。
美國清史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中研究認為：
「來自19世紀中後期的信息顯示，在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一群體，既包括那些具備充分的識字能力的精英階層成員，也包括處於與其相對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認識數百字的人們。粗略地說，幾乎平均每個家庭就有一位識字之人。」
羅友枝把識字能力區分為兩種，一種叫做「完全識字能力」（full literacy）
另一種叫做「功能性識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於學習儒家經典，後者致力於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認讀書寫能力。羅友枝將「識字率」的標準放寬至「那些只認識數百字的人們」，於是得出了晚清中國「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讀寫」這樣的結論。
在羅友枝之前，金陵大學教授、美國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 ，也曾利用1933年全國性的中國鄉村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在1930年代，中國男性「稍受教育者」約為45.2％，女性約為2.2％；中國男性識字者約為30.3%，女性約為1.2%。卜凱還親自在安徽蕪湖附近農村調查了102家農戶共計512人，結論是「已受教育者佔百分之四十四」。
在卜凱之前，1924年冬~1925年春，李景漢調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車夫，結論是：能夠閱讀白話報者為333人，無力閱讀白話報者為667人。
這種以低標準統計得出的「高識字率」，主要得益於清末遍布城鄉的私塾。
乾隆時期，曾有地方官估計認為，中等縣城鄉蒙館的數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廢除科舉改良私塾，部分地區曾留下私塾數量的統計，如1905年浙江嘉興有蒙館「一百數十處」，1907年杭州城內外有私塾203處（次年的數據增至280餘處），1908年安徽績溪縣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報稱，該省南陽、汝寧、光州三府分別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
私塾數量上的繁榮，對應著收費的低廉。齊如山在直隸高陽縣村塾讀書，「花錢都極少，每一學生，每年不過小制錢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漵浦入塾就讀，學費也不算高，「據母親說，當時只費了她三個半天的功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學費換得了」。
幕府時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區分為藩校（貴族與武士，教授如何做統治階層的合格一員）與寺子屋（平民，教授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內容）。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區分為「短學」（貧寒子弟，學習寫字、記賬等基本技能）與「長學」（富家子弟，學習四書五經以走科舉之道）。私塾費用本就低廉，「短學」相對於「長學」又要更為低廉；這些「短學」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與日本「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也就是說：
（1）「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高達40%」之說，是將標準極低的「自署率」，等同於「識字率」。（2）若使用相同的低標準，則晚清中國的識字率，與日本明治維新前的識字率，並無本質區別。（3）建基於「明治維新前日本民眾識字率遠高於中國」這一偽史實之上的、關於「國民程度」與「國民性」的分析，都不成立。
尊重常識，遠離統計陷阱，才能看明白事情的本相。
注釋
北岡伸一/著；王保田、權曉菁、梁作麗、李健雄/譯，《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8~9頁。
湯麗，《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第140頁。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博士論文。
磯田道史，《江戶時代那些人和那些事》。轉引自：李長聲，《晝行燈閑話》，譯林出版社，2015，第128頁。
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編、張渭城/譯，《日本教育的現代化》，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第19頁。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1979，P.140．轉引自：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43頁。
劉永華，《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2期。
徐錫齡，《中國之文盲問題》。
左松濤，《變動時代的知識、思想與制度》，武漢出版社，2011，第82~83頁。
同上，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