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供養帝都——大清帝國的北京糧食供應體制

Posted 2023-01-01 北京

篇首语：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如何供養帝都——大清帝國的北京糧食供應體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何供養帝都——大清帝國的北京糧食供應體制

一、生齒日繁：有清一代北京的人口規模和結構

1644年的清朝入關，改變了北京的城市地理空間格局，也改變了這座古老帝都的人口構成。隨著八旗鐵騎一起進入北京的還有生齒日繁的家屬。為了安置入京的八旗人口，順治五年（1648年），清廷下詔在北京內城實行圈佔土地和遷徙漢人的政策。

除了投充八旗的平民、居住於衙署中之官吏，以及城中寺觀中之僧道之外，北京內城中之漢官、商人、平民等全部遷往外城。同時，還規定八旗官員兵丁不得居住於外城。從此，北京的內城形成了“八旗所居，······星羅棋峙，不雜廁也”的居住格局，這種現象持續了200余年。

滿漢旗民畛域分隔的人口空間布局，加之旗民二元管理和待遇迥異，導致了北京旗人（也包括全國駐防旗人）人口的大量增長，“八旗無分長幼男女，皆注籍於旗”。但是，八旗人口統計並不歸屬順天府及戶部相關機構，而是由八旗及旗下參領、佐領獨立編審。八旗人口數字在有清一代都是“深嚴邃密”，而不為公眾所知。需要說明的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宗室和覺羅的人口統計以宗室佐領為部門，其戶口冊與八旗各佐領戶口冊完全相同。

雖然從整體上獲得各個歷史時期京營八旗人口總數的確切數字比較困難，但是相關領域學者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現存的零散八旗佐領記錄推算，估計了幾個粗略的人口統計數字：清初的北京內城旗人約為32萬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內城旗人達45萬人；清末旗民隔離終結，內城旗民滿漢總人口為46萬人。

八旗兵丁及其眷屬佔據了北京內城，一般漢人、漢官、商人則被遷至外城。自順治入關之時起，北京城便內城分八旗，外城分五城。在行政管理和地方治安上，外城歸五成兵馬司管轄。有趣的是，大興、宛平兩縣雖屬京師附郭縣，但其“各掌其縣之政令，與五城兵馬司分壤而治”。

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清代順天府劃界分治，“大、宛二縣與五城兵馬司接壤之地，五城以京營所轄為界，兩縣以在外營汛所轄為界，各治境內，以重官守”。所以，清代北京外城的概念是狹義上的外城，是五城兵馬司轄地，“於大、宛二縣之外，特設五城司坊各官分管其地”。目前，學術界也缺乏較為精確的清代北京外城的人口統計數字，但是根據一些輔助資料記載，清初北京外城的人口大約是14萬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則是19萬人，清末滿漢旗民界限打破之後，外城人口達到30萬人左右。

除了外城本身和附屬州縣外，北京還有外城城屬轄區，即“城外四郊，步軍統領京汛之地”，北京城屬與州縣之界線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外城城屬之地多是村莊，但是其居民並未照州縣之例編聯保甲，也就是不屬州縣統轄。

在缺乏細致統計的情況下，有清一代260年間，北京外城的城屬地區也沒有精確可靠的人口資料。但是，根據民國初年北京郊區人口統計數字和北京人口增長常態數率，進行逆向推算，大約可以得出不同時期內北京城屬人口的大致數字：清初大約是9萬人，乾隆四十六年約22萬餘人，清末的數字大概是34萬餘人。

如果不將順天府所領5州22縣的人口納入京師人口統計範疇之內，清代京師人口應包含三個部分：內城旗人為主體的人口、外五城漢人（民人）為主體的人口和外城附屬鄉村的人口。在不同歷史時期，狹義京師總人口的總量也是不斷變動的，總體呈上升態勢：清初為55萬人，乾隆四十六年為86萬人，清末為110萬人。

二、並不僅僅仰哺於漕糧——帝都多元化的糧食供應渠道

有清一代，北京內外城和城屬郊區龐大的在籍人口產生了巨大的糧食供給需求。當然，北京的糧食供給對象並不僅僅局限這些在籍人口，還包括很多動態的流動人口。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每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賈、工匠、遊宦、士子等非常住人口，這些人往往“雲集五城”，也會產生不可低估的糧食消費量。

如何供養帝都呢？從糧食供給角度而言，地處華北平原的北京很難實現糧食自給，清朝如同之前元、明兩代一樣，需要依賴南北運河漕運解決帝都糧食供給問題。在運河暢通的清代前期，每年都有六七千艘漕船自南而北，將數百萬漕糧運至帝都。明代那種“京師一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仰哺於漕糧”的現象，清代也基本沿襲如舊。

但是，相較於明代，清代北京的糧食供給並不完全依賴於南方漕糧。北方雜糧、豫、東麥石、東北米豆、乃至近畿稻米，都成為北京的糧食來源，帝都糧食供應呈現多元化趨勢。如此一來，雖然清代北京人口規模遠超前代，但是南方漕糧輸入量卻並未大量增加，甚至還出現過蠲漕、截漕之舉。可見，糧食供給多元化保證了北京糧食供應的充足。

以滿洲的關外龍興之地為例，從康熙年間開始，盛京地區就有糧食輸運京師。雍正年間，朝廷甚至專門派員至關外採買米豆，雍正元年七月，朝廷差滿官一員到盛京，“將錦州等處將軍府尹及內府佐領所屬現存米石，查看總數，於近海口處，兌十萬石”，“雇覓民船裝運至天津，以備京師之用”。

乾隆年間，東北米豆豐產，糧價大跌，乾隆三年的盛京粟米、高粱價格僅僅相當於京師同類糧價的一半。在此情況之下，清廷及時從東北調運糧食至北京。東北地區漸漸成為京師的穩定的糧食供應地，以粟米、黑豆和小麥三色為主，其中尤以粟米為大宗。

東北之外，直隸北部的口外地區、河南、山東等省也是京師的糧食供給地區。口外地區的小米大量銷往北京，“京城之米，自口外來者甚多”，“京師亦常賴之”。河南、山東兩省本就是漕糧輸出省份，但在漕糧之外，兩省每年仍有大量商販麥石流入京師，“向來京師需用麥石，俱藉豫、東二省接濟”。

除了外地調運京師，清代畿輔農業地區的糧食種植同樣對京師糧食供應有著重要作用。有清一代，在自然環境與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畿輔產糧區的糧食種植結構不斷變遷，進一步向多元化發展，高產抗災作物種植不斷增加，小麥主、粟米、豆類是主要作物，其中以小麥為主糧。另外，高粱、玉米和甘薯也迅速崛起。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廷還曾在水源豐富穩定的燕山與太行山麓一帶推廣水稻種植，如保定府“安州、雄縣等處亦多有種稻者”。但是，水稻種植在畿輔地區始終未能發展起來，直到19世紀40年代，“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

三、內外有別：兩類糧食供應體制

大清帝國從多個層面建立了對京師的糧食供應渠道，而京師糧食又是如何流通的呢？首先，清帝國建立了一個服務北京和京畿地區的糧食倉儲體系。據《清史稿·食貨志·賦役倉庫志》記載：

京師及各直省皆有倉庫。倉，京師十有五。在戶部及內務府者，曰內倉，曰恩豐；此外曰祿米，曰南新，曰舊太，曰富新，曰興平，曰海運，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萬安，曰儲積，曰裕豐，曰豐益。在通州者，曰西倉，曰中倉。各省漕運，分貯於此。

北京城有15個糧倉，再加上京畿通州的西倉和中倉，一共有17個國家級大型糧倉，確保北京的糧食供應。上述17個大型糧倉可以說是帝都血庫，它們的終端消費市場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帝國朝廷的中央樞紐。從總體上看，這些大糧倉的主要供給對象可以分為三類：

戶部糧倉儲糧主要為在京各級官僚提供俸米，內務府糧倉儲糧主要為皇室貴胄提供糧食消費，另有所謂恩米的儲備則主要提供給其它封爵權貴。

大清帝國的統治階級，這些皇室貴胄、八旗王公、滿漢臣工的糧食佔有和消費是驚人的。糧食對他們來說，除了滿足食用需要外，更是一種可以轉化為財富的貨幣替代品，糧食是俸祿的重要組成部分。順治十六年（1659年），朝廷明諭王公貴族應領祿米，“視其俸銀，每一兩，給米一斛”。

依照俸銀和祿米對應關係，親王歲俸銀1萬兩，每年可領祿米5000石；世子歲俸銀6000兩，可領祿米3000石；依次類推，爵位最低的宗室奉恩將軍，年棒110兩，可領祿米55石。1石的重量大約相當於62.5千克，18世紀的中國人均每年的糧食消費量大概在200公斤左右。

如果按照這個換算關係，一個清朝親王每年所得的祿米大約相當於1923個普通中國人一年的口糧總和！即便是最低級別的奉恩將軍，每年的祿米也相當於21個普通百姓的一年糧食消費總量。

帝國普通滿漢官員的俸祿也有部分是領米的，雖然比不得王公貴族那麽多，但也是相當可觀的。清初制度尚不健全之時，在京漢官不論官秩大小，“每年俸米，俱支給十二石”。自雍正三年始，朝廷規定“嗣後在京大小漢官，著按俸銀數目，給與俸米”，即一兩銀一斛米。乾隆年間，又先後實行雙俸、雙米的優待制度。乾隆朝以後，大清的正、從一品官每年可領俸米180石；正、從二品官，歲俸米154石。官職最低的從九品，歲俸米31.5石，也就是1968.75千克，10口之家一年食用是不成問題的。

雖然後世文學作品和筆記史料總有“窮京官”之類的記述，但是大清的京官生活不會差到哪裡去，一般京官俸米都會有富余，一、二品大員的余糧更是很多，當官終究是有好處的。

除了王公貴族和滿漢官僚，駐扎於京城的八旗兵丁也是吃皇糧的，他們所領的“甲米”也是很可觀的。正如《欽定戶部則例》所言，“我朝自開國以來，額設八旗甲兵，按月支給銀米兩項，原使各兵丁關支銀兩可以製備衣甲，給領米石足以養贍身家，立法至為周備”。

康熙年間，每一個八旗兵丁每年甲米是四十斛，“人口多者，適足養贍；人口少者，食之不盡”。後來，朝廷又根據兵種不同，將八旗兵丁甲米分成48斛( 24石)、36斛(18石)、24斛(12石)三個檔次。最低檔次24斛(12石)，也能養活5口之家。在八旗人口沒有出現“人丁日繁”局面之前，一個八旗兵養活一家人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還會產生不少的余糧。

生活在皇城和內城中的皇室貴胄，駐扎於內城的八旗兵丁，還有居住於外城的漢人官僚，他們被帝國的等級分明的供給製供養著，有著充足的糧食供給，非但糧食無虞，而且會有大量的富余糧食。那麽，生活在外城的普通漢人百姓，大清體制內供給製之外的民眾們，他們又是靠什麽養活呢？

體制外的民眾，自然是需要市場化的商品糧來滿足生存需要的。清代北京糧食市場的物資來源主要分成三類：一是貴族、官員、八旗兵丁的俸米、甲米轉賣過來的糧食；二是國家倉庫平糶而來的糧食；三是外地客商販運至京畿的糧食。

體制內所享受的俸米、祿米存在巨大的超量浪費供給，這一部分極為可觀的“余糧”成為京城商品糧流通市場重要的貨源，甚至被認為是京城商品糧最早的來源，所謂“京城向無米販，全賴甲米轉售，以裕民食”。

每年有多少官員俸米和軍人甲米流入商品糧市場呢？康熙時，“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適足養贍，人口少者食之不盡，必至售賣”。到乾隆時代，出現了“每放米之時，倉內所出官兵留食者約三四分，官局收買者約二三分，余俱在外流通，民間借以接濟”的現象。八旗兵丁將富余的甲米轉賣，已經是“亦勢所不免”了。

按照上述數據，每年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俸、甲米即大約120餘萬石糧食進入北京的商品糧市場。既然俸米、甲米的流出在北京商品糧市場佔有那麽大的比重，那麽其流通勢必會直接影響到京師糧食的流通和價格。所以，清廷對於俸、甲米的發放其實也間接成為京師糧價的調控手段。

八旗兵丁售賣甲米，除了確實有富余之糧外，還有一些別的原因。貪圖貨幣利益是重要原因，康熙年間就出現了“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家，惟圖微利，一時即行變賣”的現象。雖然朝廷命令禁止，但是有清一代，依然是屢禁不止。承平日久的八旗兵丁“忽於生計，習為奢侈”，領到甲米的時候甚至“隨即賤價售與鋪家”，“而家中食米，轉零星用貴價向鋪戶糴買”。

八旗兵丁大量售賣甲米的背後是整個北京糧食供應商品化的趨勢，而朝廷這個過程中確實也曾經想以行政手段控制體制內供養人口的商品化，但最終並未成功。

除了體制內外流糧食進入商品糧渠道外，北京的普通民人（漢人）還依賴外來商販販運糧食和政府發倉庫糧食設局平糶兩個路徑，解決口糧供給問題。

京城普通百姓，更多是依賴商賈販運至京的糧食來糊口。“京師輦谷之下，商民雲集，每年所出倉粟不敷食用，尚賴各項雜糧添補”，各項雜糧則依賴於外地商人的販運。正如乾隆自己所言，“懋遷有無，彼此轉輸不匱，乃閭閻糊口常計所資”。為了做到“轉輸不匱”，朝廷也確實在各個方面做了很多便利於糧商販糧進京的配套政策，譬如弛關禁、口禁、海禁，減免關稅、落地稅，“俾商販流通”，以增加京師糧食供應。

在糧價比較高的時候，朝廷往往會“平糶”，借以調控糧價。所謂設局“平糶”並非無償提供，而是降價銷售，降價的幅度視朝廷財力和市場供需關係而定。據文獻記載，京師平糶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京城米貴、命每月發通倉米三萬石運至五城平糶”。

雍正四年（1726年），因“五城設立米廠，俱在城內僻巷，老弱窮民，來買甚難”，諭令巡城禦史“在城內添設米廠幾處，以便窮民”。乾隆二年（1737年），除五城設立十廠平糶外，又於京師四鄉添設八廠，“廣行糶賣”。乾隆九年，又在通州、盧溝橋、沙河、黃村分設四廠平糶。

朝廷平糶對於控制京城糧價確實有作用，表面看來也確實是所謂德政。但是，如果從平糶糧食本身看，就很難說是什麽德政了。京師設廠平糶，是太倉變色米石流入市場的主要途徑。北京、通州各倉貯存糧食堪稱巨量，每年陳陳相因，各倉產生大量氣頭(倉頂之米)、底(倉底之米)，加之挽運漕糧時“狼撒掃收”的土米，這些變質、汙染的糧食都是非常可觀的。

康熙五十六年，京倉陳米多達434餘萬石。雍正年間，陳積也十分可觀。到了乾隆時期，京、通各倉的儲存糧食都有大量霉變，甚至紅朽成灰，只好“給與耕種之民，聽其量力運出，以肥田畝”。這些變質陳糧成為朝廷設局平糶的主要貨源，“才命農官出紅朽，頓教米賤樂窮閻”。對於朝廷而言，不過是處理了倉庫陳糧，又能變現，而老百姓吃了陳化糧，還得感謝皇上天恩！

四、衰敗和失靈：帝國走向潰敗的寫照

清代前中期，為了供養帝都，朝廷建立了多元化的糧食供應渠道，營建了17個龐大國家級糧倉，並以體制內外為標準，實行了供給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套糧食供應體制。在國家權力比較強大的時候，這一套制度運行穩定，帝都糧食供應穩定，糧價也沒有出現過很大的起伏。

但是，到了晚清，國家權力控制力松懈，行政執行系統懈怠成為慣性時，這一套糧食供應體系自然也陷入崩壞之中。以倉儲體系來說，康乾時代，全國官倉貯糧數長期保持在1100多萬石以上，每年開支約300萬石，有著龐大的盈余。時至晚清，倉儲體系與帝國中其他一切行政系統一樣，陷入腐敗泥潭，各級官吏貪汙、盜竊成風，倉庫所貯糧食很多虛空，账面數字與實際數字相差甚遠。

鹹豐七年(1857年)七月初二日，位於皇城內，專供皇室所需的內倉竟然也發現米石被竊案件。皇帝詰問，“該倉系在長安門內，所有該門值班官兵，何以毫無察覺？”最後竟然也是什麽都查不出來。皇帝只能發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命令，“著該官大臣查明懲處，並嚴傷嗣後當晝夜嚴防，毋得疏懈！”如何嚴防？其實根本無法做到！

國家糧倉虛空，账面數字虛假是晚清的一個突出問題。同治元年(1862年)，大學士寶鋆奉旨清查中倉米石，“經逐廒查明，止存米18200余石，共計虧短竟至20500余石之多”。更為恐怖的是，自鹹豐三年以來，中倉所貯米石“從未通盤清理”，虧欠不知幾何！最後這件事也是無從查起，終於不了了之。

不惟獨貯糧數量虛空不實，而且管理混亂不堪。庫吏荒怠職守，“常見廒座外隙地，一律鋪席，······席上粒米狼戾，結成並團，幾與糞土無異，任人踐踏而過”。如此倉儲，如何能供應帝都官民口糧所需呢？

倉儲混亂虛空，也意味著帝都失去了穩定的糧食儲備。道光年間，京倉已出現連一年積儲也沒有的現象，當年漕運一有延誤，京師便無法支放官兵糧餉。由鹹豐至同治，京、通兩倉儲糧僅30000—40000石，有時少至1000多石。

糧食儲備減少，但是帝都糧食消費人口卻在不斷增加。皇室宗室、王公貴族、文武官僚、八旗兵丁及眷屬，這些純粹的寄生人口不斷增加。正所謂“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帝都不堪重負。

帝都糧食供應系統是依賴於強大國家權力實行大宗物資調配和政府主導的有限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其衰敗和失靈正是大清帝國走向潰爛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