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風吹不起

Posted 2023-01-01 介子

篇首语：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小春秋·風吹不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春秋·風吹不起

講談·小春秋

2016年，李敬澤先生在《當代》開設“講談”專欄，筆落春秋時代，《衛國之肝》《遊街》《小白大白》《晉國之卜》《天下之客》《風吹不起》，六篇好文，寫史見心，妙趣橫生。文筆蘊藉，性靈踴躍，既深得傳統真趣，又切中時代之癢。在李敬澤先生的著述譜系中，“小春秋”系列應居於比較重要的位置，欲理解作者的當代文學批評，欲理解作者之志，可以從“小春秋”系列入手。李敬澤先生的進路給當代文學研究者以啟示，所謂工夫在詩外“，研究當代文學工夫在當代文學之外。

《風吹不起》寫重耳，寫介子推，寫寒食節，以志清明。

李敬澤著名文學評論家，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館學術委員會主任。享受國務院專家特殊津貼，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新聞出版總署“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90年代中期開始批評寫作，迄今為止發表學術論文三百餘篇，著有《顏色的名字》《致理想讀者》《小春秋》等十餘部文集。

風吹不起

文｜李敬澤

公元前636年，春王正月，公子重耳立於船頭。對岸漸漸近了，晉國迎面而來。

瓜熟蒂落。重耳是一個耐心的人，他忍耐和等待了十九年，從十七歲等到三十六歲，現在，不是他奪回晉國，而是晉國準確無誤地落到他的掌中。

他回過頭，卻見狐偃立在身後，面容肅然，雙手捧著一枚玉璧。他認出，那是他當年賜予狐偃的玉璧，是他和狐偃主從關係的信物。

河風凜冽，重耳覺得身上每一根寒毛森然而立。

狐偃說：“臣負羈絏從君巡遊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何況君乎？請由此亡。”

巡遊天下！呵呵，說得多麽體面！那不是什麽巡遊天下，那是喪家之狗！野狗一樣奔竄、乞討，被人嘲笑、被人輕賤，不知前途何在，不知明天睡在哪個窩裡！身邊的人越來越少，他們走了，他們看不到希望，只有這個人，他確信他將不離不棄，狐偃，狐子犯，他的舅舅，更是他的兄弟，沒有子犯他早就熬不住了。而現在，晉國就在眼前，國君的大位就在眼前，這個人竟然對他說，我要走了。我知道過去很多地方得罪了您，我把這玉璧還給您，從此解除我們之間神聖的誓約，我要浪跡天涯去。

重耳接過玉璧。

玉冰涼。他轉過身，對著滔滔的黃河，把玉璧高高舉起：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玉璧沉入黃河的河底。它見證著一份新的誓約：在此刻，在他即將成為真正的君王的時刻，他和他的追隨者重新確認他們的關係。

狐偃說：過去，我們是兄弟，現在，船到對岸時，我們不再是兄弟而只是君臣，對嗎？

重耳說：不。我們是君臣，也永遠是兄弟。

船靠岸了。晉國的大地一望無際，無數的人在等他，各懷其心。

那天夜裡，他終於來了。

——寺人披。史書上是這麽稱呼他的。

寺人，閹人也。被閹割，一刀割去了對祖先、家族、後代和自身的責任，從此他與世界的關係僅僅是他與他的主人的關係。

這個叫披的人，其實也不叫披，他的本名是勃緹，“勃緹勃緹勃緹”，叫順了嘴就叫成了“披”。

一個被強行簡化的人，從他的身體到他的名字。

寺人披是歷史記載中最早的一位武功高強的閹人。從重耳的父親獻公時代起，披的職責就相當於後世的東廠，他負責“乾髒活”，替國君殺人，當然，他必定消息靈通，他聽得見草葉微動的風。

這個人，此時就站在重耳的門外，他說：

我只是盡我的全力執行命令，“君命無二，古之製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我不會思考為什麽殺人，古往今來，如果每個人都要思考和選擇，那麽軍隊和監獄都將無法運轉。所有的君王，不管是你的父親、你的弟弟、你的侄子還是你，都離不開我這樣的人。

——那一年，公子重耳在秦國軍隊支持下橫掃晉國，登上君位。然後，他就每天坐在宮中，忙碌地清算恩仇。

流亡十九年，有恩的恩重如山，有仇的仇深似海。現在，結帳的時候到了。漫長的十九年裡，在孤寂、困苦和絕望中，支持他熬過來的，恰恰就是此刻——背棄他的人、蔑視他的人都將跪倒在他面前祈求寬恕，為糊塗油蒙了心而後悔而戰栗；而那些追隨他的人，那極少數人，他們的忠誠和情義將得到報償，他們將從他的手中獲得榮耀、權力、財富和土地，他們和他們的子孫都將永遠慶幸他們作出了對的選擇。

重耳如神，立於群山之巔，分配雷霆或雨露，決定和更改人的命運。太陽照耀著他，舞台上的聚光燈照耀著他，萬眾矚目，所有的人都在圍觀這人世最盛大的戲劇。

不知晉文公重耳是否意識到他所具有的原型意義，在後來的中國人心中，恆久地存有一個根本的想象，而他恰恰就是這想象最初的源頭，公元前636年的重耳，他所做的一切都將被無窮盡地模仿。

這是因為，他差不多是中國史上第一位起於江湖的王者。他是公子，但他曾經落入最底層，他帶領一支小小的創業團隊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長期奮鬥，他將是後世的劉邦、劉備、朱元璋，將是許許多多掙扎於泥濘的人夢想成為或夢想遇見的那個人。這樣一個人，必有無數的恩仇要料理，而料理恩仇在後世的民間想象中就是故事的高潮、結局和意義。

重耳看不到那麽遠。他不是看戲的人不是觀眾，他知道，料理恩仇其實只是開場。晉國經過十九年的動蕩，正處於權力和利益的真空，現在，他在重新分配一切，讓每個人在新的晉國得到自己的位置，分得準不準，分得是否妥當，這關係到能不能擺穩他的君位、他的江山。

——他毫不猶豫，立刻殺掉了晉懷公子圉。那是他的侄子，但他沒有這個侄子，他面對的只是一個死敵。還在秦國時，他就迎娶了懷公留在秦國的夫人、秦穆公的女兒。他曾經有所遲疑，但身邊人幾句話就打消了他的心理障礙：娶了此女對獲得秦國的支持至關重要，而你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

他不是你的侄子、她也不是你的侄媳婦，有什麽下不去手的？

然而，對在這十九年中留在晉國的人，那些曾經效忠惠公、懷公父子的人，他必須顯示足夠的寬大，棄小怨而安眾心，畢竟，他不能把留在晉國的人殺光。他大度地赦免了曾經攜款叛逃的頭須，在後來的《韓詩外傳》中，人們甚至想象他和這個昔日的仇人手牽著手舉行了招搖過市的遊行。重耳深知，在報恩報仇之外，他必須寬恕。

但有的人斷難寬恕。比如，披。

披現在站到了門外。他向新主人報到，而且有情況要報告——

披來了？重耳一聽就蹦了起來：

他還敢來？好啊，你們去問問這王八蛋，十九年前，我爹派你來蒲城殺我，限你一天一夜趕到，你呢，倒是腿快，沒掌燈你就提著刀到了。我跳牆逃命，倆手還扒著牆頭呢，你丫一刀就砍到袖子上，差點沒把手給我剁了！

還有，我跑出去跟著狄人在渭河邊種地，我弟又派你來殺我，限你四天時間，結果呢，你丫第三天就到了，你當你是高鐵呢這麽提速，你急什麽急？你丫還有臉見我，滾！

然後，披就做了剛才那一番自辯。披冷冷地說:

我還以為你這回回來，長了見識，知道該怎麽做主子了，卻原來你還糊塗著呢。我滾，可以，隻怕照這樣該滾的人就多了去了，剩下你一個等著倒大霉吧。

——現在，我們必須注視這個卑賤的披。他此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倫理問題，該問題在這種情景下提出，在中國精神史上具有隱秘的原創意義。

披這個人，讓人想起埃希曼，那個集中營裡的屠夫，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他來到集中營，他會成為埃希曼。

披和埃希曼，無情地追殺無辜者，或者漠然地像運送物資一樣把千百萬無辜者送往死地，他們都是有罪的。

但是，我不敢肯定，在正常境遇下，他們一定就是惡人。比如披如果穿越到不知哪國，成為法治社會的一個警察，他也許像《悲慘世界》裡的沙威警長那樣不近人情，但他必定鐵面無私。而埃希曼，如果讓他管理鐵路或民航，我相信，必會安全、正點。

也就是說，他們還是他們，他們可能是值得尊敬的人。

那麽，在什麽地方出了問題呢？

漢娜·阿倫特對此反覆闡述，她認為披或埃希曼的問題是“不能思考”，在阿倫特以及她所理解的康德看來：“每個人在開始行動時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過使用實踐理性，人們發現能夠也應該成為法則的準則。”

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以賽亞·伯林嗤之以鼻，他說：“我無法接受阿倫特的邪惡之庸常性的觀點……那些欽佩她的人，不過是會擺弄字母的文人，他們不用腦子思考。”

阿倫特說披和埃希曼不思考，伯林說阿倫特及其粉絲不思考。

那天晚上，晉文公重耳認真思考了。他走出門，重新認識了披，現在他不會讓披滾，他想明白了，他需要披。

此時的重耳確認，必須有人把一種價值中立的責任和義務當作最高法則，否則一個王國或一個政治共同體將無法存續。

果然，披告訴他，有人謀反。披準備以一如既往的熱情和乾勁執行他的命令。

叛亂者遭到了無情鎮壓。殺了該殺的，賞了該賞的，用了該用的，萬民各得其所。

寂靜的綿山下，一個人與老母黯然對坐，他遠遠地、冷冷地看著世間的烈火烹油、煎炒烹炸。

他叫介子推。介子推屬於公元前655年跟隨重耳出逃的那幾十人的小集團，現在，他回家了，和十九年來倚門望子的母親團聚。

據司馬遷說：“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彈冠相慶，一片歡騰。但是，偏有一個人被忘了，這就是介子推。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你不說，也就沒有了。忘了也就忘了。很可能就這麽徹底忘了。

在某一個晚上，介子推與母親說起這件事：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為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難與處也。”

——在這陰暗的小屋裡，說出的是重要的話，請屏息靜聽。

介子推完全否定了文公和臣下之間的江湖和廟堂邏輯，當所有的人都在談功勞和報償時，他在談論天——在這裡，天既是超驗的，也是中國人所體認的“勢”，晉獻公九個兒子，現在只剩下重耳，而惠公、懷公父子又不爭氣，那麽，除了重耳還有誰呢？

對當時的晉國來說，選擇的余地有限，重耳能夠順利奪位，傳檄而定，確實是勢所必至。但是，天意在上，人事在下，你不能說人的行動毫無意義。當介子推標舉天意時，他是激憤於人的虛偽和貪婪。十九年的流離，介子推是親歷者，他必是深知這十九年間人的軟弱、人的動搖、人的困頓愁苦，這一切即使在史書上都不慎有所流露。而現在，那些人把這一切全忘了，他們正在爭吵著比較功勞，他們的忠義原來也不過是貪婪，他們像一群投下重本的賭徒，競相索取回報，而晉國就如同等待分割和烹煮的羔羊！

這並非是憤世嫉俗，介子推看到的，文公重耳必也看到了。

——在船上，狐偃還璧的時候，重耳必定有一瞬間感到面前這個人如此陌生。這是赤裸裸的要挾，狐偃代表著那一群忠誠的追隨者：趙衰、魏武子、胥臣等等，他們要求明確他們在新晉國的特殊地位。在那一刻，重耳清晰地知道，原來他們和他並不同心，他們另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心。

重耳不是介子推，他毫不遲疑地滿足了他們。他知道，這就是江湖的邏輯，也是廟堂的邏輯，人世正是如此運轉。在後來的歲月裡，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在晉國形成了侵奪君權的貴族統治，最終三家分晉，三家之中就有趙、魏。

重耳和介子推都看見了。重耳看得開，而介子推看不開。這是一個有潔癖的人，在那個小集團中他必定沒有一個朋友，重耳把他忘了，別人也不曾記起他，這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蓄意遺忘。

母親說話了：“何亦求之，以死，誰懟？”

你也去說說呀，不然就這樣呆到死，又怨誰呢？

在這裡，話開始分叉。介子推是在鄙夷那些爭奪奔競的人，而母親卻從基本的人情世故上理解兒子：這麽大怨氣，不就是因為沒有輪到賞賜嗎？咱也去說說呀。

介子推像很多兒子一樣，有時對母親的話感到無語，我在談天道和真理，而你隻關心我的委屈。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讓我像他們那樣，我不是更下賤了。況且，我已經口出怨言，我壓根看不起他們君臣，又怎麽能再去端那個飯碗！

母親不甘心，母親進一步勸說：

“亦使知之，若何？”

還是想想辦法吧，給人家提個醒。

介子推有點惱了：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我已決意從此遁世，還廢什麽話！

“能如是乎？與汝偕隱。”

——母親到底也不懂兒子的心思，還能這樣啊？難道可以在付出一切後放棄和拒絕人世的榮耀和報償？但是，母親說，我和你一起走。他們分別太久了，母親只有一個念頭，我要和我的兒在一起。

在那個清晨，兒子背負著母親，隱沒於山林。介子推再沒有說過什麽話。他歸於沉默。

介子推母子的對話最早見於《左傳》，《史記》基本照抄，但《史記》中另有一處重要的補充，那就是，介子推原來是黃河船上那一幕的目擊者：“是時介子推從，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我很懷疑這一段是太史公想當然所加。或許他看出了《左傳》中母子對話所隱含的疑難。

在《左傳》中，我們面對的僅僅是這幾段對話，即使是這篇對話，也遭到了眼尖的錢鍾書先生的質疑：既是母子對話，誰聽見來？但這其實不是什麽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左傳》的語境下看這篇對話，或許會覺得介子推的議論不過是矯情的牢騷，如果文公沒忘了他，他很可能早就歡天喜地領賞去了。南宋呂祖謙《東萊博議》中就此洋洋灑灑發了一大篇議論，介子推是老實人，吭吭哧哧幾句話哪經得住呂先生那一張利嘴：“今既推咎文公之濫賞，又怨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跡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

——經他這麽一說，介子推簡直就是一個小人。

但讀完這篇高論，我卻對呂祖謙頓生厭嫌，此人好一支刀筆，不該論史，該去做狀師。他不像是活在南宋，倒像是活在21世紀的互聯網上，所求者不過是佔一個吵架的上風，他所遠的，恰恰就是人情。放下呂祖謙，再看那篇對話，反覺得在說與未說之間曲盡人情，那一定是介子推與母親真實的交談。母親的眼裡只有兒子，母親不懂政治，母親不理解兒子在想什麽，母親只是覺得兒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你為什麽不去說呢？咱想想辦法，別這麽憋著呀。而兒子，他是在說著自己的話，他並不是在訴委屈，但他同時也不得不回應母親，媽我不能那樣，那樣做更讓人看不起……

呂先生和介子推他媽的眼界一致，他也是覺得介子推受了委屈，母親為兒子的委屈而焦愁，呂先生卻大喜過望：哈哈，你果然是個小人！

而司馬遷，我不知道他寫下河上那一幕時有何依據，但他終究是有遠比呂祖謙高貴的心，當他讓介子推與文公、與狐偃在河上斷然分手時，他已經對後面的對話做出了判斷，那不是什麽牢騷，問題的要害也不在忘不忘、賞不賞，這是一顆清潔的、可能過於清潔的心在這濁世做出的決絕選擇。

介子推，他決不苟且，他蔑視算計和交易，他對這一切感到羞恥，他拒絕參與這個遊戲。他對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偏執而狹窄，但這種偏執和狹窄中有一種森嚴壁立的力量：他竟然不遵從江湖的邏輯也不遵從廟堂的邏輯，他在無可選擇中做了一個選擇，從人群中走出，獨自隱入山林。

隱何其難也，人世之牽絆竟不能斷。介子推大概有兩三個弟子或仆從，他們很可能在最終的隱退之前一直追隨著他。這實際上也解釋了錢先生的質疑，至少，在介子推與母親說話時，《左傳》並沒有說明是否有人在場。現在，他們顯然和母親一樣，認為必須說，為什麽不說？他們把陳情書寫在絹上或帛上，掛到了宮門外：

“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重耳聞報，一拍腦袋，想起來了：

介子推！

怎麽就忘了他，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太忙了，這都忙昏了頭了！快！把他找來。

——或許真是太忙，百廢待興，諸事並舉。但也可能是想起了，想了想又放下。或許介子推看得明白：上下相蒙，在上者等待著在下者的渴望、競爭和乞求，只有這樣，一種依附關係才能夠確立，一份效忠契約才能夠達成。而一個人冷冷地等著，一言不發，你為什麽要想起他？他根本就不會感激涕零。但是現在，不能再忘，必須想起，這份公開的陳情把問題提到了另一個層面，那不是介子推的安排問題，而是君王是否公正，是否對得起臣下的忠誠。

一場聲勢浩大的尋找介子推的運動展開了。

但是顯然沒有結果。

在兩千多年前的茫茫群山中找兩個決意不見你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終，重耳做出了一個象徵性的姿態：把綿山周圍封為介子推的祿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當然，介子推是不會來領這份祿的。

然後，大家不肯放過介子推。

他們說，介子推有大恩於重耳，他在流亡途中曾經“割股奉君”，割下大腿上的肉熬了一鍋湯給重耳喝。

他們說，重耳搜山找不到介子推，想出個三面燒山的主意，想把他逼下山來，結果山燒光了，介子推母子抱樹焚死。

他們說，因為這件事，文公重耳下令每年此日不得舉火，必須寒食，所以有了寒食節。

他們後來又把清明和寒食混到一起，清明也是為了紀念介子推。

人們越來越不理解介子推是何等樣人，但人們對介子推不能釋懷。他走進山中，永不歸來，人們無法解釋他的心思，但人們每想起他都會感到巨大的悲涼和傷感。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所有的節日都是紅火的、熱鬧的，充滿對現世的迷戀和肯定，而人們把唯一無火的、冷清的、寂寞的節日留給他，這個名叫介子推的人。

一千七百多年後的寒食那日，貶謫黃州的蘇軾提筆寫下《寒食詩》，最後四句是：“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裡。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死灰吹不起。也許蘇軾所想的正是傳說中那場燒遍綿山的大火。

公元前636年前的人們，文公重耳、狐偃、寺人披，他們誰都不曾想到，他們之中最長久地被記住竟是那個被忘記的人——介子推。

原文發表於《當代》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