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潔︱墮淚碑的反諷

Posted 2023-01-01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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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潔︱墮淚碑的反諷

流民，往往與饑荒與瘟疫相伴為伍，流民中發生瘟疫也不足為奇。但明成化六年辛卯至七年壬辰間（1470-1471），湖廣荊襄地帶為遷移流民而人為造成的瘟疫流行，卻是一起十足的人禍。流民與明代的戶籍制度相始終，既有流離失所的流民，也有定居多年，卻沒有黃冊子相隨的“流民”。當時荊襄地帶的流民，也是這兩類的集合。雖然魚龍混雜，地方上有所不便，但似乎未至生亂。這時來了一位巡撫，卻掀起了一場大風暴。這位巡撫叫楊璿，正統四年己未（1439）進士，也是一位老資歷的官員了。但楊巡撫首先考慮到的是自己的仕途，對流民問題，作了危言聳聽的匯報。

薛應旂《憲章錄》

首先這是個錯誤的建言，因為流民中，有很多是從洪武時期就遷移而來、甚至繁衍到了第三代的移民。但很不幸，這個錯誤建言沒有在上報過程中得到質疑，反而獲得了巡按禦史薛承學的附和，回饋到地方後，又得到湖廣布政使司執政官員的附和（明薛應旂《憲章錄》卷三十三）。歷史在總結時，大家發現原來有許多暫停鍵可按，而在進行中時，卻仿佛只有快進鍵。於是一項大規模的流民清除行動開始了。

當時的行動分兩種形式，一是派右都禦史項忠總督軍務，平定劉千斤的余黨李鬍子等作亂的流民；二是巡撫楊璿主導，將無戶籍者一律遣返歸鄉或戍邊。第一項軍事行動，本來捉拿了為首者，以及一些頭目後，也可中止的，但擴大化到了良善平民：“有流民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及為惡者。兵刃加之，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谷。”（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十八）軍事行動濫殺無辜有所難免，但人數也太多了點。第二項行政強製遷移，雖然也是惡政，但總不至於死人吧，然而，非常不幸，這次死的人比軍事行動還多，因為途中發生了瘟疫。

黃光昇《昭代典則》

明戴冠《濯纓亭筆記》記載了這次瘟疫：“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荊襄，恐流民為變累己，因為危言以動朝廷……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寢處，氣相蒸鬱，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屍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卷一）遣發流民，包括已定居三代以上的家族，可見是實行一刀切的懶政，只要沒有原始戶籍的，一律遣返。而夏天舟舍狹窄，人群密集，導致了毀滅性的疫病傳播。說遺棄在水中的屍體都阻塞了航道，不知是否誇張，但“哀號之聲動天地”的悲楚，當是隔著故紙堆也能打擊到人的真切感受。

萬斯同《明史稿》有楊璿傳，說他處置荊襄流民，“留者著籍，去者資遣之”，即隨移民之願，留的人給戶籍，去的人給盤纏。這是區畫有方，文明有序的景象（卷二百三十）。殊不知這是史家慣用的筆法，為人作傳，只要不是悖逆大奸，一般都說好話，但會在他文中有所補充表述。同稿《食貨志》：“項忠、楊璿先後為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暍死疫斃不可勝紀。”（《明史稿》卷九十六）這就記了兩位官員造成的枉殺與冤死。

但這次荊襄流民的滅頂之災，最後卻成了官員的德政碑，不可思議的是，作者還是湖廣人，天順元年丁醜狀元黎淳，時任翰林院左庶子。《平荊襄碑》錄在其所著《黎文僖公集》卷九，據稱，他是在回鄉時，受官長、師友、鄉鄰之托，誠摯地為巡撫、總督等官員頌平荊襄之功：“總督公之雄才，總戎公之成算，巡撫公之力讚，就此大功，敢以碑文請。”《狀元圖考》記有這位黎狀元不入妓館的佚事，說他“性淳厚，不事遊冶”。作碑文時的黎狀元四十八歲，已不年輕，當然不能稱幼稚，或許形容他性格的“淳厚”，其實是“冥頑”的美飾之詞。此碑文雖錄在文集中，但《明史稿》《明史》絕口不提，因為在當時，這碑文就被人諷為當代“墮淚碑”了。《濯纓亭筆記》：“時有作‘大明平荊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問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情則異矣。”明人薛應旂《憲章錄》、黃光昇《昭代典則》等，也都載此“墮淚碑”說法。無辜慘死者眾的悲劇，刻成德政碑，也只能是“墮淚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