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皇陵薄葬之風的原因及其影響

Posted 2023-01-01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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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周皇陵薄葬之風的原因及其影響

前言

我國古代有著悠久的喪葬文化，古人認為人死之後，陰陽兩隔，靈魂仍在陰間過著如同陽間一樣的生活，因此對待死者應“事死如事生”，體現在死者的陵墓（包括地上建築和地下建築部分）、服飾、隨葬品等等，都應該仿照生前，由此形成了“厚葬”的喪葬習俗，長期沿襲不改。

唐朝流行“厚葬”，皇陵的規模、隨葬品數量和等級都超越了以往，呈現出一番“盛唐天氣”。五代繼承唐代遺風，儘管社會動亂，厚葬風氣仍積習難改，但後周太祖郭威卻“頂風逆行”，帶頭提倡“青磚黃土、瓦棺紙衣”的薄葬之風，奠定了後周皇室的薄葬傳統，也對宋朝喪葬習俗產生了積極影響。

瓦棺紙衣：後周皇陵的薄葬之風

1、後周太祖郭威的嵩陵

公元954年2月，後周太祖郭威崩。這位出身貧寒，靠澶淵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後周開國之君隻做了不到四年皇帝，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厲行節儉，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個極為奇特的遺囑：

“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無須用石柱，費人工，隻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隻立一石記子，鐫字雲：‘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

繼承皇位的柴榮是郭威養子，對郭威遺囑不敢不遵，他為郭威營造的皇陵嵩陵，無論墓製規格還是陪葬物品都盡量節儉，據《新鄭縣志》記載，嵩陵前曾有一處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可見柴榮是嚴格遵守郭威遺囑，對郭威加以薄葬的。

郭威的嵩陵至今猶在，墓塚高12米，周長約100米，只是墓碑消失無蹤，而且陵前沒有五代帝王陵墓前常見的石人、石獸等物，讓人完全想象不出這是一代開國皇帝的陵墓規模，實屬罕見。

2、後周世宗柴榮的慶陵

後周世宗柴榮是郭威的嗣子，同樣是五代少見的明君，甚至可以說是五代第一明君、最優秀的政治家。柴榮繼承郭威開創的事業，極大提升了後周的綜合國力，拉開了統一南北的戰爭序幕。然而，這樣一位傑出帝王跟郭威一樣，隻當了六年皇帝便英年早逝。

柴榮的陵號為慶陵，同樣比較簡約，現存墓塚高15米，周長100多米，跟郭威的嵩陵形製規模類似。明清帝王十分推崇柴榮的功績，曾專門撥款為他的陵墓修建陵園，修建後的陵園周長約800米，陵門到墓塚鋪設80米的神道，慶陵才有了正式的陵園，但跟其他朝代帝王相比仍是“袖珍型”的。

用心良苦：後周皇帝實行薄葬的原因

後周為何一反唐朝厚葬之風，實行“瓦棺紙衣”的薄葬？這其中，既有郭威個人品德的因素，也受到當時特殊歷史背景的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1、郭威出身貧寒，成長艱辛，深知民間疾苦，厲行勤儉節約，故而大力提倡薄葬之風。

郭威是河北隆堯人，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但他三歲時父母雙亡，死於戰亂，年幼的郭威只被姨母韓氏撫養長大。姨母的家境貧寒，所以郭威年少時吃了很多苦，剛成年便投入軍隊當了一名普通軍卒，他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卻因為家裡窮，沒錢置辦衣物，顯得十分落魄，幸虧柴氏看中了郭威，她不嫌棄郭威貧寒毅然嫁給這個窮光蛋，在柴氏的操持下，郭威有了小家庭，日子才好過一些。

郭威未成年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成年以後又在軍中摸爬滾打，屢立戰功，從一個最普通計程車卒成長為朝廷重臣，進而成為後周開國皇帝，他親身經歷了生活的艱辛，親見了社會的動亂，因此做皇帝後愛惜民力，不僅輕徭薄賦，減輕負擔，還帶頭崇尚節儉，衣著樸素，飲食粗淡。

郭威對宮中用品力求樸素，乘輿服飾力戒華麗，他下令廢除各地向朝廷進貢珍美食物等舊製，還讓人把前朝遺留宮中的珍玩寶器、豪華器具集中起來，當眾打碎說“聽聞隱帝每日與嬖寵在宮中嬉戲，珍玩不離左右。滋事不遠，應以為鑒……凡為帝王，安能用此物！”郭威經常教導臣屬說：“我出自寒門，備嘗艱苦，又遭遇戰亂，一但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害百姓。”

可以說，郭威的出身和成長經歷，讓他深知民間疾苦，崇尚節儉，一反唐朝五代厚葬習俗，帶頭實行“青磚黃土、紙衣瓦棺”的薄葬，就是這種勤儉之風最好的表現。

2、五代政權更迭頻繁，經濟衰退，民生凋敝，厚葬習俗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一個朝代的喪葬習俗是厚葬還是薄葬，受很多因素影響，帝王的提倡是一個重要因素，卻不是全部。事實上，決定喪葬習俗的根本還是經濟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喪葬習俗出現“薄葬省用”之風，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動蕩，民生凋敝，廣大百姓生存都成問題，還談什麽“事死如生”？唐朝流行厚葬，根本而言是因為唐朝國力強盛，民生富裕，至少整個上層集團擁有足夠財力支撐厚葬習俗。

五代十國是繼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之後的第三個分裂混亂時代，從公元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後梁，到公元951年郭威代漢建立後周，短短四十多年間，中原王朝前後相繼，換了四個政權，每個政權平均存續時間只有十年多一點，這對喪葬習俗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政治上而言，一個皇帝去世，嗣君繼位後要面臨很多威脅，還未暇大張旗鼓修建山陵，就要面對改朝換代的嚴峻局面，根本沒有精力大肆厚葬已死的帝王；從經濟上而言，五代政權的統治重心在中原，覆蓋河南、山東、山西、河北、陝西等地，而當時全國經濟重心早已轉向南方，中原地區久經戰亂，民生凋敝，賦稅收入銳減，大多賦稅收入要充作軍費，打仗搶地盤，而不是給死去的皇帝修豪華陵墓。可以說，五代特殊的政治軍事形勢，導致社會動亂，經濟衰退，民生凋敝，使得厚葬習俗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厚葬習俗對百姓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

3、唐末五代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盜墓盛行，郭威汲取唐代皇陵遭盜的教訓，因此實行薄葬。

唐朝帝王實行厚葬，陵墓極盡豪華，陪葬品極盡豪奢，如此高調的厚葬方式，固然換來了死後的一時風光，卻也招致盜墓賊的頻繁光顧。唐朝後期，戰爭不斷，社會動蕩，但大唐國號尚存，盜墓賊還不敢公開盜掘皇陵，唐滅以後，失去保護的皇陵遭到各方盜墓賊覬覦，終於難逃被盜的悲慘命運。

五代後梁的耀州節度使溫韜，負責鎮守關中地區，正是唐朝皇陵所在地。這個歷史上的天字第一號盜墓賊，靠著自己的職務便利，大肆盜掘王朝皇陵，除李治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外，其他諸帝17個陵寢都被他強行盜掘。《舊五代史》記載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為堅固，也最為宏大，還自我標榜“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好盜息心”，卻逃不過溫韜的“火眼金睛”，溫韜發掘昭陵後，發現其“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但仍被溫韜強行盜掘，陪葬的鍾繇、王羲之的書法作品都被溫韜席卷而去。

郭威親歷五代動蕩，當然不想重蹈唐代皇陵覆轍，而想要避免被盜掘，最好的辦法便是薄葬，而且是真正的薄葬，不是李世民那樣的“自我標榜”，郭威曾親口解釋堅持薄葬的原因是“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郭威為示薄葬，再三叮囑“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讓在場之人作為見證他是實打實的薄葬，沒有任何金銀財寶陪葬，下葬後還要在墳前立碑刻字，告訴盜墓賊“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並“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郭威為避免死後被盜墓賊打擾，真可謂是煞費苦心。

流風遺澤：後周薄葬對宋朝喪葬習俗的影響

宋朝上承五代遺風，在喪葬習俗上尤其受到後周皇室薄葬傳統影響。儘管宋朝經濟發達、社會富裕，但宋朝沒有恢復唐朝的厚葬習俗，反而從上到下形成一股比較節儉的喪葬風氣，這主要得益於宋朝在改進喪葬習俗方面采取了以下三個方面措施，而這些措施都深受後周薄葬之風的影響。

1、皇室率先垂范，帝王陵墓普遍崇尚節儉。

宋代皇帝普遍比較節儉，這一點應該受宋太祖趙匡胤影響，而趙匡胤則受郭威和柴榮影響。

趙匡胤的職業生涯和郭威十分相似，同樣是早年生活艱辛，甚至有外出流浪的經歷；同樣是飽經世間滄桑，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同樣是從一名普通士兵成長為將軍，通過兵變黃袍加身，成為一代開國皇帝。另外，趙匡胤投軍之初便隸屬郭威帳下，後來又長期追隨柴榮，深受柴榮器重，所以他的治國理念受郭威和柴榮影響很大，即位之後同樣是率先垂范，崇尚節儉，禁止奢靡。

在趙匡胤的帶頭示範作用下，宋朝皇帝除宋徽宗、宋高宗外，普遍都比較節儉，反映在皇陵上，無論是佔地面積、建築規模、陪葬品數量和級別，跟秦漢、隋唐、明清等大一統王朝相比有天壤之別。宋代皇帝陵設在河南鞏義，埋葬著北宋的七個皇帝以及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周圍還祔葬著後妃、宗室、親王、王子、王孫和寇準、包拯、狄青等名臣名將的陵墓一千多座，規模不可謂不大，但比起明十三陵、清東陵的宏偉壯闊，奢華富麗，宋陵顯得十分寒酸，作為旅遊景區更是幾乎無人問津。

從宋陵出土的隨葬品來看，各種奇珍異寶和金銀器、銅器、漆器等奢侈品數量很少，別說跟唐朝、明清相比，就是跟五代前期，以及同時期的遼相比，隨葬品數量和奢侈程度都無法企及。當然，這一現象與宋陵在靖康之恥中遭金人大肆劫掠有關，但也充分體現了宋朝皇室崇尚節儉之風。

2、官府三令五申，以制度形式禁止厚葬。

厚葬表面看起來是儒家孝文化的體現，實則是徒具其表的形式主義，與其死後“厚葬”，不如生前“厚養”。宋太祖趙匡胤親歷五代亂世，繼承了後周皇室的節儉傳統，即位之後曾連續三次下詔整飭厚葬之風，批評時人“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

宋仁宗天聖年間曾頒布《天聖令》，其中的《喪葬令》對各級官員的墓田面積、墳塋高度、墓葬規格、棺槨材質、石獸數量、陪葬品等進行了詳細規定，如《喪葬令》第二十一條規定：

“品官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

《天聖令喪葬令》的規定，基本適用於整個宋朝，歷代皇帝都三令五申禁止厚葬，提倡薄葬，這些制度和詔令在《太常因革禮》、《元豐新禮》、《政和新禮》等典籍中都有系統體現。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針對兩廣地區“婚姻喪葬，習為華侈，誇競相勝，有害風俗”的厚葬現象，朝廷專門下令“委帥守、監司常切覺察，如違，重置典憲。”通過三令五申，強化制度執行，唐朝的厚葬之風逐漸淡去，薄葬習俗逐漸成為宋朝社會的主流，一些官員士大夫的陵墓，甚至不用磚頭堆砌，而使用石灰和篩土混合夯實，既體現勤儉節約之風，也能避免死後遭盜，墳塋磚頭被村民盜取出賣。

3、士大夫自覺自發，通過遺訓或著書立說，倡導薄葬之風。

士大夫集團在宋朝正式形成，他們大多清廉自律，生前勤儉節約，死後推崇薄葬，通過遺訓或著書立說，反對厚葬習俗，教誨子孫或世人興薄葬之風，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指出他死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臘吾骸、朽衣巾而已……塚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意思是他的棺材要用雜木做成，簡單塗漆即可，墓上植五棵柏樹，不用石人石獸。

名臣司馬光作《書儀》勸告世人“慎勿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宰相杜衍告誡其子“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卑墳以葬”；南宋理學家李衡死前遺訓說他的棺木“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隻裁一折席藉背可也”；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也提倡薄葬，《朱子語類》雲：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可見，朱熹認為墓葬應該一切從簡，墓葬不該太大，太大的墓葬反而容易被盜掘；辦喪事不該用冥器、糧瓶這些花裡胡哨、毫無意義的東西，也不該用世俗器物陪葬，乾乾淨淨，清清爽爽。

結語

喪葬是我國傳統文化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人講究“視死如生”，往往流行厚葬，實際上是封建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但以郭威為代表的後周帝王卻一反常態，親自帶頭厲行節儉之風，並進一步影響了宋朝的喪葬習俗，形成了崇尚薄葬的社會風氣，其開風氣之先的做法，令人肅然起敬。在郭威的家鄉河北隆堯一帶，至今還流傳著“葬之失禮，入土為安，後周遺風，紙衣瓦棺”的美談，這是郭威對移風易俗的重大貢獻，也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直至如今仍值得我們推崇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