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風華褪去，但仍然光耀草原

Posted 2023-01-01 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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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風華褪去，但仍然光耀草原

披著遠古的風塵，留下風雲變幻的車轍，神奇的勒勒車，拉著歲月的風雨，放牧這無邊的山河……

當著名歌唱家楊洪基演唱的歌曲《神奇的勒勒車》再次響起的時候，我們折服在被譽為“草原之舟”的勒勒車之下。勒勒車從茫茫的草原深處走來，講述著自己的故事緩緩向前。

從商周時期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三千余年中，勒勒車一直是草原牧人最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歷史上，我國北方遊牧民族較多，大都擅長騎馬征戰。由於勒勒車在雪地和深草中行走迅速，因而時常作為戰車在戰爭中效力。

歷史的畫卷展開，勒勒車登上屬於它的舞台。

(一)

勒勒車源自北方草原上的少數民族。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以高度負責的精神，歷時幾十年在陰山山脈西段的狼山之中，發現青銅時代（大約相當於商、周至戰國時期）的千余幅古岩畫。其中車輛岩畫佔有一定數量和地位。這些岩畫大都分布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境內，即當時遊牧部落出入陰山山脈谷道處。從陰山的車輛岩畫中，最早出現的車輛是非常簡陋的。在今烏拉特中旗有一副岩畫，前面是騎者，後面一匹馬，馬尾上連著一橢圓形物體。同樣在今鄂爾多斯出土的青銅器上有一馬形動物，後面也連著一橢形物。可以看出，這就是最早出現的勒勒車圖像。

戰國時期，匈奴的勢力一度發展到黃河南岸。但最終被秦始皇幾計重拳打得遠遁大漠戈壁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在漢武帝的時代裡共對匈奴用兵10多次，以“霍衛組合”為首的漢軍北擊匈奴。幾個回合過後，匈奴就被打的滿地找牙。

勒勒車當時就是匈奴軍事運輸和日常交通工具。《鹽鐵論-散不足》說“胡車(匈奴車)相隨而鳴。”《漢書-楊雄傳》也說：“砰轒輼（fén wēn）破穹廬”一語“轒輼”就是匈奴車。陰山曾是匈奴民族長期活動的地區，陰山山脈中的車輛岩畫與匈奴的早期歷史密切相關。從鑿刻在陰山中的車輛岩畫，說明早在戰國之前匈奴就會造車。到了秦漢時期，匈奴已有發達的造車業。匈奴聚居的張掖郡(今甘肅省張掖縣一帶)和陰山(狼山、烏拉山和大青山)，就是專門製造車輛的地區之一。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漢兵在常山、中山(今冀西北一帶)擊敗南匈奴，“獲穹廬車重千余輛。又公元134年，漢兵在車師前國(今新疆吐魯番)附近的間吾陸谷(今新疆博格多山)掩擊匈奴，也虜獲車千余輛等。

戰國到漢，中原與北方雖有戰爭，但歷時較短，而南北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不斷加強，特別是匈奴及其上層貴族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通過賞賜和交換，從中原進入漠南或者越過長城進入漠北，其中中原進入塞外的車輛有許多。東漢順帝四年(公元135年)，烏桓入雲中（內蒙古托克托縣），一次就截奪商賈牛車千余輛，可見漢代進入塞外經商的車輛有多少。

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將丁零、柔然等部擊敗，尤其是丁零，他們各部因善於製作並普遍使用高輪大車，故晉以的中原人又稱他們為高車。丁零人之所以普遍使用高車，是因為他們原駐牧地草叢茂密，積雪深厚，且多沼澤，在這種地區使用高輪大車，可以減少阻力，便於通行。

柔然是用勒勒車進行運物載人。世祖二年(公元429年)，北魏深入漠北征戰柔然，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滿山澤，蓋數百萬”。所獲柔然車，都充為軍用。當時柔然有如此大量車輛，說明柔然人已能生產或製造車輛。

（二）

正當大宋為了抗擊遼金而絞盡腦汁之時，北方草原上的蒙古登上了歷史舞台。宋開禧二年（1206年）春天，草原深處的鄂嫩河源頭，蒙古各部諸王在此開會，會上“選舉”鐵木真為蒙古族人民的“汗”，這個“汗”就是後來征戰整個歐亞大陸且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

當蒙古各部出現於大漠南北草原之前，馱獸和車輛早已是古代北方各族運輸及日常交通工具了。在成吉思汗時期，蒙古畜牧業已不是過去“無羊少馬，有牛不用”的狀況。為適應其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要，馬、牛和駱駝作為蓄力開始駕車出現在茫茫的草原上，到了13世紀，由於遠征和大規模移牧，車輛更為盛行。元代蒙古地區車輛發展具有數量多、使用普遍及技術精湛的特點。

《遼史》中記載，遼代“扎剌亦兒部以車為闌，每一千車為一庫倫，共有庫倫七十。”以此計算，僅在扎剌亦兒部即有車數萬輛。在成吉思汗西征時，長春真人也曾目睹“車帳千百”、“皂車氈帳、成列數千”的實況。而且“黑車白帳”均同時並提，說明當時蒙古牧民即有大量使用車輛的現象。南宋的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中描述，每當牧民移牧時，“車，派而五之，如蚊陣，縈纖延袤十五裡，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

據前蘇聯蒙古學家弗拉基米爾佐夫在《蒙古社會制度史》中記述，車輛“是當時蒙古人生活最尋常的現象”，不僅遊牧民已廣泛使用車輛,而且勒勒車早已傳到森林民戶當中。《蒙古秘史》很多章節提到車輛的使用，不僅富有者佔有車輛，就是貧困戶也擁有車輛。依附於泰亦赤兒部充當家奴的速勒思部人鎖兒罕失剌（成吉思汗西征時的四傑之一赤勒溫的父親）家，亦有車一輛。

《蒙古秘史》所載，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蘭豁阿曾乘車，由今俄羅斯勒拿河上遊經千山萬水來至不兒罕山地區。這表明在九世紀末，他們就已經能製造車輛並用於山地、林區及沼澤地區等這樣難於行車的地方，這不僅表明車輛堅固耐用，而且也顯示了蒙古民族造車技術的精湛。到了成吉思汗的時代，造車技術更為進步，開始製造“鐵車”和大型車輛。《蒙古秘史》裡所說，蒙古人有兩種車輛，用於搬運各種物品。一種大車稱為合剌兀台帖兀堅，另一種稱為合撒黑帖兒堅。後一種車輛的名稱直至今日仍保存於蒙古語中，目前這些詞均被理解為大型的貨車。除此之外，還有“運載大帳幕的大型車輛”，整個帳幕“不可卷舒，車上載行”，“車上室，可坐可臥。南宋的彭大雅就曾目睹蒙古用20頭牛挽車的大帳幕車輛，直徑近30尺。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在草原上設置了帖裡乾（蒙語譯為車）、木憐（蒙語譯為馬）和納憐（蒙語譯為小）三條大路。《元史-地理志》裡記載，在這些道路上車來車往，上都（內蒙古正藍旗）至大都（北京）的路上“不滿千里，車輛四道焉。”。

元朝末年，隨著一個叫朱重八這個牧牛娃的出現，北方草原的交通運輸的開始倒退，勒勒車的發展也深受影響。這個放牛娃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率領農民起義軍元順帝妥歡帖木兒打得退出大都（北京），回到成吉思汗起家的草原上。此後雙方的征戰時斷時續，草原與中原之間正常的經濟往來受到阻隔。北方草原上的農牧業、手工業城鎮及居民點被戰爭摧毀，蒙古地區社會經濟陷入了困境。元朝鼎盛時期的道路交通荒廢，繁盛一時的驛站隨之消亡，大車也不再使用了，一切裝載的物品，往往隻以馱子搬運。

（三）

雖然元末明初的戰爭阻礙了勒勒車前進的步履，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也只是一朵很小的浪花。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當清太祖努爾哈赤帶領他的後金子弟幾個衝鋒把明末帝崇禎逼上煤山，吊死在歪脖老樹上後，勒勒車再次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之時，就制定了“南不封王，北不斷親”的政策，北不斷親就是指與蒙古人互相聯姻。這個政策重新煥發了蒙古民族文化的光彩，草原上不再寂寞，一輛輛勒勒車相依相隨，徐徐走來。

到康熙征討噶爾丹時，勒勒車已經在草原上得到了空前發展，雖然主要的幾場戰役是在今蒙古國境內，但內蒙古大草原仍是清軍征討噶爾丹戰爭的後勤保障基地。《中國古代戰例選編》中說，在昭莫多之戰中，清軍在中、西路進軍線路上，“組織大批車輛和民夫隨軍運送糧秣和器材，攜帶大批駱駝，進入漠北後，鑒於在沙漠中行車困難，即以駝代車，馱載火炮前進，以保證作戰需要。當時草原上勒勒車就如解放戰爭中支前的獨輪車一樣，洋洋灑灑，一眼望不到盡頭。正是草原上大批量的勒勒車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清軍後勤保障的後顧之憂。隨之在雄才大略的康熙親征下，噶爾丹叛亂注定是一個失敗的結局。

清代蒙古地區的畜力車主要是勒勒車，以牛牽引為主，故通稱為牛車。《錫林郭勒盟公路交通史》記載，清代的勒勒車“輪不甚圓，轅不求直，軸輕為椽，輪高4尺余，以1牛曳之而行”。車輪大，車體高，即使在坎坷不平的山地和沼澤地帶也可以正常行駛。這種車又分乘人和載貨二種，乘人車就是在車體上面用一些細而長的橫木或柳條彎成弓形，將其兩端系在兩轅上，並成一排，中間系上橫木，然後在上面罩上布或氈子，夏天可以防雨，冬季又能禦寒。

上述勒勒車主要是內蒙古東部區農牧民用以運水、搬遷以及“旅蒙商”尾隨遊牧民行商運載貨物的運輸工具。在內蒙古西部區的農閑時節，包頭的農牧民時常以勒勒車跑長途運輸。經常結隊百輛以上，載運毛皮去往張家口。

（四）

清末，昏庸腐朽的清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閉關鎖國的政策沒能阻擋住“洋鬼子”的堅船利艦，他們硬是將自己的汽車開上了北京街頭。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轟轟烈烈的現代化進行曲的奏響，各種機動車輛開進了草原。勒勒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有的靜靜地停泊在大草原的草海深處，有的走進博物館內供遊客參觀。2006年蒙古族勒勒車製作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神奇的勒勒車》旋律想起，勒勒車不再孤單……

參考《內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內蒙古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