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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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讓和禪讓制度的衰微

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組織的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而尤以荀子的說法最為精到。他在《荀子·王製》中講了人類社會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禮義。那麽,由誰來組織“合群”呢?由誰來安排“分工”呢?又由誰來倡導“禮義”呢?對這些,荀子都想到了,他認為這些必須由通過民主選舉制度推出的既能“善群”又會“使下”的賢能君王來做。

問題是,這些能“善群”、會“使下”的賢能君主,到了一定年齡要衰老,要死亡,需要新一代的君主去接替權力。怎樣順利地實現新老君主之間的權力轉移和接替?辦法有了,那就是實行“禪讓”制度。

何為“禪讓”?“禪讓”這個詞由“禪”與“讓”二字組合而成。《史記索隱》稱:“禪者,傳也。”“禪”道出了“禪讓”制度的主旨,就是要實現統治權的自然傳承。“讓”,是講統治權傳承的具體方式和方法。表面上看,“讓”有“謙讓、推辭”的意思,也就是“推賢尚善曰讓”(《書·堯典》孔穎達疏)。通過禮讓,最後要推舉出會“使下”、能“善群”的賢人善人來接任君主之位。

在《孟子·萬章上》中,孟子與他的學生萬章之間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討論“禪讓”的文字。學生萬章問老師:“當年堯垂老時,把天下送給了舜,有這樣的事嗎?”孟子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天子不可能把天下輕易送給哪個人。”萬章又問:“如果真像老師說的不是堯送的,那麽,舜得到的天下,是誰給的呢?”孟子回答:“是上天給的。”萬章又一次追問:“上天憑什麽把政權給舜而不給別人呢?”孟子說:“上天就是憑舜的優秀品德和行事能力來決定這樣做的。”最後,孟子得出了禪讓是“天受(授)之”和“民受(授)之”兼而有之的結論。

綜合相關典籍,可以知道“禪讓”製的實施過程大致上是這樣的:先是在日常生活中湧現出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物,他們“以行與事示之”,也就是說他們的德行和辦事能力,使其成為社會上嶄露頭角的優秀人物,引發了人們的崇敬和欽佩。老一代的君主(首領)利用“巡行”天下的機會對這些優秀人物進行考察和篩選。到了一定時候,君主召開“四嶽”會議,或由君主提議,或由“四嶽”提名,經過充分討論,決議出“禪讓”的人選來,這就是所謂的“天受之”。名單提出後,還得征得本人的同意,在當時,因為當首領沒有什麽好處可得,而對當選人的要求又十分的嚴格,責任特別的重大,因此“讓”而不任的人一定是有的,傳說中的許由就是這樣的人。沒有謙讓,“禪讓”的那個“讓”字就無處著落。莊子寫了那麽長的一篇《讓王》,多多少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現實。如果“讓”的結果人們還是要他擔當,那一般人也會認同,原先的君主也會委以重任,讓他去辦大事辦實事,以得到民眾的認同,這就是“民受之”。最後水到渠成,老的君主去世後,他就當起了新的君主,就這樣,一次“禪讓”算是完成了。一定也會有那樣一種情況,原先大家都看好他,但試用一段時間後,大家感到不適合,他自己也感到勉為其難,那就另請高明,他也會高高興興地“卸任”。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堯帝畫像

要有上頭“天”的認同,要有下頭“民”的讚許,還要當事人的自覺自願,還要經受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考察,由此可見,這是一種原始社會流行的民主選舉任職制度。“禪讓”的要點是通過“讓”把權力的接力棒傳授到那些願意為眾人服務的大賢人的手中,因此,“禪讓”製又被人們稱之為“禪賢”製。《史記集解》有言:“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啟始傳父爵。”到夏啟時才徹底把這種禪讓製取消了。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好像“禪讓”製是五帝時代實行的一種君主傳賢制度,其實,它應該更古老一些。宋代蘇轍說:“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龍川別志》)所言甚是。這裡說的“自古”指的是五帝之前的漫長歲月,包括傳說中的所謂“有巢氏時代”、“燧人氏時代”、“伏羲氏時代”、“神農氏時代”,而且可以相信,在這些時代,由於貧富分化還沒有出現,氏族和部落的首領更純粹的具有公共服務的性質,因此,“禪讓”推行的客觀條件就更完備。

到五帝時代,尤其是到了堯禪舜、舜禪禹的時代,實現“禪讓”製的土壤和根基已經松動。堯禪舜,舜禪禹,應當說是“非典型”的。純粹意義上的“禪讓”製只能植根於公有製的土壤裡。沒有私有財產、沒有貧富分化、沒有君主的個人權威和利益,只有那樣,“禪”才可能出現“讓”的局面。反觀堯禪舜、舜禪禹那兩次“禪讓”活動,並非風平浪靜。

舜帝像

讓我們對比兩次“禪讓”作一點粗略的剖析。

其實,號稱“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的帝堯,很早就在考慮“禪”位給誰的問題了。在一次由多人參加的會議上,堯一開場就提出了“誰可登用嗣位”的問題,事實上當時堯年歲還不高,提出這個問題多少使與會者感到突兀。而就在這次會議上,一個叫放齊的人提議:“嗣子丹朱開明。”可以說,放齊提出的可是個石破天驚的新命題:既然是“禪讓”,那怎麽可以稱帝堯的兒子為“嗣子”呢?部落聯盟首領的兒子再“開明”,開天辟地以來從未有人把帝位“禪”給自己的兒子的。不知是帝堯與放齊唱雙簧呢,還是帝堯的確感到自己的兒子不適合,帝堯馬上站出來說:“籲,頑凶,不用!”意思是這小子太頑皮太凶劣了,不能用。參與會議的不再說什麽,丹朱接班的事也就不再成為議題了。然而,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有人公然在莊嚴而神聖的、帝堯親自主持的議事大堂上提出傳子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事件。

客觀地說,帝堯在他的中年期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嗣位”問題,以及放齊的堂而皇之要堯帝的兒子丹朱接班,是當權者放出的一隻改變君王繼任制度的政治氣球。但是,由於原因種種,堯的目的沒有達到。

經過一番周折,最後“禪讓”的對象落實在了“有矜在民間”的虞舜頭上。有趣的是,在基本確定舜為“禪讓”對象後不久,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了舜,名義是很美妙的,叫做“吾其試哉”!意思是說,我將兩個女兒放在他身邊,是為了測試他的品質啊!可是這樣說,多少是有點兒欲蓋彌彰的。可以作這樣的理解:丹朱當不了嗣子,那麽讓“少有孝名”的舜當自己的女婿不是也一樣嗎?對此,歷史學家不高興了,說堯是在玩“女婿傳位”的把戲,實際上是“曲線傳子”,這樣做事實上就已開始突破了“禪讓”即“禪賢”的那條底線。

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可以說是日後自禹開始的傳子制度的一次先導,也是一次流產了的演練。

堯去世後,按照規定授舜以天下。可是,這時又有了這樣一個過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史記·五帝本紀》)對舜來說,這樣做可以視為不乏“作秀”的成分,但是從帝舜的不得不“讓辟丹朱”這一行動看,當時社會傳子的呼聲已相當高了,人們的“不之丹朱”、“不謳歌丹朱”不是不喜歡傳子制度,而是不喜歡丹朱這個堯之不爭氣的浪蕩子。

“舜禪禹”的過程也曲折而充斥著戲劇色彩。舜剛即帝位,就問四嶽“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意思是說,有哪一個能繼承和弘揚帝堯事業的人,就可以當我手下的第一大官,將來就很有可能接我的班。大家都說,禹行。這時,禹謙虛了一番,“讓於契、後稷、皋陶”。這個“讓”還是很正常的,體現了大禹的謙虛態度。最後還是舜一錘定音:“你就大膽地乾起來吧!”言外之意是,你大禹也不要推讓了,最重要的是把治水這件事辦好,這個江山就是你的了。禹感到自己肩頭的擔子很重,“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把滔滔洪水給治平了。

這時出現了天下升平的大好局面。在困頓中,大家尚能齊心協力,天下太平了反倒有了鉤心鬥角。當時舜封的二十二個大臣“鹹成厥功”,功勞都不小,最突出的有這樣幾個人:官為大理的皋陶,主禮的伯夷,作為工師的垂,主政山澤的益,負責百谷種植的棄,這些人實際上都成了禹的競爭對手。面對權力原先是“讓”,現在是“爭”,這是一大變化,也是“禪讓”製已走向末路的反映。

在這關鍵時刻,帝舜當機立斷,召開了一次由舜親自主持的,讓禹、伯夷、皋陶為代表的三股強勁勢力都出席的會議。這次會議其實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充分肯定了大禹在平定天下中的功勞。“唯禹之功為大”,“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史記·夏本紀》)意思是說,宣導我的德教,以感化人民,這都是你大禹的功勞。二是借批評堯的兒子,打壓了一下氣焰正盛的皋陶其人,“毋若丹朱傲”(《史記·夏本紀》)顯然批評的不只是丹朱其人,而是“若”丹朱的那個人,主持會議的舜的矛頭所向,是十分明顯的了——就是要敲打一下“傲”氣十足、自以為有功於天下的皋陶,當然可能還有其他人。

由“讓”而“爭”,本身說明禪讓制度此時已衰微到何等田地!由此可以想象,數百年洪水滔天,大家都在生死線上掙扎,能積累財富嗎?顯然不可能。而通過堯、舜、禹近百年接力棒式的治理,天下已出現了安定的天氣,各部落的首領此時已經有條件擁有“私產”,而且數目一定不小了。想想後來的“禹貢制度”,各地還有那麽多貢品上交“中央”呢!此時,天下共主一職大家當然要“爭”,因為如果“爭”上了,真有不少好處可得呢!由“讓”而“爭”,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虞舜大殿外景(山西洪洞古歷山)

總而言之,正宗而純粹的“禪讓”制度應該是存在過的,而且存在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原始社會的漫長歷史流程中,人們都是通過“禪讓”這種方式推舉、選擇自己滿意的首領的,而到了五帝時代,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相當明顯,站立在社會頂尖上的被稱為“君”、“皇”、“帝”的這樣一些既富又貴的頭面人物,在他們身上雖然還保留著原始氏族長的聖人氣質,但“私”念已在他們身上植根,而傳子制度正是人們的“私”念發展到一定時期結下的一個果實。

—— 王進鋒《鐫刻在甲骨上的史詩——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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