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鞅農戰論的角度，分析其對秦國富國強兵的助力

Posted 2023-01-01 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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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鞅農戰論的角度，分析其對秦國富國強兵的助力

前言

商鞅變法是任何一個時代談起改革都不會放過的話題，同樣不會過時的話題。秦國的商鞅變法不是孤零零地存在於戰國時期，類似的這種變法各國大大小小均有發生，絕大部分是與商鞅同為法家學派的，但是為何唯有商鞅成功，在秦國的變法中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實行縣製，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其中耕戰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商鞅辦成任何事的一個現實物質基礎。經過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增強，發展至戰國後期成為最富最強的國家，有著以一敵六的資本和實力，而商鞅變法的農戰論為秦國富國強兵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農戰論出現的基礎

商鞅變法思想的邏輯起點和最終目的是富國強兵，意味著其一切思想都圍繞著如何實現富國強兵而開展；封建農業社會，富國必須重農，強兵必須重戰，可以說農戰論是商鞅達到富國強兵目的的基本內容。而農戰論出現及成功實踐有三大基礎：歷史觀，人性論和價值觀。

應時的歷史觀：商鞅的歷史觀在整個先秦思想中佔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備受歷來史學界的關注。大部分學者認為，商鞅的歷史觀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是屬於先進的。商鞅將歷史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總結說道：“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大致意思是，遠古時代的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的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的人們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僚。時代在變，人也在變。他將三世更替的原因總結為“亂”，即“民眾而無製，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基於此事，商鞅表達了隨著社會變化，政治制度也要隨之改變，這就是基於歷史的觀察，應當有變古應時的歷史觀，應當符合時代進行一些改變做一些事。而這是變法者共有的歷史觀，否則也不可能進行變法。

自利的人性論：商鞅對人的本質及人與人的關係進行了判斷和思考，得出“人的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自身利益”的觀點。言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這與性本惡論和性本善論不同，但細究起來還是更加接近性本惡論，不過商鞅並不認為自利逐利是性本惡的意思，這是介於善與惡的中間觀點。同時他指出獲利方式是存在善惡的。儒家諸位聖人認為人性是不能更改的，但商鞅認為人性可以被隨意捏造，而這需要利用人性中的“自利”。這樣就能像捏造一個未成形的陶胚，隨意塑造成任意器具。

實用的價值觀：商鞅的價值觀十分講究實效性和實用性，若是價值不能在現實世界落實，那麽這個價值就是毫無意義的，必須摒棄和扼殺。商鞅主張單一的價值觀，隻講國君之利，而否定其他價值的存在，他這種觀念的確會讓國君手握大權、令國家按著國君設想方向前進，但這也會讓整個社會陷入“以生民為芻狗”的狀況。統一天下的秦始皇就是這麽辦的，達到“天下皆為虜矣”。商鞅曰：“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務者，事之用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是否務實有用成為商鞅衡量一切好壞的重要尺度，變法舉措亦是如此。“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這話將商鞅的重實效、嗜功利的價值觀赤裸裸地展露出來。

總而言之，這三大基礎都有著缺陷和時代局限，卻還是為農戰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為秦國富強開啟了新大門。

農戰論的動機

關於商鞅提出農戰論的動機，晚清至新中國的歷史學者陳啟天在《商鞅評傳》一書中有著大篇幅論述，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方面。還有部分學者將其動機大概歸納為“農戰有利於富國強兵”，這也是可以的。下面我們具體詳細講幾個原因，首先，尚力時代。戰國是列國競爭、以力相尚的時代，據不完全統計，戰國兩百餘年的時間，爆發的軍事衝突達到兩百三十多次，幾乎是年年有戰爭，“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這事不是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能更改的，有著莫大影響力的先秦諸子主張偃兵非攻，完全沒什麽效果。因而，商鞅認為戰爭事實既然改變不了，不如大力參與。

其次，農戰利於國家。農戰有利於國家，可以促使國家力量不斷增強。商鞅大力推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的政策，有利於打擊所有除君主外的力量，要分散及弱民，士大夫家族也不例外，商鞅想官僚、士人和民眾地位齊平，只有君主高高在上，擁有絕對化的權力與地位，這樣可以讓國家攥緊拳頭辦事，不至於分散太多力量。農戰既可滿足百姓的個人私利，還能擴大國家賦稅、增強國家實力，實現國家公利。農戰兼顧著公私，但公所得到之利大於私，國家肯定是佔利遠大於民眾的。

最後，借農戰使民樸壹易治。商鞅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他眼裡判斷一個社會好壞的核心標準在於社會是否有序。表面上“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是民眾利益得到很好保護，實際上這事是建立在殘酷的高壓統治之下的。農戰可以讓整個秦國只有“兩種”職業和工作，農民和士兵，這樣就達到了“民樸壹易治”——商鞅理想社會的目的，民眾被馴養，只能俯首聽命。《商君書·農戰》：“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不易使也。”農民是軍隊的主要來源，而農民樸愚可以讓秦兵達到“是以三軍之士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虎狼效果。

重農措施

商鞅指出：“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按兵”意為從事農業生產，所以商鞅是認為農、戰二者皆不可偏廢，必須兼顧。農業社會，強國的基礎和首要任務就在農業的發展，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為戰爭提供士兵，因此商鞅強調“農先於戰”，戰又是農的直接目標；因此，商鞅重農是以戰勝敵人為目標的。商鞅的重農措施主要記載在《商君書·墾令》，共列出二十條措施，可劃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大類。

貴農賤商

這一措施的核心觀點在於“不從農者無以食”。民眾趨利避害，因而只有使農民唯有在農業生產中才能獲得名利，才能驅使他們一心相農。“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軍隊以戰功獲得爵位提升社會地位和增加土地妻妾，農民通過納粟來獲得爵位，即“民有余糧，使民以粟出官爵”。這種爵位的獲取難度頗大，不是尋常百姓能得到的，並且這還是得在災荒及國家缺糧時，才能納粟千石獲爵。雖有著入粟拜爵的說法，但實際中還是堅持爵位從戰爭中出。

官府會在賦稅和糧食價格方面給予讓利農民，而商賈則會在強製增加其經營成本、借此彌補在農民那少收取的稅額，“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當然這主要針對的是私商，而不是官商。商鞅提出“貴粟”主張，“本物（即糧食）賤，事者眾，買者少，農困而奸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糧食價格一旦低下去，農民生活肯定不會好，生活所迫絕對會棄農從他，軍隊也因此會削弱，國家會滅亡。農民收入主要是賣糧，而且必須賣給國家進入糧倉（價格通常不低），不得賣給私人，意味著糧食不能隨意流動和任意買賣。而由國家將糧食高價賣給不從事農業生產的商賈。

改進吏製，以防蠹農

商鞅除了重視經濟方面的農業外，政治方面也進行了改革，為符合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商鞅在行政方面的推行改革，通過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和設置統一機構來達到利民目的。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方面，商鞅提出要：“無宿治。”不能讓政務過夜，也就是禁止拖延公務和積壓公事。這有一個好處，就是讓官吏疲於處理公務，無暇從農民身上壓榨利益，農民也就有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從事生產。此外，商鞅裁減官吏數量，他認為“官屬少，征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征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官員減少國家所需要支出的錢糧也會減少，百姓所需繳納的賦稅也會減少，這會讓農民對農業生產有更高的熱情。

設置統一官府機構，強調施政必須統一，各縣的政治制度和機構設置是相同的，這樣一來無論官員怎麽換動調遷，都不會影響地方生產，並且還能讓接替的官員不改變制度和被罷免的官員錯誤不能掩飾一目了然，即“百縣之治一形，則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製，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官員在這個體制內將變得不再那麽容易犯錯，農民自然會獲益良多。對不良官吏的打擊和抑製，會使得“蠹農”情況越來越少，確實是有利於農民生活和生產的。

強製“糾正”風氣

商鞅對秦國農民可以說相當的嚴格，他剛入秦就意識到秦國的社會風氣存在很大的“問題”，例如“民貴學問，又賤農”、“辟淫遊惰之民無所於食”、“意不壹而氣淫”等。商鞅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令民眾意志不能夠集中在農業生產上，不利於農戰的實現。為了讓農民“安心、靜心及愚心地集中精力、體力於農耕”，統一價值觀和糾正社會風氣，商鞅采取並實行了兩種方法：第一，打擊消除社會上影響農民心智、使農民產生異心和懶心的五種人，褊急之民、狠剛之民﹑怠惰之民﹑費資之民﹑巧諛惡心之民。商鞅對他們采取“重刑連其罪”的作法，力求達到他們“不生於境內”的地步（這樣一來，讓秦國國內各種人才大量缺失，後患無窮）；第二，嚴厲打擊和禁止依賴外國勢力取得爵位和官職的情況，“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這也就讓民眾了解依靠學識是不能夠有權有勢有錢，讓他們形成唯有農戰才能興家的觀點，“民不貴學”還能讓“民愚”，方便管理。

此外，更過的是商鞅甚至要求統治階層的“國之大臣諸大夫”認同農業，不要追求知識和到處閑逛，即“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這些權貴大臣以身作則這樣做，才會讓農民安安心心從事農業，說到底還是“愚民”政策。

結語

農戰論的確對秦國的富國強兵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其重農措施直接促使秦國富裕和軍隊強大，各種資源的稀缺問題被“拋擲腦後”，讓秦國爆發出超越自身和時代的農業生產力。前文多次提到商鞅在愚民，事實的確如此；常理而言，商鞅的重農政策當是有利於民，然而事實結果並非如此，商鞅的將使秦國富國強兵和統一天下作為最高價值，農民不過是“芻狗”“工具”，重農不過是實現戰爭天平倒向自己的手段。甚至商鞅還認為，民眾富強不等於國家富強，“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他為了讓民眾充滿鬥志和活力，不惜讓民眾陷入貧困之中，人為乾預不給他們好生活。

商鞅的農戰論的實踐中，出現了眾多矛盾；商鞅重農，卻反對富農；雖主張農戰並舉，卻強調戰的作用。商鞅是先秦諸子當中提出“事本禁末”的第一人。可以說，商鞅的做法很“法家”，開心了秦國君主，害慘了秦國民眾。

參考文獻：《史記》《商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