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八十萬禁軍，一戰不如一戰，宋朝為何被小小西夏吊打

Posted 2023-01-01 西夏

篇首语：如果学习只在于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坐擁八十萬禁軍，一戰不如一戰，宋朝為何被小小西夏吊打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坐擁八十萬禁軍，一戰不如一戰，宋朝為何被小小西夏吊打

導語

公元1038年，黨項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西夏與宋朝關係徹底破裂，很快陷入戰爭。從1040年到1042年的三年時間內，雙方爆發多次大戰，從三川口之戰到好水川之戰，再到定川寨之戰，宋軍竟三戰三敗，傷亡慘重，不得已與西夏達成和議。坐擁八十萬禁軍的宋朝，為何三戰皆墨，“一戰不及一戰”，被小小西夏吊打？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後就會發現，宋朝的被動挨打一點都不冤。

宋夏戰爭略述：三戰皆墨，一戰不如一戰

1、三川口之戰：夏軍圍城打援，宋軍傷亡萬餘

公元1040年正月，西夏揚言進攻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范雍上書朝廷請求增援，李元昊又使用詐降之計，誘使范雍放鬆警惕，發動突然襲擊，攻破延州外圍據點，進而包圍延州，然後圍城打援，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設下埋伏，一舉擊潰宋軍一萬餘眾，兩名統帥劉平、石元孫一死一俘，幸虧天降大雪，西夏軍隊補給不足，被迫撤軍解圍，延州才得以幸存。

2、好水川之戰：夏軍誘敵深入，宋軍全軍覆沒

三川口之戰後，宋仁宗撤了范雍的職，啟用名臣韓琦、范仲淹協助夏竦守邊。范仲淹和韓琦在對夏策略上分歧嚴重，范仲淹主張以防禦為主，韓琦卻主張進攻，宋仁宗求勝心切，選擇了支持韓琦。

公元1041年二月，韓琦聽聞西夏將進攻渭州，便派兵抄截夏軍後路，沒想到狡猾的李元昊早就設下埋伏，他設計誘敵深入，宋軍則輕敵冒進，在好水川進入西夏的埋伏圈。夏軍突然殺出，打得宋軍丟盔棄甲，主帥任福壯烈戰死，陣亡六千餘人，夏軍乘勝大掠而去。

好水川之戰後，本是漢人的西夏宰相張元賦詩一首，把對手徹底嘲笑了一番：“夏竦何其聳，韓琦未有奇，滿川龍虎走，猶自談兵機”，宋朝君臣聽說以後，竟無言以對。

3、定川寨之戰：夏軍以逸待勞，宋軍傷亡慘重

好水川之戰後，宋朝調整策略，采取了范仲淹的積極防禦政策，但這一調整尚未見效，宋朝又迎來一場慘敗。公元1041年閏九月，西夏兵分兩路，進攻宋朝鎮戎軍（今寧夏固原），渭州知州王沿派大將葛懷敏率兵迎戰。這次雙方正面接戰，葛懷敏輕敵冒進，在定川寨被夏軍包圍。夏軍毀掉木橋，截斷宋軍退路，又斷絕了宋軍飲用水源，迫使宋軍不戰自亂，不得已選擇突圍，混戰之中，葛懷敏等十多名將官戰死，陣亡九千餘人，幾乎全軍覆沒。夏軍大舉入寇，大肆掠奪一番後方才退兵而去。

短短三年時間內，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宋夏三次交戰，宋軍三戰三敗，傷亡慘重，震驚朝野，“恐夏症”一時在宋廷蔓延開來，宰相呂夷簡驚呼：“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宋朝慘敗原因：天時、地利、人和，全面處於下風

宋朝一向以“冗兵”著稱，而“冗兵”在宋仁宗時期達到頂峰。宋夏戰爭前夕，宋朝軍隊總人數高達一百多萬，其中禁軍就有八十多萬，同時期西夏總人口才不過三百萬。建國八十餘年，坐擁八十萬禁軍的宋朝，為何被一個小小西夏吊打？其實，宋夏戰爭還沒開打，勝負就已經注定了。

原因1：宋朝承平日久，高層懈怠，軍備松弛，西夏圖謀已久，突然發難。

宋朝經過趙匡胤、趙光義哥倆的開拓，到宋真宗時已經進入守成時代。澶淵之盟後，宋遼實現長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動，又是降“天書”，又是封禪泰山，又是祭祀後土，“一國君臣如病狂”，宋面對咄咄逼人的李繼遷，宋真宗沒有采取得力的進討措施，反而妥協退讓，將夏、銀、綏、宥、靜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給李繼遷，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礎。

李繼遷死後，兒子李德明繼位，他依照李繼遷的遺囑，同時向遼、宋稱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斷向西擴張勢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無為，既缺乏危機意識，坐視西夏壯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舊，面對“冗兵”現象，不敢大刀闊斧改革，軍隊人數雖多，卻軍備松弛，缺乏訓練，戰鬥力低下。反觀西夏，經過李繼遷的奮力打拚，李德明的韜光養晦，李元昊的銳意進取，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不斷壯大，已經具備了與宋朝掰手腕的實力。蓄謀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發難，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原因2：宋朝統治集團思想不統一，是和是戰，是攻是守，缺乏明確方案。

西夏的發難並非毫無征兆，李元昊繼位後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廢宋朝賜的姓氏、名號，對內不用宋朝年號，下“禿發令”，禁止國民留長髮；大舉動員，在宋遼邊境部署重兵，釋放出出稱帝獨立、對外作戰的強烈信號。即便從1038年李元昊建國稱帝開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戰爭爆發，中間也有一年多的時間。這段時間內，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認其皇帝稱號，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繼位之後的數年時間裡，保持足夠警惕，做出相應準備，制定一個統一明確的對夏策略，應該不至於像後來敗得那麽慘。但宋朝統治集團分成兩派，在如何對待西夏是和時戰的問題上爭執不下，有的主張安撫，有的主張備戰。宋夏戰爭爆發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經略西北邊事，夏竦提出“繕兵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阻”的長期防禦方針，但宰相張士遜等人卻妄想速決戰，一舉剿滅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優柔寡斷，面對大臣的爭執首鼠兩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確意見，也統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戰役主動的良機。

戰爭爆發後，宋朝高層仍然爭議不斷，范仲淹等人主張積極防禦，韓琦等人主張主動進攻，朝廷高層認為“邊臣之情，務誇勇敢，恥言畏怯，區區過慎，坐老吾師”，宋仁宗則是牆頭草，隨風倒，先是支持韓琦的進攻主張，遭遇好水川慘敗後又轉而支持范仲淹的積極防禦。當宋朝君臣在和戰攻守的問題上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下，拿不出一個明確方案時，西夏卻認準“打”這一條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麽民主，他說一不二，一個人的意見就是西夏的唯一戰略。如此對比之下，宋朝不敗都難。

原因3：宋朝軍事體制存在缺陷，將從中禦，兵權分散，將帥不協。

宋朝的軍事體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礎，特別是宋太宗趙光義實行“將從中禦”的馭將之術，喜歡分散統兵將帥的兵權，在一個軍事戰略區內設置多路將帥，又不設總指揮，讓他們互不隸屬，互不統轄，從而製約將帥，防止其擁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將“將從中禦”奉為“祖宗家法”，堅定不移地執行。

宋夏戰爭期間，宋朝先將西北軍事區劃分為兩路，即涇原秦鳳路和鄜延環慶路，由夏竦、范雍分領，兩人官職相當，互不統轄，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戰前夕，范雍請求增援時，不能直接調動夏竦麾下兵馬，必須上書朝廷，才能請求增援，導致好水川之敗；後來，宋廷汲取兵權分散的教訓，以夏竦總管陝西，韓琦、范仲淹分管兩路，作為夏竦的副手，但韓琦、范仲淹意見不一致，作為其共同上級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後來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見，支持韓琦主動進攻，又導致三川口之敗；再後來，宋廷撤了夏竦的職，不設方面總管，將兩路各自一分為二，分為涇原路、秦鳳路、鄜延路、環慶路四路，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分領四路，互不統轄，進一步分散指揮權，又招致定川寨之敗。

綜觀宋仁宗在位期間的宋夏戰爭，絕大多數時間內，宋朝沿邊各路將帥都是互不隸屬，不相統轄，缺乏能總管各方、統一指揮的方面大帥，甚至出現將帥不協。反觀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幾路將帥，我隻管一路來攻，大軍也只有我一個統帥，對比之下，誰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原因4：宋朝缺乏精銳騎兵，機動性差，分散防禦，戰略上處於劣勢。

西夏是黨項建立的國家。黨項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肅的黃河流域一帶，過著原始遊牧生活。遊牧民族天生擅長騎射，黨項曾在唐朝時幫助出兵幫助平定黃巢起義，戰鬥力十分強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餘萬，實行全民皆兵製，族人閑時為民，戰時當兵，遇有征戰，自備馬匹裝備，糧草衣食，沒有糧草輜重部隊拖後腿，糧草不足時則在戰區掠奪物資作為補給，因此他們的部隊機動靈活，兵強馬壯，其精銳重裝騎兵號稱“鐵鷂子”，既擅長長途奔襲，又在大西北的複雜地形中閃轉騰挪，來得快，去得也快，經常利用地利優勢掩護行動，神不知鬼不覺，宋軍難覓其蹤。

反觀宋朝，由於喪失了對幽雲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權，嚴重缺乏馬匹，騎兵數量不足，在宋夏戰場上只能以步兵集團防禦，機動性很差，靠兩條腿在丘陵地帶步行，對突來突去的西夏騎兵望塵莫及，造不成任何殺傷。更重要的是，儘管宋朝在宋夏邊境部署了30萬禁軍，但由於邊境線漫長，宋軍不得不分散兵力，駐守在近千公里的戰線上，又不捨得放棄城池據點。只要對方集中進攻一點，宋軍便被牽著鼻子走，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馬乏，被敵人抓住機會予以殲滅。處在防禦位置的宋朝原本就處於戰略劣勢，加上缺乏騎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原因5：宋朝缺乏優秀將帥，文官少略，武將寡謀，戰術僵化。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為一路主帥，無論夏竦、陳執中、范雍，還是韓琦、范仲淹、龐籍，都是科舉出身的文官。他們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軍事謀略，其他人則寡於計謀，缺乏軍事經驗，不懂戰術，大多時候只是紙上談兵，胡亂指揮。宋朝的武將則一味勇武，同樣缺少謀略，如劉平、任福、葛懷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戰事，便恃勇而驕，輕敵冒進，屢屢中計，每每慘敗。

與宋朝將帥不擅軍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元昊是一個難得的軍事奇才，他雖然沒讀過孫子兵法，卻深通用兵之道，擅長運用地利之便，發揮騎兵機動靈活的優勢，跟宋軍大打遊擊戰、運動戰，在運動中調動敵人，尋找戰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戰役中，李元昊運用了“聲東擊西、圍城打援、誘敵深入、設伏聚殲”等戰術戰法，有的還是重複使用，幾乎一個套路，卻屢試不爽，而宋軍不知吸取戰敗教訓，屢屢上當受騙，中了西夏軍隊誘敵深入之計，戰術僵化，不知變通，充分顯示出宋夏雙方將帥在謀略和戰術上的巨大差距。

結語

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不在戰爭之中，而在戰爭之外。無論戰略戰術，還是體制制度，以及軍隊戰鬥力，宋朝對西夏都全面落於下風，因此宋夏戰爭還沒開打，勝負就決定了，宋朝屢戰屢敗早在預料之中。當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綜合國力不如宋朝，後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戰役後，宋夏雙方終於達成和議，宋朝再次花錢買了和平。後來，范仲淹等人針對西夏的用兵特點，總結教訓，調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禦敵之策：“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為稍便。”

范仲淹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為營，穩扎穩打，以守為攻，逐步蠶食”。事實證明，這一調整是積極正確的，也被後來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時期，宋朝進一步優化積極防禦策略，通過實施“淺攻”不斷擠壓西夏生存空間，徹底扭轉了宋夏戰爭的不利局面，一舉取得戰略優勢。

參考資料：《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西夏書》、《中國歷代戰爭史》等。

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作者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