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與司馬遷的同病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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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與司馬遷的同病殊途
西漢飛將軍李廣和太史公司馬遷都是犯過罪的人，都曾面臨巨額罰金的苦惱，但是因為各自的經濟實力不同，最終結果自然不同，而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竟然是漢代的贖罪罰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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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贖金數額
公元前129年，李廣、衛青、公孫敖和公孫賀各帶一支軍隊出擊匈奴，除衛青斬殺、俘虜七百餘人外，其他三路人馬均出師不利。公孫賀被匈奴擊敗，損失數千人馬，公孫敖一無所獲，而李廣則遭遇到匈奴主力，力戰兵敗被俘。在匈奴回程途中，李廣又趁隙逃脫，回到長安。
按照漢代的軍事刑律，“莫待鼓止，行者不當行而行，斬將”，就是說為將者如果無法有效統禦下屬，是要判處死罪的。加上李廣兵敗被俘的冤罪殺機，使得漢武帝最終“其赦雁門、代郡不循法者”，而李廣則被判處死罪。死罪聽起來後果嚴重，但是在漢代，死罪可以贖免。司馬遷之罪與李廣的孫子李陵有關，李陵在與匈奴的戰鬥中孤軍無助，最終投降匈奴，漢武帝征求大臣意見，司馬遷為李陵據理陳情，導致漢武帝將司馬遷下獄，後定罪為腐刑。
1983年，在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了漢簡《二年律令》，據李學勤等先生考證，此二年為呂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86年。《二年律令》規定，“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金一斤四兩。”而到了漢武帝時期，贖金標準大大提高，“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這其中的原因學界莫衷一是，一種說法是這二者之間存在規定贖刑和替代贖刑的不同，前者是規定以金代罪，屬於財產罪，而後者則是替代贖刑，所以數額巨大。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複製）
按照《史記·平淮書》記載，漢代的貨幣分為兩等，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漢代黃金和銅錢的比率隨時浮動，與當年的物價相關，但是《漢書·食貨志》有“一斤黃金一萬錢”之說。
按照以上標準，李廣在漢武帝時期的死罪贖金是五十萬錢，折合黃金就是五十斤，而司馬遷的腐刑需要交納的贖金基本是李廣贖金數額的一半。
2011年—2015年，舉世矚目的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西漢金餅。
根據相關研究，這種金餅的重量約250克一枚，和漢代的一斤的重量基本相當。按照這個標準粗略推算，李廣至少需要交納五十個金餅，而司馬遷至少需要交納二十五個金餅，二人才可以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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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俸祿情況
褚道庵先生在《食貨》刊物第一卷第十二期《兩漢官俸蠡測》一文中說：“漢初的官俸，是承先秦的遺製而極其微薄的。”根據《漢書·貢禹傳》中“拜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的描述可知，按照漢代的行政規製，丞相、大司馬、大將軍，職階為萬石，官俸每月三百五十斛，月收入十一萬五千錢，年收入超百萬錢。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職位，其職級是六百石，官俸是每月七十斛，月收入基本在六千九百錢左右，粗略推算司馬遷的年收入約八萬錢。
也就是說，李廣的死罪贖金是大約半年的工資，而對於司馬遷來說，他需要至少三年的工資。這樣看來，贖金的負擔似乎在可承受範圍內，然而，封建社會的各種稅負及糧食的匱乏等諸項家庭開支足以摧毀一個古代下層官吏家庭。
漢代晁錯曾經細數了古代小農家庭的艱難：“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自然災害、賦稅徭役、人情往來，哪一項不需要花錢？“家無余財”幾乎是古代小家庭的基本寫照。
狩野永納摹寫南宋樓璹《耕織圖》
早先的司馬遷一心撲在工作上，基本斷絕了往來的賓客，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長期如此的結果自然是沒有幾個朋友，更別提可以借錢的朋友。同時，司馬遷的父母早逝，兄弟皆無，更加劇了他需要急用錢的時候孤立無援：“今仆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報任安書》）
有錢的自然可以拿錢贖罪，而我們的司馬遷，佇立在歷史的風雨之中，與其讓自己的家庭再次面臨崩潰之虞，不如選擇放下了自己的尊嚴。“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時在夾壁之中的太史公，竟如此煢煢孓立，無所歸依……
生死面前，在一些時候，眾生未必平等，“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李廣與司馬遷，曾經同樣需要交納贖罪罰金的兩個人，因為經濟狀況的不同似乎走向了兩條不同的路。然而，懷抱“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終身遺憾的飛將軍和蒙受腐刑之辱的太史公最終又一起穿越了歷史的迷霧，殊途同歸，走入了歷史的深處，走進了我們的心裡。
（本文為“第四屆伯鴻書香獎·閱讀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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