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定居河套平原的漢人,對蒙古和明朝有著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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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定居河套平原的漢人,對蒙古和明朝有著怎樣的影響
前言
河套平原大概是如今中國的內蒙古西部和寧夏全境,其歷史可追溯到夏朝,秦朝統一之後,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將匈奴逐出河套,並為了牢牢掌控此地,采取“徙謫戍以充之”的措施,遷徙3萬戶秦人在此戍邊,設立雲中和九原兩郡。秦末天下大亂,河套之地的戍邊移民盡皆返回家鄉,河套重歸匈奴之手。後來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兩宋元明清,河套平原數易其主,不是一直在華夏正朔的漢人政權手中,即便是在,也未必拿得穩、拿得住。正如明代,已變成燙手山芋和雞肋,大明君臣有意無意地無視輕視這塊地方。
明朝前期的洪武和永樂大帝積極拓邊,保護到手及對中原地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的河套平原,當時河套平原內地廣人稀,分布有為數不多的蒙古人和蒙古部落,內部幾乎不存在什麽漢人,畢竟對熟悉和習慣了農耕生活習俗的漢人來說,河套平原絕對不算什麽好地方。但對作為遊牧民族的蒙古人而言,這絕對是上天賜予他們的驚喜禮物。驚的是這在漢人王朝手中,無時無刻不在其兵鋒之下;喜的是這地方太適合放牧了,有北方草原的優點,但幾乎不存在其缺點。明朝初期,河套平原是蒙古人不敢奢望的“天堂”,待到明朝中後期,這已經是蒙古人的後花園、前沿陣地和攻明橋頭堡。
明朝中後期,明廷邊軍奉行消極的禦邊政策,將河套平原拋到九霄雲外,一味地修築邊牆以作防禦,更是人為劃定了一條有形的邊疆界線和農牧分界線。邊疆地區歷代人口複雜、居民流動頻繁,而這種流動往往是雙向的。而明朝的河套平原的雙向流動,是在土木堡之變後,從形式和戰略上承認河套為蒙古族牧地的事,致使大明前期的黃河防禦天險蕩然無存。漢人就是在這一時期大量“湧入”河套平原,參與到河套平原“開發”的。
河套漢人的來源
上文說到“農耕生活習俗的漢人對河套平原的觀感不好”,因此入河套的漢人往往不是主動、而是被迫的,這種被迫原因又分為三種,各有不同。
蒙古人的強搶
草原地區本就是地廣人稀,遊牧民族人口較少,遊牧生產方式所需要的勞動力缺乏一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歷朝歷代的草原民族襲擾中原王朝的目的除開劫掠搶奪物資牛羊外,還有一大目的就是掠奪人口,補充本民族的勞動力。是故被蒙古人強搶是漢人進入蒙古草原的最主要方式。明朝初期的洪武朝和永樂朝由於軍事力量較強是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一時期即便是戰爭失利,朝廷也會擔負起保護邊民的責任,將其遷徙撤回到內地。當然,這時也有部分邊民被掠朝廷卻不知,史料自然沒有記載,畢竟蒙古勢力韃靼一掠奪走就立即遠離大明邊境。
自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軍事實力急劇下降,韃靼各部族愈發囂張起來,趁機在大明邊地放牧活動,兀良哈三衛部眾開始南遷西進,在河套地區居住放牧,並時不時通過河套侵入大明腹裡,進行掠奪人口物資。之後小王子部,俺答等韃靼部落相繼入河套,在河套地區的遊牧之餘,他們也時常進行搶掠人口物資。尤其是搶掠人口,史料時有記載:“被擄人口,搶擄人口,擄中走回人口。”同時地方奏報不斷。據軍余謝恕、招募軍人何敬等報:“被達賊又將虎家城、苦水、板井等處一帶,搶掠官私頭畜、人口,殺傷軍余緣由,各報到苑。”這種被擄人口的事件頗多,而且被擄掠的人口數量也是非常巨大的,邊官王崇古向朝廷的奏折中總結:“歷查虜中華人。俱被節年搶擄人數。其精壯老幼殺死者不預焉。每次搶殺奚啻千百人。”
類似史料記載頗多,而河套地區被擄漢人均為陝西、陝西邊堡軍人或軍余家屬,男女均有,通常擄走的男子年紀不大,因為反抗力弱;而壯年男子一般會被直接殺害。
犯罪的懲罰
明代刑律特別嚴苛,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亂世中建立起明王朝時,就定下“治亂重典”的法典基調,對犯罪采取極為嚴厲的懲罰打擊。因而明王朝在安定和平中,又伴隨有殘酷處理的大案,這種情況下犯罪者要麽主動承受製裁,要麽越過邊境線逃到韃靼等國。詳細來說,因犯罪受到懲罰進入河套的漢人大致分為三種情況:其一是發配邊地充軍的普通罪犯,“兵部上言:比年北虜為患,俱因擄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以用兵節製,以故所向無前”;其二是被朝廷打擊的宗教徒,“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三是與將帥有矛盾,進而發生叛亂的軍隊,例如在大同,由於孤絕懸遠,士兵生活多艱苦,將帥撫恤不足,士兵嘩變較多,僅嘉靖年就發生或三次士兵嘩變,史載:“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
生計的艱難
自古以來的封建王朝,邊疆地區的人民生活都很艱難,這種艱難既來自社會環境,也來自自然環境。朝廷明知邊疆百姓生活不易,還讓其承受比較起內地百姓更繁重的負擔。經過元末亂世,作為直接戰場的北方邊地本就千瘡百孔,幸好北伐成功換來了一定時期的和平發展,可到土木堡之變後,邊境動蕩不安,為抵禦不定時入侵的蒙古人,明廷增派大量軍隊屯駐北地,當地百姓因而承擔起了更重的賦稅和徭役。明人都感慨:“臨邊幸民,往往進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網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兩害相權取其輕,大明朝治下日子這麽難過,不如混入河套平原跟著蒙古人過“逍遙自在”的日子。
河套漢人的生產生活
河套平原是溫帶大陸氣候,是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中間地帶,卻又是遊牧民族佔據主導的地區。進入河套平原的漢人,是繼續著在中原的生活生產方式,還是進行蒙古人的遊牧生產生活方式?其實這事應該不受河套漢人的主導,而是受入河套漢人所依附的蒙古部落主導的,翻開史書我們可以發現這其中是有三種生產生活方式的。
農業生產生活
農業生產算是漢人的老本行和舊手藝了,遊牧民族給中原王朝的印象是“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就跟現在很多中國人小時候以為西方歐美人隻吃肉和蔬菜一樣,不吃什麽五穀雜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單一的生活生產方式在草原地區的防自然災害能力較弱,單靠畜牧業是很難維持生活、度過一整年時間,因而他們開始重視起糧食作物。他們“重視”的方法也是有正常有奇葩,例如搶掠糧食,搶掠人口換糧食,自己種植糧食作物。愈了解明人耕種生活方式,對糧食作物的種植就變得愈發緊迫。
俺答汗在豐州川建立的板升,史料記載:“春夏則耕牧,秋冬圍獵。時富等在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當時的規模是相當的大,有個記載力證此事:趙全有眾三萬,馬五萬,牛三萬,谷二萬餘斛。李自馨有眾六千,周元有眾三千,馬牛稱是。余各千餘人。《北虜風俗》記曰:“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此等傳來已久,非始於近日。”可見其農業發展已有一定水準。
遊牧生產生活
蒙古人是遊牧民族,歷代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即便是重視農耕和努力發展著農耕,遊牧生產也是佔絕對的大頭。放牧一般是輪不到入河套的漢人,他們從事牧業生產,絕大部分是以奴隸身份參與的,奴隸來源有著一定的標準:“虜逢漢男子,老與壯皆殺之,少者與婦人皆攜去為奴婢,絕不貴重。”邊官王崇古稱:“被分賣各帳,男子牧放挑水打柴,婦人揉皮擠奶,備極辛苦,常遭不道臊酋狠毒打。”這樣的生活也是過得不易,沒有當初他們想象的那麽“逍遙自在”和“愜意”。
生活用品生產
隨著各種渠道和方式流入河套平原的漢人增加,許多掌握各種手藝的工匠也大量流入,極大豐富了草原單一的生產形式。這些工匠手工生產那些生活用品、刀槍弩箭等,畢竟有些東西明朝不會給蒙古,有些東西給也是和平時期才給,數量不算多,還相當不穩定。如此一來,沒有搶掠與貢市時,蒙古也不至於過得很艱難。呼和浩特城的修建過程中,俺答汗曾派人到明朝邊塞索要築城工匠:“虜帥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 畫工、 鐵工,往豐州蓋城。”應該是要到了,工匠進入河套,推動了草原地區的手工業生產,更緩解了蒙古受工業品極度匱乏的窘境。
對蒙古和明朝帶來的影響
生活生產方面
蒙古人愈到後面愈依賴漢人的放牧,而且他們自身逐漸脫離了遊牧生產,從漢人奴隸逃跑,蒙古貴族向邊地將官喊話可以看出:“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看馬,門也不敢出了。”邊境將官因而常有著歸還遣送歸來奴隸的作法,實在令人瞠目結舌。漢族居民已經變成蒙古農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他們蒙古人的農業和手工業根本進行不下去,牧業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相對蒙古而言,人口變動對明朝的生產生活影響不是十分巨大,邊境人口本就稀少,如今大量流入河套,邊地生產生活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的,但史料沒怎麽直接記載此事。我們可以從蛛絲馬跡的其他資料內看出:陝西馬政為何極端凋敝?因為牧馬軍人減少太快。為什麽牧馬軍人減少太快?因為在牧馬中被蒙古入劫掠去。
軍事戰爭方面
隨著進入河套的漢人增多,蒙古人對明軍的邊地布防和進攻城堡的方法和工具落後等問題將不複存在。蒙古貴族可以派遣有家室妻兒的漢人進入大明邊地探明情況,還能讓漢人提供製造先進的進攻城堡的方法和工具。史書中有奏折記載,其形容是再合適不過:“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向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尖細,有中國之人遺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有皆慣戰有勇之人。”可見入河套的漢人對蒙古的影響,而且蒙古貴族還會用俘獲來的漢人作為先頭部隊為自己衝鋒陷陣:每一入寇,搶去之人在前以當先鋒,不進者以刀背擊之。是以中國攻中國,而彼坐收其利,真可惡也。
對明朝的影響,首先就是當漢人回歸帶來了大量的蒙古部落的情報,其次是被擄走的漢人令邊地徭役人數大大減少,最後是可對蒙古軍隊的軍事行動和其意義的一定掌握。還有無足輕重的一點,就是可以做間諜,間諜蒙古,送回一些關係蒙古人劫掠人口物資規模大小等消息。有明一代,有些將領摸索出插紅旗招降和獲取消息的手段:“至是,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進止消息。”
結語
邊疆地區本就是人口和文化交流頻繁之地,河套平原的蒙古部落在明朝中後期,過著遊牧業為主,農業手工業為輔的生活,從文明史觀的角度看,入河套的漢人生活過得非常之悲慘淒涼,可對漢蒙之間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河套平原的開發亦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明史》《北虜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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