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兒峪”之戰地風雲理位置考證

Posted 2023-01-01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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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兒峪”之戰地風雲理位置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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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兒峪大戰，是蒙元主力與明朝軍隊在定西境內的一次總決戰，這一戰役對於元、明之間的終極對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對於戰役發生地沈兒峪的具體位置，歷史文獻資料有好幾種記載，歷來研究多有分歧，有今大澗溝、車道嶺兩種不同的說法，筆者經過實地察看、並結合文獻記載綜合研判，以沈兒峪之戰主戰場位於今定西市安定區魯家溝鎮的關川河峽谷一帶為符合歷史真實情貌。

巉口關附近地形

史書所載“沈兒峪”大戰

沈兒峪戰役，關涉元明易代之際的一系列重要史事，在明代，官方文獻已有記載。如《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一》：“洪武三年夏四月己未……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趙集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裝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扎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一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橐駝騾驢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達遣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複任以事”。知沈兒峪之戰發生在明洪武三年夏四月間，當時徐達駐軍沈兒峪，與王保保對峙，後大敗王保保於川北亂塚間，並俘獲眾多蒙元親貴、士卒及大量馬匹等牲畜。王保保敗走和林。

沈兒峪之戰這一史事又見於清初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對沈兒峪之戰的記載及雙方駐軍的情況描述與《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一》相同。

清代官修的《明史》中也多見沈兒峪之戰記載。如《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三年……四月乙醜……徐達大破擴廓帖木兒於於沈兒峪，盡降其眾。擴闊走和林。”又《明史·徐達傳》：“（洪武）三年春，帝複以達為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搗定西，取擴闊……達至安定，擴闊退屯沈兒峪，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達帥兵擊卻之……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闊兵。擒郯王、文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闊僅挾妻子數人奔和林。”這裡擴闊一作擴廓，全名為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又據《擴闊帖木兒傳》：“洪武三年，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總大兵出西安，搗定西。擴闊方圍蘭州，趨赴之，戰於沈兒峪，大敗，盡亡其眾，獨與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其他記載散見於當時隨徐達出征的各將軍本傳中，如《鄧愈傳》《湯和傳》《馮勝傳》，都有徐達出兵定西，王保保（擴闊）屯軍車道峴，為徐達所敗的記載。

1946年郭傑三編纂的《重修定西縣志》指出沈兒峪的具體位置，“沈兒峪，在縣城西北五裡”，並摘引了《明史》的有關資料。

據明清以來史志中沈兒峪之戰的描述，歷來對沈兒峪的具體位置說法有歧異，主要有三說：

其一，在縣城西北五裡，即一般人稱作大澗溝的地方。《重修定西縣志》的郭傑三和目前的絕大多數人都以“歷史”為依據，堅持這種看法。

其二，在車道峴，即今天定西西北七十裡的車道嶺。一部分地方文史學者認為古戰場沈兒峪就是現在的車道嶺或者車道嶺南面的道回溝。

其三，有一部分人認為，沈兒峪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包括目前大澗溝至車道嶺的比較廣泛的區域。

筆者認為，界定沈兒峪的確切位置或者區域，要尊重歷史書籍的記載，更要尊重政治、軍事、地理、生活的基本常識、常理，只有將沈兒峪大戰的背景、規模、經過搞清楚，才能還原歷史真相，避免膠柱鼓瑟，陷入狹隘的史料堆中不能自拔，也嚴禁對歷史的隨意解讀，戲說歷史，調侃歷史，褻瀆歷史。

沈兒峪遺址

沈兒峪大戰的背景和過程

沈兒峪大戰，是明初平定秦晉大背景下的重要一戰，也是元末保存西北統治區域的拚搏之戰。這一戰，對殘元和明朝新生政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從雙方投入的兵力和指揮者身份來說，殘元投入了十萬兵力，並由元朝赫赫有名的大元帥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統帥指揮，明朝則由功勳卓著的開國大將軍中山王徐達統領左副將軍鄧愈、右副將軍湯和及十萬兵馬來此決戰。無論從指揮者級別、兵力的龐大，還是戰爭結束後明軍俘獲的殘元俘虜級別之高可以看出，雙方均志在必得，志在必勝。對於元朝來說，勝則保住西北廣闊區域，與漠北之殘元朝廷理氣相連，還有割據北方，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實力與基地；對於明朝來說，一戰定西北，統一國家，結束戰亂，機會稍縱即逝，不容錯過。

雙方兵力二十萬，屬於大型戰役；雙方指揮官級別至高無上，優秀傑出，決定了“沈兒峪”絕不是普通的小溝小岔，因為戰場，絕不是虛構和兒戲。

從當時的形勢看，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朝大將主帥徐達由平涼返回京城，留下副將軍馮勝駐守慶陽，總製陝甘軍事。這時元軍主力王保保部據守蘭州黃河以北要地，與明軍隔河對峙，並伺機渡河攻擊明軍。王保保聞徐達東返，為抓住戰機，於當年十二月遂率其部八萬餘人履冰過河，明將張溫出戰失利，王保保包圍了蘭州城，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後明朝援軍陸續趕到，王保保就撤圍東去，在定西沈兒峪一帶設防，阻擊明軍援軍。

洪武三年三月，徐達以征虜大將軍身份，帶領馮勝、湯和、李文忠、鄧愈等久經沙場的戰將，征討王保保。四月，徐達率明軍進至安定沈兒峪南，與先前已修築營壘，並依靠山險的王保保形成對峙。

沈兒峪大型戰役有三個關鍵性階段：一是雙方鬥爭激烈，隔溝而壘，日數戰，戰爭呈現膠著狀態；二是王保保派遣一千多人的精銳從東山偷襲左丞胡德濟的東南壘，胡德濟的軍隊受到驚擾，呈現潰敗狀態，在危難之間大元帥徐達率領親兵奮力拚殺，擊潰了偷襲的敵人，並穩住了局面；三是徐達通過斬殺下指揮趙集等數名直接戰敗責任者、將承擔東南壘主要指揮責任的胡德濟械送京師的辦法，震懾了即將一潰千里的苗頭，振作了軍威，嚴肅了軍紀，全軍上下振作精神，奮力拚殺，終於大獲全勝。徐達軍俘獲元朝將校、僚屬一千八百多人，士卒八萬多人，並繳獲戰馬一萬五千匹和大批糧食輜重。

沈兒峪一戰，王保保率領的元軍主力幾乎全軍覆沒，僅有王保保攜同妻小等少數人突圍北逃至北元都城和林。

沈兒峪大戰的地理位置

我們再沿著這場戰鬥的核心地點、方位、地名來分析沈兒峪的應有之位置。

雙方對峙的大體形勢是：王保保率領大軍從蘭州而來，方位毫無疑問是從西從北而來，一路向南向東。王保保從蘭州到定西，車道嶺（峴）是必經之地，舍此別無二途，並在將台（今安定區魯家溝鎮關川河畔）建立指揮台。而徐達西出西安，直搗定西，從東從南而來，迎擊的對象是西北面而來的王保保軍。徐達的軍隊走的是涇川、會寧、定西這條絲綢古道線路，並於定西城北五裡築中山壘，也就是指揮台，統帥全軍，建立後方。

這樣，雙方的軍隊主力就在“沈兒峪”相遇，必然地南北對峙，並成就了沈兒峪這個名垂青史的地名。

據《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一》：“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這裡的“東山”與“東南壘”的記述非常重要，常識問題就是“東山”在東面，“東南壘”在東南面。這個重要記載奠定了沈兒峪應該具有的、本真的、科學的、合情合理的地理位置，有了這個論述，徐達“進駐沈兒峪口”，王保保“退屯沈兒峪”便完整地、入情入理地進入我們的視野。

從戰爭要素來說，作為戰場的沈兒峪，應該位置險要，地當要衝，是雙方決勝的必爭之地；沈兒峪，距離雙方的指揮台不應該太近；沈兒峪，必須地域開闊，能部署雙方的主力部隊（絕沒有全部軍隊的意思），並且有險可守、易守難攻、可進可退（身處絕地，背水一戰、破釜沉舟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的，但在絕大多數能征善戰的將帥手裡是幼稚的、不可取的，而“走為上”的選擇，自己給自己留有余地，也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生理性選擇）。

按照雙方行軍路線、前進方向、戰略意圖、戰爭重點、戰爭經過、戰鬥尾聲等綜合來衡量，關於沈兒峪在定西北五裡大澗溝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其一，福台（中山壘）就在定西北五裡，主戰場與指揮台在一個位置，顯然不合邏輯；其二，大澗溝是沒有退路的絕地；其三，大澗溝地域狹小，根本容納不了雙方主力在此排兵布陣。大澗溝其地狹窄，前有敞開的溝口，而山溝後腦沒有可以後退的道路，且無可以憑據的天險，山不高，坡不陡，既容不下雙方二十萬兵力擺布，也缺乏決戰的其他基本要素，因此可以排除此地是沈兒峪的可能性。

關於沈兒峪在定西西北七十裡車道嶺的說法，也是於情於理說不通的。其一，遠離雙方的指揮台，去毫無意義的七十裡外的軍事意義何在；其二，雙方若共同去七十裡外的車道嶺進行決戰，那王保保的軍隊是怎麽能夠在“將台”築起指揮台的，從地勢險要，一控北上靖會寧夏、西通蘭州、南向安定鞏昌三條主要大道的巉口關，雙方是怎麽做到平安無事、攜手並進去車道嶺的？車道嶺是沈兒峪的說法一點兒經不起推敲。車道嶺出現在明史書記載中，但是車道嶺也絕非自古華山一條路的天然屏障，坡緩、嶺長，背後是榆中宛川，一直通往蘭州，雖然此處相比大澗溝的優勢突出，但是兵敗如山倒，假設王保保軍一旦失敗，退路無險可守的窘境也應該不是元朝第一元帥的首選。

戊戌夏月，筆者一行去魯家溝平西城考察，親身了解和感受了關川河谷的地形地勢。分布在關川河東西兩岸的兩座古城城牆高聳、牆體寬厚、瀕臨河水，河谷兩岸懸崖峭壁，險峻異常，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氣勢。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當年的主戰場應該是以巉口關（古鎮，交通要道，南連安定，西去蘭州，北通會寧、靖遠，過了黃河就是寧夏、內蒙）為中心，王保保軍以魯家溝川和車道嶺為縱深（北），徐達軍以安定為縱深（南），那條“峪”，或許就是巉口南來北去的關川河與發源於車道嶺官興岔、自西而來的秤鉤河。還有佐證就是安定城北遺存至今的“點將台”（徐達點將台，也稱中山壘，徐達被朱元璋封為中山王），魯家溝川道的“將台堡”（王保保點將台）和地名“將台村”。

是的，所有的合理解釋在“這裡”匯集。第一，位置險要，交通咽喉，兵家必爭之地；第二，距離雙方指揮台“福台”與“將台”裡程相近，分別是三十多裡；第三，符合當時“徐達進駐沈兒峪”“擴闊退屯沈兒峪”軍事對壘、隔溝日數戰的地理布局，也符合歷史事實“間道出東山”“劫東南壘”準確方位；第四，符合史載“大敗王保保於川北亂塚間”（即今巉口康家莊、巉口林場等山坡大量漢代墳墓）的歷史互相印證；第五與戰爭結局“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完全相符，這裡的“古城”就是魯家溝的“平西古城”。王保保就是在“敗於川北亂塚間”之後，才帶著“妻子數人”，沿著關川河道魯家溝平坦寬闊的川路一直向北，在由親信把手的天險峽口關擺脫明朝大軍的追擊，在靖遠渡過黃河，到達位於大漠的和林（殘元朝廷臨時駐地）。至此，我們大膽而審慎的推論，歷史上的沈兒峪，就是現在的巉口關，從車道嶺東來的秤鉤河與北上的關川河在這裡交匯，從而流量大增，深溝大澗，三面通衢，背靠高聳的蓮花山（西）、鳳凰山（東）、金鼇山（西南），一條北上大道直通寧夏內蒙古，一條河流浩浩蕩蕩北入黃河，他們一川一河一路，為元代明將王保保留下最後的背影，也為元朝的退出歷史舞台畫上了淒慘一筆，更為定西巉口的重要戰略地位贏得了歷史光彩。

清康熙年間楊恩纂修的《鞏昌府志》形容安定縣“形勝”時說，“東聯靖會，西抵臨蘭，北倚群峰，南臨雙峪，蓋八達之通衢，而一方之勍障。若查安定之操防，足為鞏臨之殿衛。”我們也可以用這幾句話，形容今日巉口鎮，昨天巉口關，可以說完全貼切，甚至十分準確。

撰稿：黨國鋒武江民張劍李曉蓉裴文鋒

製圖：賽勇湯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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