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殺死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

Posted 2023-01-01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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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殺死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

1944年4月，日軍動員兵力50餘萬，發起縱貫中國南北的“一號作戰”戰役，至12月該戰役始告結束。中國軍隊頑強抵抗，其間歷經中原會戰、湖南會戰、桂柳會戰，日軍先後攻佔河南、湖南、廣西和廣東部分地區。

其中，湖南會戰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續3個多月，是此次“一號作戰”期間中國軍隊抵抗時間最久、最頑強的一次戰役。

以此次戰役爲例，可以一窺中國軍隊與日軍之間的戰鬥力差距。此役，雙方參戰人數，中國軍隊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

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中國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據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中國方面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

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佈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佈的數字，包括了傷、病、俘、亡，中國軍隊損失過半。國民政府公佈的數字，則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也已佔國軍參戰人數的25%。顯然，日軍方面的統計要更爲確切一些，國民政府不統計病、俘，則有其鼓舞抗戰民心乃至獲取二戰國際地位之考量。

國民政府在1944年前後對兵力的配置也能從側面證明日軍的統計要更爲準確一些。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中國軍隊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一軍在山西有過戰中國軍隊30個軍的記錄。抗戰後期，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更趨下降。

據國民政府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中國軍隊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

徐永昌

國軍將領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中國軍隊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1。徐永昌認爲，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應欽在擬定軍隊減編方案時，其着眼點亦大致以中國軍隊1個師對日軍1個聯隊的比例編制。考慮到抗戰後期軍隊編制的缺額——徐永昌認爲戰時國軍各師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

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爲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民黨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爲3:1。

整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1:4到1:2之間。

抗日戰爭時期，要殺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要付多少代價？可以從敵我雙方士兵的傷亡作比較。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佈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爲4165485人。

而當時有多少侵華日軍被殲滅？目前沒有準確的數字。《日本陸海軍事典》一書中認爲在中國關內日軍總共死亡45.57萬，其中八年抗戰日軍在中國死亡40.46（不包括東北），戰後遣返中死亡5.11萬。按照美國學者根據日本戰中統計計算，在大陸被擊斃的日軍，共計四十四萬餘。

學者張忠義先生，根據日本的資料也計算出一個接近的數字，45.5萬人。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八年抗戰》中公佈的數字則爲48萬，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則採用建國後綜合統計後的數字——55萬。

“一二八”事變中，參與侵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儘管目前日軍在華死亡人數還不確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數大概在45萬至80萬之間。根據國民政府的報告，國軍死亡將士共計約170萬人（合陣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說，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4：1到2：1之間，這個比例應該算保守。

中、日軍隊戰鬥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林彪總結：中央軍隊守着捱打戰術真糟糕透了；我軍的軍事技術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關大捷後，林彪曾撰文《平型關戰鬥的經驗》，刊登於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雜誌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對中、日軍隊戰鬥力做過一個基本比較，並分析了原因。文章說道：

七、敵人實在有許多弱點可爲我乘。但敵人確是有戰鬥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各自爲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屍骸遍野，卻捉不着活的。

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作疏散隊形之作戰，特別是把敵人打癱後，大家攏在一團，喧嚷‘老鄉，繳槍呀！’——其實，對日本人喊‘老鄉繳槍，不但他們不懂，而且他們也不是老鄉——這種時候，傷兵往往很多。

在抗大的軍事教育中，特別要教育幹部瞭解正規戰鬥中的戰鬥隊形之運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繳械，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但最主要的，是過去華北軍隊對日軍俘虜政策之不正確，採用野蠻的活埋、火燒、剖肚等辦法。故我們今後須加緊對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語的政治宣傳與優待俘虜。

十、我軍(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爲主。斷敵後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十一、中央軍隊如果還是守着捱打戰術，便真糟糕透了。他們對主要點應堅工固守，而不應到處守，應行決戰防禦與運動戰，應集中優勢兵力、飛機、大炮於決戰點。至於他們軍官的調動、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對羣衆關係的改善，都是他們很重要的問題。

十二、我軍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戰鬥員與班排連長的技術，與戰術教育，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過去大半年，部隊雖然得到了休息整頓的機會，在風紀、禮節與正規化上進步很多，但對戰術訓練還很差。

今後當努力此方教育。經過這次的戰鬥，部隊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躍了，戰鬥的情緒及生活高漲到萬分。戰地羣衆對我軍與友軍完全是兩個態度，見友軍就逃，見我軍到了則又轉回。八路軍所到之處，受羣衆熱烈的歡迎與誇揚，不是無因的。這一切經驗與教訓都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運用在今後的抗戰中，這些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林彪對八路軍自身的批評自然是中肯的。其對中央軍的批評，其實也相當準確。下面就具體說說中央軍的問題。

準備對日軍發起進攻的27軍官兵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一：中國士兵缺乏訓練又營養不良，白刃戰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

學者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抗日劇中常常不乏白刃戰場面，往往中國士兵與日兵一對一廝殺，結局一般是中國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戰初期，日軍確實比較害怕與中國軍隊進行白刃戰，但到了抗戰中後期，中國士兵已多爲新兵，其劈刺技術已比不上敵人，有時兩、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

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營養不良，體力太差，以及劈刺技術訓練不足等。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衝”、喊“殺”，如同兒戲。

造成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軍後期保障能力不足。據王奇生稱，“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

一個連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後勤不力，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檢討過原因：

“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衆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衆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二：兵役辦理不良，新徵壯丁因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

隨着戰事進行，國軍士兵戰鬥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辦理不良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徵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的蔣夢麟在1941年7月寫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

（六）黃平縣長檢得道旁臥病壯丁七人，送醫院治之，死其六，其餘一人病癒逸去。

（七）據馬場坪醫生雲：“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餘者逃入縣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賂之，被釋。方下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逃兵也。”

蔣夢麟的報告又提到，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 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衆”，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三：軍官素質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階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戰備、一般士兵不如日軍外，國軍的素質也令人堪憂。一般士兵多爲農家子弟，他們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但在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

蔣介石曾多次公開指責國民黨軍隊，官階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蔣介石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爲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

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國軍中央軍直系部隊中湯恩伯的13軍系統一名士兵在訓練

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

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裏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還聲稱：

“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

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徐永昌在其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爲一種共識。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四：指揮與協調差，蔣介石集事權於一身又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

此外，國軍的指揮和協調系統紊亂，幾無章法。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爲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

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佈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爲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由於蔣介石事無鉅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爲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張治中1939—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

“蔣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啓’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引者注：侍從室主辦的）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爲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啓’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我認爲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

蔣介石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副部長劉斐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爲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說明：

本文作者王奇生

文章《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本文轉載自公衆號

“海派評論”（ID：Thinker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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