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論道·泰山府君祭·中國道教對古日本信仰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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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論道·泰山府君祭·中國道教對古日本信仰之影響
相較於日本對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受容與認可,中國道教思想是否曾對日本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雖然日本學者對道教的研究頗多,成果亦頗豐,但其主旨多是通過道教研究來認知中國文化,鮮有以道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爲切入點的有力論證。部分日本學者否認道教信仰對日本古文化的諸多影響。例如,福井文雅在其編著的《道教事典》中不僅否定道教對日本古代文化的影響,甚至直接否認道教曾傳入日本。日本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認爲,雖然中國道教的部分知識傳入了日本,但沒有在日本人的生活世界產生影響並形成信仰。筆者則試圖通過對泰山府君祭的道教屬性的解讀,探討道教思想對古日本文化的影響。
祭文具備道教屬性
“泰山府君”是泰山神之一,其稱謂始見於東晉《搜神記》,最初源於人們的自然崇拜,後作爲道教神仙信仰的形式存在。在中國,泰山府君稱謂歷經多次變更,魏晉時期爲“泰山府君”,唐代爲“天齊王”,宋代爲“東嶽大帝”,明清時期爲“碧霞元君”。東漢時期已有“魂歸泰山”之說,魏晉年間,泰山府君被認爲是主管地府、治理鬼魂之神。泰山府君信仰傳入日本後,其被信衆當作具有掌管生死與榮辱法力之神。該信仰後與佛教融合後,泰山府君被認爲是閻魔王的侍者。從平安朝到明治時期的近千年時間內,關於日本天皇、上層貴族和武士的泰山府君祭祀的記載共有400餘次,由此可見泰山府君在古日本信仰文化中佔據着重要的歷史地位。
泰山府君祭的“都狀”是施祭者向諸神表達祭祀、祈願目的的路徑之一。與日本佛教中的“願文”及神道教中的“祓詞”形式相通,均爲祭文的異稱。祭文在祭祀者內心具有通神性,故其內容表述真實可靠。相較於通過經後人編撰、流變的書籍來考證日本泰山府君信仰,都狀無疑更能直接、客觀地反映祭祀者的真實訴求與信仰。天皇與貴族施祭的泰山府君都狀中,多次出現“息災延命”“長生久視”“保萬福於百年之間”等道教思想禱詞。例如,位居官階正四位右大辨的藤原伊房,爲救治重病愛女而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中有“三壺聞名,寧覓仙藥於蓬島之月”一句,與道教經典《抱朴子內篇》中的“丹藥”思想如出一轍;藤原實行在祈求高升的祭文中有“藐姑射之春華,唯喜德馨之及家園”,其中的“藐姑射山”出典於道家經文《莊子·逍遙遊》,本意指遠方有神人居住的仙山,在祭文中則喻指太上皇的御所,並藉此祝願太上皇能夠像神仙一樣長壽。由此可見,泰山府君祭祀目的多與道教中的消災祛病、長生不死等信仰相關,異於佛教的涅槃滅度。此外,泰山府君都狀採用“黃紙朱書”的寫作形式,與道教上章時使用的“黃表”形式類同。
祭祀神靈多爲道教神仙
泰山府君祭主要祭祀十二座冥道神,即“泰山府君”“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天官”“地官”“水官”“司命”“司祿”“本命”“同路將軍”“土地靈祇”“家親文人”。日本學界普遍認爲以上諸神源自佛教的“十王信仰”。
然而,筆者經考證後認爲,此十二冥神多出自中國的民間信仰,與道教之神同源。例如,“天官”“地官”“水官”合稱“三官大帝”,爲道教齋醮儀式中不可或缺的解厄除災之神靈;“司命”爲《北斗經》《太平經》與《雲笈七籤》等道書中掌管人的生命之神;“司祿”源於民間信仰的文昌帝君、梓潼神,在道教思想影響下轉變爲掌握功名利祿之神靈。“本命”神源於中國民間的“求順星”,後道教將其發展爲“六十甲子”“六十元辰”之信仰,且設“本命醮”祭祀本命神,其在早期道教典籍《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中被視爲支配人的命運之神。“家親文人”屬傳抄中的筆誤,應爲“家親丈人”,是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融合後產生的一種祖先崇拜形式。此外,從日本平安後期陰陽師主持的四十餘種陰陽道祭祀的名稱(如天曹地府祭、本命祭、招魂祭、太陰祭、土公祭等)來看,所祭祀神靈也多爲中國的道教神仙。故而,某些日本學者把十二座冥道神歸於佛教之神確有不當之處。
祭祀與章醮相似
日本泰山府君祭祀的行使者爲陰陽師,而道教章醮的執行人一般爲“高功”,二者雖有各自特點,但陰陽師與道教高功在職司上具有重疊之處。從事祭祀的陰陽師雖沒有“道觀”,但其歸由政府主導的陰陽寮機構管轄,二者均在團體組織下行使宗教事宜。陰陽師除了負責祭祀,還掌管着漏刻、天文等技術,其職責範圍與早期道教高功相近。東京博物館所藏《不動利益緣起繪卷》(14世紀)中的一幅圖描述了泰山府君祭祀場景:穿着官服的陰陽師席地而坐誦讀着都狀,其旁邊燃着一堆柴火,正對面擺放着長條供桌,桌上擺着用紙紮成的“銀錢”“白絹”等貢品,桌子前上沿粘着畫有“鞍馬”“勇奴”等的紙符。整個祭祀場景與《隋書·經籍志》記載的道教章醮儀式類似,“並具贄幣,燒香陳讀。雲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儀以奏之,名之爲醮”。泰山府君祭祀時間多爲“月星見,天與善謂哉”,與道教章醮時間“夜中,於星辰之下”亦相似。
由此可鑑,泰山府君祭祀的都狀內容、神仙思想、祭祀過程等均蘊含着濃郁的道教文化印跡。據此可推測,至少在日本平安朝時期道教思想已開始影響天皇和貴族的個人生活,並證實了在平安時期,中國道教信仰對日本文化確有浸染之處。
歷史上,日本常參照周邊強盛國家文化來發展自身文化,古代中國曾對日本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隨着近代中國的衰落與西方列強的崛起,日本學習的目光由中國轉向了歐美。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放棄儒教精神,脫離中國思想,吸收學習西方文明”的“脫亞”思想盛行。受此思想的影響,日本學者對諸多歷史文化遺產採取了規避中國化的傾向,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更是儘量剔除道教文化的影響。誠然,日本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不乏創新,但也應尊重歷史上的文化傳播事實。
(作者: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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