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邀請日本獄政改良者小河主持模範監獄，徒慕其表緣木求魚

Posted 2023-01-01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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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邀請日本獄政改良者小河主持模範監獄，徒慕其表緣木求魚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小河受法律大臣之聘抵京。其以月薪八百銀元，任教於京師法律學堂，並擔任當局的獄政顧問，負責設計京師模範監獄圖紙.

小河滋次郎應聘來華，除了希望中國追隨日本之後改良獄政外，主要是因爲1900年後，日本政府對於獄務政策的變化。監獄經費改由國庫度支，監獄事宜由內務省改爲司法省管理。小河認爲前者“爲獄制之最進步者”，對於後者卻不以爲然，力主繼續由內務省主持獄事。

囚人“一旦出獄，若無直接與地方有關係之機關，斷不能免再觸刑典，而此等事非司法省之力所及，況內務省能與各地方行政官廳聯絡，囚徒出獄，可隨在監視”。可見小河並非將監獄視作刑罰工具，而是着重改造犯人的過程。

日本至1897年底止，與英、美、意、俄、德、法諸國陸續簽訂改正條約，宣佈撤銷領事裁判權，兩年後依約完全解決這一問題。此事意味着日本已被認爲是一個與歐美國家對等的主權國家。大隈重信後來高度評價其事：“一國重大之案，交涉亙二十五年者，一朝釋然解決，可謂幸矣。日本發憤於外邦之文明，改其不備之習慣法，而編成完善法典，因得約章改正之大功，是亦外交之效也。”

但是小河作爲日本改良獄政的當事人，心知日本獄政與歐美相較，“其缺點尚多（如衛生方法，教育方法，未能盡善，監獄官吏學識亦屬有限之類），即此一端，可見日本文明程度尚低，此不敢自諱者也”。

其時日本的監獄統計數據亦印證了小河的說法：“考歐洲犯罪人之比例，以幼年犯罪者計之，多至一成五六分，少則爲七八分，平均不過一成內外，而本邦至佔四成以上焉。以再犯者計之，歐洲統計表上，惟三成五分乃至四成，而本邦乃當六成以上焉。”

小河的監獄思想注重感化，其重要特徵，便是對於建設幼年監獄的重視。幼年犯罪作爲當時國際監獄學界的熱門議題，1900年第六屆（布魯塞爾）、1905年第七屆（布達佩斯）、1910年第八屆（華盛頓）萬國監獄會議均有特別討論。小河可謂得世界監獄學風氣之先。在其看來，自1700年以來，世界監獄改良顯分兩種模式：“從（幼年）輕罪改良着手，爲羅馬式，其法順而易；從重罪改良着手，爲白耳義（比利時）式，其法逆而難。”

其爲中國建言未來改良監獄應採用羅馬式：幼年犯罪之人，並非習於爲惡，一經化導，則變爲良善，此順而易之說也；犯重罪者，其性質近於犯罪，如水之就下，一日不爲惡則不樂，欲變化其氣質，殊非易易，此逆而難之說也。日本監獄，初用白耳義式，後來因無成效，盡改從羅馬式。中國欲改良監獄，用何種程式，當局者尚無成見，然要不能取他國已棄之法。如用羅馬式，則收效最易，此可爲中國慶幸者也。據此，宜先着力創辦收容幼年犯的專門監獄，再盡力於成年犯和重罪囚犯。但是清廷改良獄政，多有法外考量。建造各種宏大的西式監獄，以聳動外人視聽，被認爲是收回治外法權的捷徑。無論沈家本還是戴鴻慈都無法採用羅馬式看似迂迴、漸進之辦法。

宣統二年十月，資政院議員席綬聯合三十五位議員，質詢法部關於改良監獄，是用羅馬式還是白耳義式。法部只是籠統答覆：“我國關於感化院各項法令尚未規定，擬由本部會商編訂，奏請施行。”已可概見法部對於羅馬式的消極態度。因此清廷建設模範監獄，仍用白耳義式。

小河作爲客卿，所繪模範監獄圖式滿足了當局的設計要求。小河先是“至法部南北兩監獄查看監獄形式，經典獄司司員何君（即何奏篪）接待，預備茶點物品，並將兩監圖繪呈小河君以便考驗”。其後按其學說和當局要求，以容納500名男犯爲基準設計京師模範監獄。

全監分爲前、中、後三區：（1）前區，包括大門、看守教誨所、病監、幼年監、運動場等。大門內設有接待室和教練所，前區南北分別爲少年監和病監區。（2）中區，包括中央事務所、典獄室、會議室、課員室、戒具室、書籍室、閱覽室、囚人接見室、倉庫等。（3）後區，男犯監房，採用雙扇面佈局，南北分列，各有五翼，且連接作工工場，空地有運動場。此外，還設有看守大樓，樓房上設有瞭望樓，內部有教誨堂，樓下有懲罰室、檢查書信處以及囚犯勞役場所。監獄內還設有浴室、伙房、醫診室、藥術室、屍室等。

小河的設計周到，在學理上頗爲注重監獄建築學，強調“監獄之建築，與他項之建築不同。建築不如法，亦不能收監獄之效果。故研究監獄學者，不可不研究建築學”。京師模範監獄之建築設計，頗能反映出小河注重感化的監獄理想。設有書籍室、閱覽室，以做好犯人的文化教育。設置教誨堂，以備犯人的道德（宗教）感化。病監、運動場、作工場，則有助於犯人的身體健康與技能掌握。

附設的少年監，以高牆圍繞，則是區隔少年犯與成年犯的因應措施。

三個月後，法部詳細彙報京師模範監獄的建築規模，“通共須築內外圍牆六百七十八丈八尺，病監、幼年監、炊事場圍牆一百九十八丈。通共須建房屋七百八十餘間，並先期墊補基地之十方。修挖河道之人工，召匠廣估駁核，實需工料銀二十三萬一千二百餘兩正。此外工程之公所處，巡警更夫之牆外頓舍，圖畫之摹影修改，監工之薪水火食，書役之紙張、筆墨、油燭、津貼、計工，兩年又約需銀二萬兩”。

除去前述的收入各項，尚欠銀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爲減小經費缺口，法部主動提出緩辦附設的幼年監，“現在各項罪犯中，年未及十五歲者尚不多見，擬先劃留地址，僅置圍牆，暫行緩設。計可省銀三萬餘兩”。此外尚有銀八萬兩無法覈減，再行請旨撥款，最終奉旨允准。

建設獨立、專門的少年監本是小河監獄學說的重要主張，但爲了顧及法部財政窘困的實際情況，惟有附設於京師模範監獄的前區。最終卻連妥協方案也未能實現，留下不小的遺憾，反映法部當局對於小河學說並未認真對待。此舉亦引起輿論的批評：“吾國北京模範監獄之開辦也，以經費不充之故，置幼年監爲後圖，而萬國監獄會議之分部，幼年保護問題乃居其一，誠以此事之重要，非殫力討論不足以解決也。吾國則恝然置之，可謂本末倒置，緩急顛倒，而國人亦未有起而非之者。”至於監舍樣式的設計，也受制於經費的短缺，未能達到小河學說的標準。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傑雷姆·邊沁的全景式監獄理念成爲主流，呈現的形式一般有十字、扇面、光線各種。小河認爲，十字形的監舍最具優點。“十字式系由四翼而成，以直角形聯結各翼於中央點（中央看守所）。通例以三翼爲監房，以一翼充事務室。事務室翼之樓上設教誨堂。十字形之利益，不獨在空氣、日光能均勻分配，且因其各翼相聯之位置系直角形，並可杜絕各翼間利用窗戶互相通謀之弊也。”

扇面形則比十字形多出一翼，用地較省而收犯較多，“若收容人員不能減少，而又不能建築重樓之際，則亦惟有採此形式耳”。光線形的效果最差，“其管理、衛生上皆不免有種種不利益之缺點”。

爲了收容較多的人犯，小河的圖式設計做出妥協，監舍採用了南北並列的兩個大扇形樣式。在監房安置方面，小河設計時採用最爲先進的晝夜分房制—五百人獨立分房居住，預計不適合分房的五十人則雜居。依其學說，無論何種雜居制或折衷制，均不能如分房制之無弊：二人以上混同之結果，勢必至有罪惡傳播之弊，使小惡化爲大兇，偶發性變爲習慣性或職業性也。雖有分類的、區劃的、晝間的各種改良方法，終不能撲滅雜居制罪惡傳播之弊者，職是故耳。

小河擬訂的《監獄律（草案）》則規定：“在監者一切概以獨居拘禁爲原則，但因精神、身體、情狀認爲不適當者，則不在此限。”實際允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犯人的拘禁制度。小河既自違學說，惟有解釋稱：“中國監獄，向系雜居，若驟用分房制，財力既恐不及，管理監獄，亦尚乏才，故本草案以分房爲原則，而不免有例外。”

京師模範監獄作爲全國監獄之榜樣，本應堅決執行《監獄律》和小河學說，但是監修者竟擅自改動原本設計。“聞當局者因原定監房容積過大，窗戶過寬，曾參酌遊民習藝所（前貧民習藝所）而略爲變更。”正是因爲這一更改，監獄原定實行最先進的晝夜分居制，到民元開辦時被迫實行夜間分房制（即晝間在外混合工作）。王元增解釋說：“每房僅得十五立方密達之氣積、半平方之光積，勢難更改。若勉強行之，則有害囚人之健康，而與改良監獄之宗旨相背。”

事實證明京師模範監獄的建設質量也極爲不佳，監造者有虧職守。王元增的報告指斥：“監房建築不固，一遇大雨到處滲漏，基址較事務室更低一尺，故潮溼尤甚，莓腐之氣撲鼻難聞，雖開放窗戶，而房內仍不見乾燥。泥土亦不堅硬，步履稍重，磚即下陷。窗坎不用木石，以鐵柵直插牆內，雖障以鐵絲網，包以鉛皮，折毀仍易。鐵柵之外附設木框，裝置玻璃窗，不但不便啓閉，且有雨水滴入房門，自外推入，窒礙尤多。”

京師爲各方觀瞻所繫，法部治下的京師模範監獄在籌款方面應有各種辦法。各省傾力按照理想模式建造一至兩所宏大的新式監獄，財政上亦非絕不可能。然而從京師到直省，模範監獄不約而同地出現雜居與獨居並存、少年監緩建、監房面積縮小等重大缺憾，背後反映出朝野各方對於西方監獄學徒慕外觀，卻於其底蘊認識不清的實情。如此，修築大打折扣的“模範監獄”想要“令遠人心服”，恐怕只能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