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蔣介石黃金大挪移密檔:讓無數人傾家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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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蔣介石黃金大挪移密檔:讓無數人傾家蕩產

文章:看歷史,作者:毛劍傑。

數百萬兩黃金搶運入臺,成爲蔣介石寄望東山再起的本錢。然而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

國民黨搶運黃金

■ “火種”

1948年11月30日晚,一隊隊荷槍實彈的軍人突然開進上海外灘,連綿霓虹燈影,陡然化作肅殺靜謐。

戒嚴同時,海關緝私艦“海星號”被“緊急動員”到外灘碼頭待命,一直等到凌晨1點纔開船,卻又沒有立即出海,而是駛向了中國銀行碼頭。在那裏,挑夫們扛着木箱,從滇池路銀行側門出來裝船。

根據運出地點和木箱吃重,水手們知道了那是黃金。但他們被告誡“不要問是什麼”。

緊急戒嚴、深夜密運黃金的背後,是一個政權在短短三年間,從巔峯急跌至分崩離析的窘境與焦灼:淮河兩岸戰場上,國軍正重演東北決戰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黃維、黃伯韜兩主力兵團已全軍盡墨,當天,解放軍又緊隨杜聿明敗退的車轍進佔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門戶已然洞開。

軍事失敗之外,國統區1948年8月發行的金圓券,三個月後已經貶值500倍,在“轉過條馬路,物價就要翻一番”的失控與混亂中,許多上海富人已經開始計劃逃離大陸。

政權行將崩塌,桂系副總統李宗仁則在內部逼宮,趁勢要求蔣介石下野。

10月9日,腹背受敵的蔣介石密召央行總裁俞鴻鈞,首次談及以“改儲金地點”方式轉運黃金。(吳興鏞《黃金密檔》)

11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竈不爲功,現局之敗,不以爲意矣。”(美國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原件)顯見此時蔣已開始考慮放棄大陸。他所指的單純環境,就是臺灣。

不過,此時國軍還控制着長江以南地區,考慮另起爐竈“並不意味着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蔣“唯恐京滬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國庫的黃金,分批運送到尚未受戰火波及的臺灣,剩餘小額金銀,則分散存於成都、廣州等處,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

後來國共和談破裂,國軍兵敗如山倒退往臺灣,從上海分批運送到臺灣的鉅額國庫黃金,便因緣際會成爲蔣介石另起爐竈“建設臺灣復興基地”、俟機“反攻大陸”的資本。(王豐《蔣介石祕運國庫黃金到臺灣之真相》)

■ “本錢”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後沒收了汪僞政權國庫的49.5萬兩,發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尚餘400多萬兩。

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臺灣。

早在1946年視察臺灣時,蔣就注意到了臺灣的重要戰略意義、日本經營多年留下的獨立工業體系,並發現臺灣是“未被中共滲透的淨土”。因此,當大陸敗局漸明時,蔣最終在西康、海南、臺灣三個撤退方向中選擇了臺灣。

籌劃黃金運臺的同時,1948年12月,蔣一紙電文,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令養病之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不久後,蔣經國又獲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命,而大批大陸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臺灣。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竈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但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

俞之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補述》)

到啓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等按計劃裝載了200萬兩,於1948年12月4日順利運抵臺灣。

■ “全民公敵”

意外的是,這批黃金啓運後第三日,《申報》就登出了簡訊“謂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

消息源頭是英國記者喬治•維恩發表於《字林西報》的報道。該報辦公地點就在緊鄰中國銀行的上海和平飯店樓上,200萬兩黃金祕密裝船啓運當晚,喬治•維恩從辦公室窗戶目睹了全過程。聯想到徐蚌會戰敗局,喬治•維恩進而推斷國府對未來已有新安排。於是他連夜發出消息稱“中國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沉浸在捕獲獨家驚天祕聞的喜悅中,喬治•維恩沒有意識到他的報道激怒了當局,於是很快被抓捕、速審速決判處死刑。幸虧其夫人趕緊託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主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得釋放。

然而消息畢竟是公開了,原本發行僅半年已貶值500倍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抗戰結束之初,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黃金,引得民怨沸騰,被普遍認爲是敗亡先兆。爾後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發酵,政府被迫宣佈允許上海市民以1000金圓券兌換黃金1兩,但每天限兌1000兩,先來先購。

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鉅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民衆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爲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衝撞、踩踏,釀成7死50傷,是爲“黃金擠兌慘案”。

爾後,國民政府立刻宣佈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此舉徹底阻斷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圓券剛發行時,2元金圓券能換1塊銀元;到1949年1月已經變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兌不到1塊銀元;到1949年6月,銀元價格更是達到了5億金圓券一枚。

“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衆多人民的生活,世所罕見。”吳興鏞《黃金密檔》一書中,收錄了一位大陸醫學教授2004年的來信:“政府撤退到臺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臺灣的情況,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金圓券成爲廢紙,人民財產付諸東流,國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敵。”

 ■ 搶運

但蔣介石似已顧不上這些,軍費開支龐大、戰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其下野,促使其決心爭分奪秒加緊運送黃金。因蔣深知,下野後絕不可能繼續掌控金庫。1949年1月1日,50萬兩黃金自上海祕密運臺。1月10日,又有10萬兩黃金悄然運離上海。

此時,淮海戰役中,國軍完敗,內外交困中,蔣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爲此,他必須提前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黃金。

但財界對此意見不一,財政部長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他擔心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蔣介石特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1月11日,時任國軍聯勤總署軍需署長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這是蔣下野後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鍵。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蔣介石更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爲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蔣經國日記》)

最終,蔣介石如願在下野前還搶運了一批黃金。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艦艇“海平號”和“美朋號”,裝載着1800 萬銀元、90 萬兩黃金駛離上海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因此時離蔣介石下野只剩18小時。

不過,1月10日、20日的兩批黃金,都沒有直運臺灣,而是運到了廈門鼓浪嶼的絕密戰時金庫。

■ 密約

令後人不解的是,運往廈門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竟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

由這份草約,“央行”名正言順轉出了國庫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吳成了蔣的“白手套”。這是蔣不想攤在陽光下的祕密軍費,用以購買支撐內戰所需的槍炮彈藥。

“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紀錄。”吳嵩慶之子吳興鏞研讀過父親遺稿後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燬,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

黃金草約同樣消失無蹤。

臺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沉沒於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這批檔案中。

不過吳興鏞查閱央行往來文書後認爲,隨“太平輪”沉於海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當然,也不排除戰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燬的可能。

然而,吳嵩慶生前同樣疑問糾結:這筆黃金的賬目到底清不清楚?軍需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生前曾談到,到臺灣後,老上司吳嵩慶曾讓他覈算準確數字。

“東運在東,西運在西,天天變地方,總數兜不起來。”董德成說。

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 6 批完成,共70 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卻是100萬兩。

輾轉追尋“黃金密檔”多年的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臺灣長天傳播總經理丁雯靜稱,除了廈門絕密戰時金庫外,後來倒戈投向共產黨的國軍第一戰艦“重慶號”上,存有28萬兩黃金,或許正是那批失蹤黃金。

“重慶號”後被國軍轟炸機炸沉於葫蘆島軍港。丁雯靜從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號”老兵口中獲悉,1951 年4 月,解放軍曾打撈“重慶號”遺骸,共撈起銀元三十餘萬元、黃金十餘萬兩。

 ■ 暗戰

蔣下野後,俞鴻鈞也隨之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芸卻認爲,“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籌劃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國兄催辦”。這催辦對象,指的正是劉攻芸。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劃出國庫黃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於說服了劉攻芸。

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於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軍需署長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芸,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芸終於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餘黃金銀元。

但劉攻芸已從此失寵於蔣氏父子,後來雖然也去了臺灣,終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終老。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上海機場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着55.4萬兩黃金直奔臺灣。

至此,南京國庫已然淨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臺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的十分之六,共300.4萬兩。

剛擺平劉攻芸、如願運出黃金,2月8日,蔣介石又風聞李宗仁正設法控制中央銀行,立即派侍從祕書周宏濤飛赴上海。周宏濤打探到,此時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臺,“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蔣介石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職總統近一個月。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沒有答覆。

李又致函臺灣省主席陳誠,要求運回黃金,並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櫃。

陳誠的報告到達溪口後,蔣在日記中稱“李、白運動立委,擬將臺廈現金運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這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

但李對這批黃金從未放棄,甚至向蔣介石送達備忘錄,但蔣未予理睬。“李德鄰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與財權。”(《蔣介石日記》1949年5月2日),而美國也以此藉口拒絕援蔣,“美國務卿問顧(維鈞)大使……‘何以不用臺灣存金’”(《蔣介石日記》1949年7月3日)

■ 爭奪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他黯然離去。

李離去之時,上海街頭也已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上海的湯恩伯,還有一項祕密任務:運出上海金庫剩餘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

5月中旬,蔣連續給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

親筆信之外,蔣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親筆留字條,要中央銀行“除暫存留黃金五千兩,銀元三十萬兩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是臺灣。

此時,解放軍已在上海城外擺開陣勢,而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覈專員黃競武爲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黃已於1949年2月成爲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中共地下黨方面安排,黃一邊監視着上海國民黨密運黃金行動,一邊發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還與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

由於黃競武號召阻止黃金運臺,更策動了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所屬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甚至與上海國軍某軍長級別要人商談“虛江灣閘北一線,俾共軍入滬”,終於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辦公室內被毛森指揮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祕密活埋於南市車站路國防部保密局監獄內。

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

湯調動的黃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等到兩天兩夜後黃金終於裝運完畢,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

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捱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裏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纔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啓錨。

此後旅程看似一路風平浪靜,然而負責祕密押運的軍統上校特工江源,卻經歷了驚心動魄。離亂中的黃金船,終究有人經受不住“閃閃發亮”的誘惑,漢民輪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議私分黃金,“江先生,從上海到臺灣有好多小島,我們把這個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這個小島上去做金銀島主怎麼樣?”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職員這一公開身份。

江源趕緊組織船上祕密武裝押運人員,“總共八個還是十二個”,四人一組一路輪班嚴密守護金庫,直至靠港。

同樣的覬覦,也發生在1949年8月從鼓浪嶼運送12.5萬兩黃金前往臺灣的“錫麟輪”上。當年廈門海關署工作人員孟昭年,在船上親眼目睹了一名偷盜黃金的軍人被抓獲。帶兵的軍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員、軍人到甲板上觀看,並警告“偷黃金就要槍斃”,然後一槍打死了偷盜者。

 ■ 臺灣生與死

5月27日,解放軍佔領上海,運輸大隊長張振國率隊直奔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把人民幣送進了“至少兩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遠東第一地下金庫,金圓券時代至此結束。

臺灣那頭,俞鴻鈞於1949年6月15日受蔣介石指示,以80萬兩黃金爲準備金,發行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動的新臺幣,並以1:40000兌換舊臺幣,但最初臺灣民衆對於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

爲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髮行準備,陳誠委由臺灣衡陽路的一衆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臺幣可以換黃金。

“去了就換到,人心就安了。”時任“央行”副總裁徐柏園的女兒徐林秀說。於是,新臺幣幣值穩定了,人心也逐漸安定下來,國民黨政權“一個大烏龜帶了很多小烏龜,漂洋過海光屁股過來”的印象,由此改變。

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進而認爲,新臺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爲臺灣此後十多年的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作爲新臺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臺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據丁雯靜考證,國民黨政府來臺初期幾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劃、以及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

當時,臺灣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領7 塊新臺幣;一位公務人員平均也僅十幾塊新臺幣。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嶼金庫中的100萬兩黃金,九個月後就只剩12.5萬兩了。這讓蔣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吃完了怎麼辦?”

因此,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復行視事”、對着民衆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的兩岸戰事、60萬大軍的給養,正快速吞噬着運臺黃金。周宏濤在回憶錄中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爲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臺灣庫存黃金已經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爭卻在此時爆發,美國轉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協防颱灣任務,隨後又恢復了爲期15年的對臺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臺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濟起飛。

■ 血淚黃金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回臺灣、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繳回“國庫”,總計108萬兩。

此前,由廈門鼓浪嶼祕密戰時金庫運來、存於吳嵩慶個人戶頭的黃金,一直遊離於“國庫”之外,成爲蔣介石事實上的“小金庫”。吳興鏞從父親吳嵩慶生前日記中看到,蔣常用這筆錢應付一些額外需要,如資助親信留學創業、出訪開支等等——臺灣有名的《聯合報》,其創業資本也是從這筆錢裏劃撥的。

對這個“小金庫”的存在,陳誠也頗爲不滿。“從父親日記裏看到,陳誠對他‘頗有微辭’,我猜想跟這個小金庫的存在有關。”吳興鏞說。

此外,俞鴻鈞和周宏濤等人也不斷提醒蔣,這筆黃金不是國民黨私產。

隨着“小金庫”撤銷,成功協助臺灣度過艱難歲月的大陸運臺黃金,也終於退出歷史舞臺。2008年5月,盧秀燕等四名臺灣“立委”視察臺灣烏來山區文園金庫時發現,當時臺灣“國庫”黃金總數1362萬兩,其中108萬兩爲大陸運來,自1950年6月入庫後再未動用。

而黃金密運一事,也便隨着當事人的老去,漸漸步入歷史的塵埃。但無論是蔣經國等策劃者,還是被挑選參與了密運的吳嵩慶等人,都並非沒有心理負擔。蔣經國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一書裏描述道:每一個銅錢敲開來都是血,銅板敲出來都是血,何況是黃金?這或是暗示“這些錢我們拿來是有愧的”。

丁雯靜說,許多參與者最初都不願意開口,“把屬於全體人民的黃金運到臺灣去,他們顧慮留在大陸的親人會被指責。”也因此,丁雯靜在採訪過程中經常是三顧、四顧甚至更多次登門,對方纔打消顧慮。

以吳嵩慶爲例,其自1947年起,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軍需總監達15年之久,且每週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府”軍事及財經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在他1991年去世時,吳興鏞和母親就顧慮,倘若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兄弟們看這些資料,會否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

“至少會帶來些困擾吧。他們業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爲好。”

江源的夫人米繩祖最初也一再拒絕訪問,因爲擔心“上海的親戚們知道先生協助蔣介石運黃金,會不諒解。”倒是90歲的張振國,淡淡地說“蔣介石的軍隊,也要穿衣吃飯呀,他又不是傻瓜。”

1997年,吳興鏞在《傳記文學》上撰文,建議以部分運臺“剩餘”黃金所值的利息,來設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以增進兩岸善意互動,“也是對大陸許多由於這些“現金”運臺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徵性的‘補償’。”

“黃金運臺史,也是那個時代兩岸人民的血淚史,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盧秀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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