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改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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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改家譜

文 | 流沙河

直到晚年,我才發現我們的家史是被祖先篡改了。

我們家的第一代遷入川的祖先,是在康熙初年從蘇北——當時的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莊遷入川。遷入川的第一代祖先叫餘良正,他遷來的時候不是移民的身份,他是一個最低級的公務員,調到成都來當公務員。他職位相當於縣政府裏面的管武裝的武裝部長,這個級別非常低,比很多科長都還低一級。

他調到成都來,大概也是做這個工作。由於那個時候信息不通,明末的戰亂給四川成都造成那樣大的破壞,然而在江蘇蘇北那邊,我這個三百年前的祖先餘良正,一點兒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認認真真到這兒來報到了。一個小公務員,地位低下,生活也苦,但他是安了心了,他們全家,他和他的女人還有四個兒,一共六口人,隨着移民就這樣調來了。

調來到了成都,作爲工作人員去報到,然後他才知道全部真相:成都城裏面全部都毀了,連衙門要在成都找一個辦公的地方都找不到,全城都毀了!而川西平原整整16年沒有種過莊稼,農田全是構樹這些長得快的樹木,還有雜草,十里不見人煙。衙門在成都找不到辦公地點,就搬到閬中去辦公了。

我的祖先是個小公務員,到了成都在哪裏報到都不知道。到了他才曉得這回完了,全家都帶着過來了,回又回不去,從前走路遷徙是非常艱難的。

看到成都連住都沒有辦法住,他這種小公務員就更不要想了,也不知道還要多少年才能恢復辦公。他就跟他太太和四個娃娃一起住到了資陽,在資陽那個時候生存就只靠當小販,孩子又小,生活非常艱難。在資陽住了一陣,可能又爲生活所逼,不得已他又遷到了彭縣,彭縣有一個場叫隆豐場,隆豐場有一個廟子叫化成院,至今還在。他就遷到化成院,捱着廟子住。爲什麼要捱着廟子住?據我推測,廟子裏要施齋飯,一天兩次發放免費的飯,很可能是爲了這一碗飯,至少餓不死,然後就在彭縣隆豐場化成院邊上住下來了,一定是搭的棚棚,住了很多流浪人員,遷移的、找不到落腳點的都在這兒生存。

那麼後來就住在這兒了,餘良正的太太就死在這兒了,並埋在這兒了。他的這四個兒,其中老三叫餘允信,後來我們稱他叫允信公。你想在那個時候顯然書也沒有讀什麼,當年他24歲,就單獨說我去當農民。當時可以插佔農田,一個人可以插佔一百畝,那時土地都全部荒起的,官方鼓勵你去當農民,五年內不交任何稅。

允信公去找的這個地方,就是那個時候的金堂縣北門外甘泉鄉大小寺村。大小寺是一個廟子,明代就有了,到清代的時候那個廟子已經不在了,只留下個名字,那個村莊就叫大小寺村。允信公就在那兒插佔了一百畝地,又跟本鄉的一位黃姓女子結了婚,兩人開荒耕作。

什麼叫插佔呢?圈好一百畝地,然後在周圍界限的樹上都剝下一塊小的皮,做好標記,表明這就是你的邊界了,這樣就叫插佔。然後去把裏面的樹木全部砍了,樹根全部挖了,草除了,開墾成農田。你想那樣的生活如何苦?允信公夫妻倆就搭了一個棚,白天夜晚苦做,做累了就去睡,睡醒了又來挖,兩個人就這樣沒日沒夜的勞作,活了下來。想來最初是種點芋兒、紅薯、玉米,這些很快就能填飽肚子的東西。

生活穩定後,允信公就到彭縣隆豐場把他母親的遺骸挖出來,自己揹着到大小寺村他開荒的這一片空地上,把他母親埋了,還在墳旁栽種了柏樹。這就是第一代,我的祖先到了金堂,在那裏勞作生活,定下了根,成爲勤勞的農夫。

允信公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知道自己入川到這兒來就算第一代,要把班輩(字輩)定出來,因此就定出來第一代的班輩叫:允、紹、心、純、克、鴻、懿、勳、奎、璋、慶、達、茂、進、增、榮,第八代就是我。

允信公的第二代就是邵字輩,他有兩個兒,這個農夫沒有文化,但是他知道在社會上要學文化。

所以大兒就去藥鋪,學中藥,最初當抓抓匠,就是在裏面揀藥的,後來就當了醫生,他當醫生真是不要錢,因爲那個時候的人那樣窮,也沒有錢來給,他成了那兒一帶的的名醫。這個老大脾氣怪,因爲他又不掙病人的錢,有時候心情不好他就不給病人看病。但時間長了,別人發現他有一個弱點,就是你必須罵他纔好。

有一回他在路上走,就看到有一個人蹲在路邊喊痛,他就問:“什麼事?”那人說:“我肚子痛。”“你怎麼不去找醫生看呢?”那人說:“我們這兒有一個姓餘的醫生,他歪得很。”他問:“你見過他沒有?”那人說:“我沒有見過,不想見他,他要罵人的。”他說:“算了算了,我來給你看,那個醫生不給你看,我來給你看。”然後開了藥方,還拿了點錢給那個病人,讓他去揀藥吃。後來那個人說:“我把他騙了,我曉得就是他,我看到他來了我才哎喲哎喲的叫喚,結果他來了我罵他,反而還給我看。”

這個農民餘允信,他知道二兒子(叫餘紹虞)不能再種莊稼了,要學文化,他就把二兒子送到鄉村裏的私塾去,讀四書五經,後來又參加了考試,成了秀才,他就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取得秀才資格以後,就能夠每個月兩次到縣城裏面去,在文廟裏面,專門有教授的老師,把大家集合起來,一個月學習兩天。平時你在各個私塾學的那些拿到這兒來,在老師這兒背,老師出一些題考你,考了還給你批卷子,一個月你來兩天,這個就叫國學。縣上辦的,文廟裏面一個月有這兩次文會。這個就叫取得國學資格,所以我們家譜上面第二代邵字輩的小兒子底下有“國學”兩個字,上面寫着的,我才曉得原來國學是這個意思。

這個時候,他們仍然是農民,沒有想到要篡改家史,是因爲他們清清楚楚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麼到這一代了,既然把班輩都定出來了,就要立一個碑,把16個字的班輩全部列到上面,叫允、紹、心、純、克、鴻、懿、勳、奎、璋、慶、達、茂、進、增、榮,16個字。你想一代人30年,16代它可以管很多年了。那麼立了這個碑,上就要刻字,第一句就是“康熙初年從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莊遷來”,這一句是老老實實定的,改不了了,刻在上面的。

那麼第二代就有了讀書人餘紹虞,第三代就是這個秀才公底下就有很多兒子了,兒子一長大了就是勞動力,那麼多男的勞動力,莊稼就做得非常好了,年年豐收,豐收就積累了錢,積累了錢就去買土地。當時土地不值錢,很少的錢就能買到一畝土地,就那麼就到了第三代的興字輩,已經有一千畝田了,家裏男男女女同時去勞作,辛苦得很。

這個家族龐大了也就有實力了,那麼第三代人就都去讀了書了,有的去參加科舉考試,不但中了秀才還有考過了舉人,就有社會地位了。有了社會地位以後,我分析他們的內心,想要當官!因爲在從前的制度之下是聚族而居,住的地方都是他們的人。你們是趙家莊,“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全莊的人都姓趙,互相聯絡,一個人當了官可以照顧趙家的其他人。

而我們這個餘家是單家獨戶,絕對孤立,在四川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就知道了,四川姓餘的,其中有一股是相當大,就在元朝末年,元朝亡的時候,有一個在湖廣那邊的曾經封了王的蒙古人,名叫鐵木健,他們家逃亡來的。當時長江中下游都是朱元璋那些起義部隊,在那兒革命,鐵木健這類元朝的官,逮到了都要被殺的,於是鐵木健的九個兒子全部都逃亡入川,入了川他們在瀘州會合,然後就分散開,這樣就好潛伏下來。但到了明朝,朱元璋也要殺這些元朝的官員,於是這些蒙古人就改姓餘,這發生在六百年多年前元朝亡的時候。

我們家族來得很晚,是三百年多前,跟人家這個餘毫無關係——這是蒙古人冒充余姓潛伏下來的,在川南、川西都有,包括瀘州、內江、遂寧、樂山、南充……那邊的餘,甚至還有西昌那邊的,他們這一個餘就很有勢力,是因爲他們能夠把他們祖先的故事講出來,說他們的祖先是九子十進士,是元朝的大官怎樣,他們還有故事是怎樣來的。

結果,我們家族入川的第三代興字背的讀了書,想要在政治上有所發展,主動跑去投靠人家那一個餘,是因爲那一個餘在青神縣,在明代曾經出了一個餘子俊,是中央級的大官,曾經管過西安。我們這邊第三代的幾個讀書人就主動地去投靠青神餘子俊那一家,人家那邊餘家有族譜,我們就把人家的族譜抄下來,抄下來不說,就把人家的祖先故事加到我們這兒來,但是又不好寫在書上,因爲這個明明是假的,不能寫在書上,就口頭傳授。

因此從第三代起,就違背了前兩代的那種本譜,就自己口頭傳授說我們是蒙古當官的貴族。你想口頭傳授從第三代起,他們就傳授這個,傳授到我這個第八代小娃娃的時候,家中所有的老的嫂嫂、老的嬸嬸、老的婆婆、老的爺爺全部都告訴我:我們是蒙古人,曾經人家要殺我們,我們怎樣潛逃過來的,我們是九子十進士的餘家,在四川有多少人。他們專門研究譜系學的,發現這是全國的一件大案,四川的蒙古姓的餘究竟是怎樣來的!

於是後來我們家族的人沒有任何懷疑,我從小就知道我家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認爲我們是這樣來的。但是有一點,就是幸好家中有文化人,幸好我們餘家這一族,到我的上兩輩,就是第六代有真正的讀書人,他叫餘鬆生。在清朝後期,他當過錦江書院的教授,教授不是教書的,和我們今天的意思不同,教授相當於一個學校的校長或教務主任。

那麼到了他這一代,書寫家譜,這個家譜就必然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口頭部分不能寫出來,一個就是直接寫出來的這一部分,就是餘鬆生,錦江書院的這個教授寫的,他在序言上面說“不管我們家中有怎樣怎樣的傳說”,因爲他不好意思,畢竟沒有證據,我們寫家譜的是寫歷史,我們不寫上去,所以我們那個家譜翻開沒有寫這個,而是口頭上講從青神餘氏移過來的關於我們祖先的傳說。這個就是我們祖先怎樣改了家史,改的是口頭家史,文字上因爲有教授把關,因爲他們是文化人,懂得歷史的起碼原則,家史也是歷史,一切傳說沒有鐵證絕不採納。

所以我們的家譜上面就沒有寫,後來我去找家譜翻,也沒有看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看了序言,餘鬆生說的我們要看重證據,沒有鐵證不採用。唯一可靠的就是祠堂裏面的碑,“其先”就是他的先人,“其先於康熙年間自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莊遷來”,這一句是刻到石頭上的。

我在小的時候,有一年冬至節,我們住在城裏的就要到鄉下,當初第一代祖先栽的柏樹已經成爲一大片柏樹林,是我們那個鄉的一道風景,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地平線上黑壓壓的一片。

我到了餘家院子,一下子就看到一個我的孫輩,拉架架車的,年紀比我大得多。他來了,我就問他:我說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鄉下那個祠堂不?他說:我怎麼不記得喃!我說:我記得有一個碑,可惜了,我當時還小,沒有想到那個碑上就記了我們從哪兒來的。他說:我記得,我告訴你。他叫餘育璋,按輩份該喊我爺爺,但年紀卻比我大得多。他說:我還小的時候,我們家裏就喊我背那個碑文。我說:你背得下來不?他說:我怎麼背不下來呢?我只背得下來第一句!我說:你趕快,趕快。然後他就背:“其先於康熙年間自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莊遷來。”我趕快把這記下來,我說:幸好你還在,如果你也死了我連這一句也找不到。那個時候我就死死把它揹着,每個字怎樣寫都記着。

後來,到80年代我回到成都,就要來弄清楚這件事情。於是就發現,我們既然是蒙古姓餘的,那麼總還要有一點記錄下來的東西,我就去找這些材料。我就重新把舊的家譜——大小寺那邊有一家餘家人還是文盲保留了最後一份。我到鄉下去調查,他就把這最後一份家譜交給我,信賴我。我問他的班輩,發現按輩份他應該喊我喊曾祖父,我趕快看這份家譜,結果發現沒有蒙古的這個記載。我就想怎麼會是這樣呢?難道說我們家中的那些長輩欺騙了我們?不可能欺騙我們!大小寺所有的餘家,他們一說起這個事情都還很激動:歷史上我們祖先就這樣的!我說我們是蒙古餘家的一支不可能是假的,怎麼可能會是假的呢?當時我還深信不疑。

但在整理族譜的時候,我就發現沒有青神縣的族譜。我說既然我們的口頭傳說就他們的一支,就把青神縣族譜的前面,因爲說我們是蒙古人的後代嘛,我把它取下來了,用我的筆概括了寫在我們大小寺那個族譜的前面,我自己寫的,寫在那上面自己也信了!但是我心中總是有謎,就是那個碑文,因爲那一個餘鬆生教授說的,不管任何傳說,必須要有鐵證,沒有鐵證我們不採納。原來我們那個家譜上面就沒有我們是蒙古人後代一說,是我加上去的,我就認爲我們的祖宗絕對不會欺騙我們!

直到十幾年前,我人也老了,我想世間很多事情要弄明白了再去死,不要走早了。

於是我就委託揚州市文化局,委託他們去幫我查找我的祖先,我把這個寫下來,而且還特別說我們是蒙古人的後代,蒙古一個什麼王怎樣逃入四川,還有我們家族的傳說。結果那邊查,找到了,泰州市確實有軍旺莊,和我們家譜上面說的一樣,但是沒有大聖村。碑上說的是“大聖村軍旺莊”,我說必須要完全符合。然後泰州市電視臺他們就專門去調查,調查了以後他們就請我,說沿途要給我錄像,讓我回鄉去認祖。我說:還沒擱平,不能亂說。我不敢去。我說:算了,別去。

爲什麼呢?我們那個是大聖村軍旺莊,那個大聖村找不到,現在有一個軍旺莊,已經不叫軍旺莊了,叫軍旺鎮,大得很的一個鎮。我說:你們要去軍旺鎮查餘家灣。結果他們查軍旺鎮沒有餘家灣,而且連姓餘的都沒有,所以這個問題就大了。但是他們那個研究地方史制上面說的,泰州市分出去一個泰興市,泰興市那邊有一個餘家灣。然後他們到泰興市的一個叫商井村,那一個大村好多姓餘的,那裏就有餘家灣,然後去調查那些姓餘的,沒有一個是蒙古後代。

我就很驚異,我說我非要親自去找。那麼今年(2016年)春天,我都85歲了,我就親自去了,去了之後他們泰興市文聯的人就幫助我,不然我到那兒連語言都聽不懂。他們那兒沒有軍旺莊,沒有這個地名,但是有大生公社,這個“生”和“聖”還是不同,“生”是平聲,“聖”是仄聲。大生村那裏沒有軍旺莊,只有商井村,商井村有很多餘姓的。

我說我還是去看,到了商井村,地方幹部通知了那裏姓餘的,說是你們姓餘的三百年前入川的那支的子孫他要回來看。我回去看,那些姓餘的老大爺好多都圍上來,我完全聽不懂他們說話,然後那個地方的史志辦把他們的族譜拿出來,一直翻到明代,沒有任何關於蒙古後代的記載。

這個研究地方史志的專家非常聰明,他偶然發現了一個祕密,所以他就趕快給我寫信,喊我趕快去,發現什麼了呢?他在大生橋不遠的地方——幾里路以外,發現有一個很小的村莊叫蔡家莊,蔡家莊裏面恰好有一個文化人是研究地方誌的,那個文化人就告訴這個專家說:我們這個蔡家莊原來不叫蔡家莊,叫郡王莊,不是軍旺莊。哎呀,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曉得我們祖先犯的錯誤,他來信給我說,難怪人家說蔡家莊這一帶的人叫平聲蠻子,就說他們是野蠻人,把平聲讀成了仄聲,又把仄聲讀成了平聲。恰好我的祖先就是這樣,我的祖先來的第一代文化低,他把“郡王莊”讀成“軍旺莊”,到了在這兒的第三代要開始立碑了,但因爲把“郡王”兩個字讀成“軍旺”,因此碑上寫的就是“軍旺”,恰好又和泰州市的那個“軍旺”兩個字一樣,就搞來夾纏起了。這個專家說的:我現在把一切祕密都找到了,你來絕對不會錯。然後我纔想起,果然,我們那個祖先把“大生”的“生”,平聲蠻子讀成“聖”,那邊記錄下來寫就寫成“聖”,“大聖村軍旺莊”,錯了三個字。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專家把直到明代的商井村餘家的族譜都翻了,沒有提到蒙古,我最後才恍然大悟,就是我的祖先在第三代餘紹虞他們讀了書,想要在政治上有地位,就去巴結人家青神那邊的餘家,因爲那邊的餘家是很大的,而且我們這個祖先在前幾代就和蒙古餘家認了本家。

我說幸好我去了,幾代人的錯誤,只有我自己去了才真正發現我們就是農民,不是蒙古貴族的後代,而且我爲這個事情還犯了錯誤。成都市滿蒙學會,他們就覺得我們是蒙古人後代,結果就喊我寫了字,我還題了字,題字上面我都說我們祖先是元代怎樣怎樣,等於我無意之間重複了第三代祖先的謊言。

我說我去泰興這一趟也還是值得,因爲這一個祕密傳了好多代,到我這一代,我畢竟還是個文化人,我還知道歷史應該怎樣書寫,我還能夠知道我的三輩前那一個餘鬆生教授他的這種實事求是,認爲歷史應該從證據出發,這些我牢牢記在心。

所以我終於把真相搞清楚了,就是我們這個家和很多家庭都一樣,類似這一類的,就是去投靠人家大姓,所以你就知道中國的姓絕對是這樣的。

比如姓劉的這樣多,難道都是漢代劉邦的子孫嗎?不是。因爲從春秋戰國就有姓劉的,莊子書上寫劉累,在夏朝就有的,豢龍氏,是養鱷魚的專業戶。劉累一個人能有這樣多的後代嗎?不可能。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漢代既然那麼強大的一個朝代,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姓,沒有姓就是巴到人家貴族的姓,所以到今天中國還有那麼多姓劉的,你這樣一下子就明白了。

這些中國的姓氏中間,就是有這種狀況,恰好洋人、歐美的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中國的好多都是巴到姓。洋人的姓,比如說歐美民族的,其中一半的姓氏來自於他們住的那個地方——地名,中國的姓有很多也是出於地名。洋人的姓,地名佔了一半,除了這一半,另外就是職業,比如Cooker就是廚師,Carpenter就是木匠,Smith就是工匠……這些都是職業,所以他們的那些姓氏沒有發現有好多是巴到某個貴族姓的。

中國的特別嚴重,第一個就是李,中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姓李,你如果要解釋,那就是唐代,老實說李世民他們都是少數民族,根本就不姓李,後來他們怎樣就姓了李,這個姓李的還不能光算唐代,因爲在春秋戰國時代好多人姓李,姓李的相當多。姓李的我發現一個祕密,就是商朝,商朝的貴族全部姓子,子的古音就讀“李”,就比如《詩經》中的“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就是你不想我,還有其他人想我。子就讀“李”,那個子就是第二人稱的你。至於商朝的貴族姓“子”,是他們的女性祖先吞了燕子生的蛋,那個蛋也叫“子”,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以他們姓“李”。最初那個“李”是寫成“子”,所以說商朝的貴族姓“子”。那麼姓李的之所以這樣多,基本原因是商朝,在商朝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就沒有姓,商朝亡了以後,需要有姓的人因爲是從商朝來的,所以就姓成“子”,讀音就是“李”,後來一寫就寫成“李”了。

因此大量姓李的,尤其是到了唐代,唐代又那麼強大,巴到姓李的人多得很。所以天下所有姓李的,他們神龕上、門口的匾都寫的“紫氣東來”,這個“紫氣東來”用的典故是老子的典故,怎麼可能天下那麼多姓李的都是老子的後代。顯然都是附會着姓李的,就是因爲唐代李姓是很有地位的。這個是中國姓中間特別顯著的,附到大姓上。

實際上,世界上好多國家和民族都沒有姓的,比如緬甸人到現在都沒有姓,所以在40年代緬甸獨立的時候,緬甸自由獨立黨的全部黨員姓德欽,德欽就是自由的意思,是他們黨的綱,所以後來50年代緬甸的總理吳努,40年代是叫德欽努,後來60年代緬共還有一個領導人叫德欽丹巴頂,他們沒有姓,至今好多人還沒有姓。

日本人從前只有貴族纔有姓,平民沒有姓,是明治維新的時候搞改革,要建立戶口制,然後由政府公務員給這些老百姓取的姓,老百姓來登記戶口沒有姓,就問你家住哪裏?我家住在一棵松樹底下,那就叫松下。我們家那裏就是一片山口,那就姓山口。所以它的取名就是以地名爲姓,這個大概也是根據西洋的標準,因爲西洋的姓有一半都是地名,所以日本人有姓也是非常晚的事了。

中國人有姓特別早,所以中國早期沒有地位的人和窮人要去附會到一些世家望族,這些現象也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第五代祖先他們都居然這樣做,我還拿到證據了,就是我們留下來的有一份是青神餘氏族譜,上面居然有我們第三代的幾個人的名字給加到人家的族譜上面去了。大概就是第三代起,他們主動去投靠大姓,人家是開放的,巴不得你來,越是多越是好,所以也就認了他們,就允許把他們的名字寫到青神縣餘家的族譜上,然後又把那個抄一份回來變成我們的族譜。

這就是真相。

我很幸運,到晚年還有這樣的機會把我的祖宗的糊塗糾正過來。《易經》中間有一條叫“幹父之蠱”,我就是做了一回幹父之蠱。

【作者簡介】

流沙河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四川金堂人,當代詩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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