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稅畝”三字,今人以為是重大變革,事實卻是魯國公室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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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稅畝”三字,今人以為是重大變革,事實卻是魯國公室無奈之舉

《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有一條短短三字的記載:“初稅畝。”這三字沒頭沒尾,很是讓人莫名其妙。然而,正是這短短三字,卻令人意外地引發了一場跨越近三千年的古今大論戰。

在“春秋三傳”中對“初稅畝”普遍都持否定態度。《左傳》中直接評價:“初稅畝,非禮也。谷出(徵收糧食)不過藉(藉法),以豐(積累)財也。”《穀梁傳》說:“古者什一(十分之一的稅收),藉(藉法)而不稅(不另外徵稅),初稅畝,非正也。”《公羊傳》:“何譏爾?……什一者(十分之一的稅收),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意指稅收高於十分之一,就是夏桀王的暴政。)”

相比較於古人的譏諷,近現代史學界反倒是寬容得多。楊伯峻先生在註釋“初稅畝”時就說:“從此以後,按田畝之多少徵稅,此是對古代制度之大改革,有其進步意義與作用。”近現代史學界人士多認為,“初稅畝”表明魯國正式廢除了舊時生產效率低下的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權,所以才能一律徵稅。古人譏諷魯宣公“初稅畝”,不過是傳統儒家對變革祖制下意識的反感,不足為憑。

細細考究古人與今人對“初稅畝”的態度,可以看出雙方其實是站在不同維度上來看待此事了。古人認為,魯宣公之“初稅畝”是對民提高稅率、增加了民眾負擔;而今人則認為,魯宣公“初稅畝”是廢除了生產效率底下的井田制,當然是種歷史進步。

那麼古人與今人這場跨越近三千年的大論戰,究竟誰對誰錯呢?

不瞭解周時田制的一些基本知識,這一問題難下結論。

西周時,周王國普遍實行藉田制。所謂“藉”,借也。有人說,把田地按“井”字劃分,中間一塊為“公田”,四周的田即為“私田”;所以,藉田制也被稱作井田制。當然,實際地形複雜,土地很難規則地劃分成“井”字;所謂“井田”,也許不過是種理想化的模型。

藉田制下,公田作為“稅田”,由分到私田的民眾共同耕種,所謂“借民力以治之”,這就是“藉”的含義。“私田”是農民的份地,只要將公田上的莊家伺候好了,“私田”之上的產出都歸農民個人所有,無需再單獨徵稅。

因為藉田制下,通常是十塊土地中抽出一塊作為公田(也就是稅田),所以“春秋三傳”才會有“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的說法。十分之一,也就是10%的稅收。在藉田制時代,這一稅率並不算高。

然而,藉田制下“公田”的公有性質,卻為日後長期發展埋下了隱患。

公田是由民眾共同耕作,隨著時間推移,責任不清、權利不明、濫竽充數的現象就會越來越普遍。重活、髒活沒人願意幹,每個人都想盡快結束公田上的勞作,早點到私田上幹自傢俬活。長期下來,就造成了公田上“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能充分發揮);不告之以時(時節)而民不知,不告道之以事(農事)而民不為”的重大弊端。“民不知”、“民不為”,並非民眾真不知時節、真不知農事,而是因為公田並非事關民眾切身利益,所以他們只管官府說什麼時候幹活就什麼時候幹,官府說幹什麼事就幹什麼事了。

因為無法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公田的生產效率當然低下。所以,到了春秋時代,“公田不治”的現象愈發嚴重。於是,當時有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詩經·齊風·甫田》,意為:“公田不可耕啊,雜草長勢旺!”)的詩句,來描述藉田制的沒落。

藉田制生產效率日趨低下,迫使周人不得不對其進行改革。

周宣王時期,就將“藉法”為“徹法”,把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交由各類地主去代為經營管理;齊國在齊桓公上臺後,也在管仲主導下,把“五鄙”之田土私有化,然後“相地而衰徵”,來提高土地生產效率;晉國則更加徹底,在呂甥主導下進行“作爰田”改革,把所有公室之田都私有化給“國人”,然後徵稅。

無論是周宣王改革、齊國管仲改革、還是晉國呂甥改革,都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生產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所以,在周宣王任期內,周王室實現了中興;齊桓公時期,齊國稱霸天下;晉國呂甥改革後不久,晉文公也稱霸天下。

因而,魯宣公開始“履畝而稅”,應該就是受到了晉國和齊國田制改革的啟發,把土地都私有化了,然後再根據土地的多少來徵稅。這種改革,當然是魯國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是歷史的重大進步!

這是近現代很多史學家的看法。

可是,古人卻並不以為然。

《穀梁傳》中解釋“初稅畝”時,說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意思是“‘初稅畝’,就是非難魯宣公除去公田之外,又在民眾私田之中十取一而稅”。古人看來,魯宣公的“初稅畝”,並未廢除藉田制。他只不過是原有藉田制“什一而稅”的基礎上,又對其餘的私田再收取十分之一的稅收。民眾的稅收負擔憑空增加到十分之二,這當然算不上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土地制度改革!

那麼古人和今人,到底誰才正確呢?

這場跨越三千年大論戰的焦點,其實就在於魯宣公到底有沒有變革田制。

這一問題的答案,古人更接近於春秋時代,照理他們更有發言權。

然而,對於“春秋三傳”反對“初稅畝”,今天的學者們大多認為是儒家學者們反對變革祖制的拘泥不化,並非“初稅畝”本身就存在問題。

儒家的保守,從孔老夫子的一則軼事就可充分說明。

公元前484年,魯國執政卿季孫想增加田賦。在古代,“賦”與“稅”是有區別的:“賦”用作軍費,“稅”用作政府日常運營開支。因為國際安全形勢日趨惡化,魯國軍費開支也大大增加,魯國不增加田賦,財力實在是接濟不上了。

雖然是不得不增加賦稅,但為了提現對國老的重視,季孫特地向孔夫子來諮詢此事。孔夫子一聽這話,就滿臉不高興,始終拒絕表態:“我對這事不懂啊!”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賢者七二,桃李滿天下。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當時享有盛譽的高階人才。孔夫子對此不表態,改革大計何以服眾?

季孫急了,趕緊催促他:“你可是國老啊,都在等您的意見行事,您怎麼能不開口說話呢?”可孔夫子卻始終無動於衷。季孫沒辦法,只得悻悻而歸。

季孫一走,孔夫子就向弟子冉有抱怨:“君子行政,要依禮而行。施捨要大方,做事要中規中矩,稅收要儘量微薄。如果能做到,我認為就足夠了。如果不以禮衡量,還貪得無厭,那麼就是增加田賦,還是會入不敷出。況且,季孫要想符合法度,那周公之典就是現成制度。要是一定要改,還來問我幹嘛?”

孔夫子視周公之典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躍然於紙上。從此可以看出,儒家學派對於變革有著近乎偏執式的反感。也難怪近現代學者們對“春秋三傳”否定“初稅畝”會不以為然了。

可是,史料中的另一則故事,也許就證明了“春秋三傳”的說法才更加正確。

魯哀公執政後期,魯國財政赤字愈發嚴重,慢慢就快接濟不上了。為此,魯哀公憂心不已,便向孔夫子高足有若諮詢解決之道:“現在魯國正逢饑荒,國家歲用不足,該怎麼辦?”

有若聽了後,胸有成竹地回答:“為何不改成‘徹法’?”

聽到這個答案,魯哀公大為失望:“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徹’也?”

所謂“徹法”,是周宣王時期實施的田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將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然後採取“徹法”來收稅。所謂“徹法”,其實也是在藉田制基礎上改革而來:每年到了收穫季節,官府實地視察田地莊稼,然後選取其中長勢最好的一塊田作為稅田,上交給政府。“徹法”是基於藉田制改良,其稅率當然也是與“藉法”一樣,都是十分之一。

因此,魯哀公才會無比失望地說,魯國現在十分之二的稅率財政收入依然嚴重不足,“徹法”又怎麼能解決目前的財政危機?

魯哀公所不理解的是,“徹法”的核心在於土地私有化,提高土地生產效率。正如《呂氏春秋·春秋·審分》所言:“今以地眾者,公作(集體耕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分田到戶)則速,無所匿遲也。”因此,即便是同樣十分之一的稅率,但由於“徹法”下的生產效率是“藉法”下數倍,“徹法”下的稅源也就遠高於“藉法”時代了。

所以,有若的回答也意味深長:“百姓用度足了,您怎麼會用度不足?百姓用度不足,您又怎麼可能用度足呢?”

這段對話,可以證明兩個問題:其一,直到魯哀公時期,魯國田制依然未變,仍然是採取了傳統的藉田制;其二,魯宣公“初稅畝”,確實是在舊有的公田之上,又增加了十分之一的稅收。

不但是徵“稅”,為增加軍費預算,季孫還額外增加了田“賦”。因此,魯國民眾的實際賦稅負擔遠不止20%。正因為如此,“春秋三傳”以及孔夫子都對魯國公室隨意增加賦稅的政策持否定態度。

然而,魯國之所以要徵收這麼高的賦稅,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亂世之中,魯國周邊強國林立;魯國內部,公族勢力強大、不服管轄。因此,魯國任何的改革舉措,只能是針對最為弱勢的底層民眾,而不是既得利益群體。所以對底層民眾增稅,就成了魯國公室為維持自身存在的唯一舉措。

雖然“初稅畝”是一次改革,但並沒有近現代學者們所主張的變革魯國田制。因此,“初稅畝”的歷史意義並非如想象中大,只不過是魯國為維持自身政權的無奈之舉。所謂“初稅畝”是“變革田制”,大多屬於今人主觀臆測,於史無據。

這場跨越近三千年的論戰,古人觀點顯然更接近史實。儒家學者譴責“初稅畝”非禮,其實是譴責魯國統治者違背了周公“分地薄斂”的思想,而不是因為魯國變革了藉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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