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第三部門在社會轉型中可以做什麼

Posted 2023-01-01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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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第三部門在社會轉型中可以做什麼

作爲歷史上首個在華舉辦的聯合國國際會議，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被稱爲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起到了啓蒙作用。彼時的中國剛經歷一場風波，正在再次走向開放，一些國際NGO重返中國。

據籌備“世婦會”的親歷者回憶，當時國內很少提及“非政府組織”，“一提到NGO，即使是政府包括高層領導人，都認爲是跟政府對着幹的。咱們領導人出去以後，看到很多NGO都有遊行等活動，所以在他們的印象中，NGO就是反政府的”。

但是“世婦會”之後，中國社會和政府都改變了對NGO的消極、否定態度，國外的參會者也藉此體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打破了對中國的陳舊的印象和觀念。

▲ 1995年，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並在會上發言稱“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這句話被寫進大會成果《北京宣言》中。 © Win MacNamee / Reuters

非政府組織（或稱爲民間組織、公益組織）又被稱爲“第三部門”，是一種民間組織系統，主體是民間組織，強調以志願提供公益（區別於作爲第一部門的政府，和作爲第二部門的企業，前者是一種國家系統，主體是政府組織，強調以強制提供公益；後者是一種市場系統，主體是企業，強調以志願提供私益）。在2018年11月底於蘇州舉辦的“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秦暉教授提出，多數西方國家的第三部門興起以前，其民主化、市場化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而在中國，第三部門是與第一、第二部門的改革和轉型同時發生的。

以是否優先關注成員利益爲標準，秦暉將公益組織分爲“成員利益組織”（如工會、農會、商會、社區公益組織）和“非成員利益組織”（關注的受助對象、弱勢羣體與組織內的成員沒有直接利益關係），指出西方國家的公益組織是在“成員利益組織”高度發展以後，人們在關注自己的權益之外，產生了越來越強大的能力去幫助別人，有了越來越多的“非成員利益組織”。

但如前文所說，中國第三部門的興起發生在市場化、民主化尚在轉型的過程中，是在允許的空間內尋求發展。秦暉由此提出疑問，中國在“非成員利益組織”發展之前，沒有發展出發達的“成員利益組織”，“假如我們的公民連維護自己權益的能力都沒有，怎麼去維護別人的權益呢？”

他認爲這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中國的發展路徑很可能會反過來——人們先廣泛參與“非成員利益組織”，這一過程中包含着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也許會反過來，讓原本欠缺的公益組織形態也有發展空間。

▌什麼是NGO的“資源上游”？

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大量的公益基金會成立、壯大，資中筠稱其“開創了諸多事業，以至於成爲一種社會力量，與其他非營利機構一起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部類”。

▲ 洛克菲勒基金會是早期入華的美國基金會。1921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部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人的合影。 © rockefellerfoundation

到中國，公益基金會的發展更晚。在基金會發展論壇上，修遠基金會理事長楊平將中國基金會的階段分爲三個時期。首先是1980年代以前，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結合，呈現出單位制與農耕經濟的雙重特徵。中國早期的公益形式多與國家、單位、村莊相結合，基本不存在獨立的公益領域。“傳統社會主義認爲沒有存在社會性公益的必要，以爲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已經把問題全部解決了。”

到了19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市場經濟逐漸展開，所有制變得多元，市場社會逐漸發育，現代公益基金會進入過渡期，傳統體制仍居主導地位，公益事業也呈現出“政社混合”的特徵。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通過並施行，現代公益基金會進入“展開階段”。此時市場經濟也已全面展開，民營經濟佔據半壁江山。“十六大又適時提出了社會建設的目標任務，現代公益開始井噴式增長。截至2018年11月，中國各類公益組織達80萬家，基金會6900多家，2017公益捐贈總額達1500億元。”

在公益領域，基金會是行業的“資源上游”，聚集了衆多的社會資源，尤其是資金。如果以“資金的使用”分類，純粹將募集的善款用於資助更爲一線的NGO的基金會又稱爲“資助型基金會”；將善款直接投入項目運作，自己尋找受助對象或社會問題，並研發公益項目予以幫助、解決的基金會又稱爲“運作型基金會”；也有既資助也運作的基金會。

▌“資源上游”應該做什麼？

由一線NGO發起的“金桔獎”旨在以一種獨立的視角評價公益基金會，11月21日，第三屆金桔獎頒獎典禮上發佈了《中國基金會評價榜》。“評價榜”調研了211家被資助過的NGO，涉及被評價的基金會153家（前兩屆分別爲148家、155家）。在被現場觀衆問及“爲什麼只有153家被評價的基金會”這一問題時，“評價榜”發起方迴應稱，三屆以來，每一次都會從近200家基金會中篩選，但往往只剩下大約150家是可以被評估的（有過資助行爲的基金會，包括境外基金會在內），因爲在中國，實際上做資助的基金會，可能就150家左右。

實際上，基金會被寄予厚望，相當程度上，它們離捐贈資源更近，相比一線的“草根機構”，在整合社會資源、研究社會問題方面都有更專業的能力。同時，在許多公益從業者眼中，基金會也應該把募集的社會資源資助給一線NGO，因爲後者離社會問題、受助對象更近，更瞭解來自一線的需求和問題的解決路徑。

但在近7000家公益基金會中，做資助的可能僅有約2%。

在基金會發展論壇上，林文鏡慈善基金會祕書長劉洲鴻說：“轉型期的中國面臨着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比如農村學前教育、鄉村凋敝、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結構變化導致的失業等等，處於公益行業鏈上游的基金會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他認爲資助型的基金會除了支持公益項目，還要支持公益人才的成長和機構的能力建設，推動具體領域的發展，在資金之外，還要爲社會議題的解決提供智力支持，要有耐心和公益夥伴共同成長，共同實現使命願景。

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祕書長王志雲也認爲中國資助型的基金會在整個基金會行業中的佔比太小，這不利於基金會作爲整個公益行業的有機組成去推動行業的發展。因爲合理的分工、充分的協作，可能更有利於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王志雲說：“基金會作爲‘財團法人’，本身就具有整合、配置資源的功能，這些是基金會應該做的事情，也是需要大力發展的專業。沒有這樣的一種專業分工和協作，我們（公益行業）的發展水平可能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處於一種相對低迷的狀態。所以中國需要大量的資助型基金會，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有人提問如何才能改變資助型基金會太少這一情況，南都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彭豔妮認爲要給衆多基金會留出學習、改變的時間。她認爲人們在參與公益的過程中，在最開始常常希望親力親爲，這樣其實也有利於他們去明白一個項目、組織是怎麼運作的，當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可能會意識到可以有更多的形式，比如資助。“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每一個機構都有一個學習的過程，不僅對草根公益組織要有耐心，對公益基金會也要有耐心，這需要一段時間。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倡導，讓這個‘學習的時間’縮得更短一些。”

馬雲公益基金會的執行祕書長於秀紅認爲，公益基金會資助一線NGO，目標不是讓這些社會組織“活下去”，而應該是用社會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長艾路明則指出，目前關於資助成果的科學量化還不完善，還需要明確，很多公益項目還沒有很科學的評估方法，公益基金會應該動員或資助更多的社會學者參與進來，開發有針對性的、更爲準確、客觀的評估。

王志雲還認爲，在基金會面向公衆籌款的時候，現在更多是一種資源的單向流入，但實際上，這個過程應該是一種資源流入和價值傳遞的雙向交流。“換句話說，當一個基金會在向公衆籌款的時候，不能簡單的去順從和迴應，而是應該努力、持續、大膽地去傳遞公益的價值，準確地揭示信息，比如公益項目中行政管理費的存在，比如一個公益項目的成效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現在公益行業的能力暫時偏弱，還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成長……在籌款的時候，基金會需要非常直接、持續、反覆強調（這些事實）。因爲我們相信公衆或企業家是可以被影響的，他們也是可以去了解、認可這些觀點的，理性捐助的人羣在中國是有基礎的。只有這樣，才能讓更多人瞭解、加入公益，公益組織才能成爲推動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力量。”

王志雲還說，“在互聯網上面向公衆籌款的公益項目中，比較傾向於簡單的、救急難的項目，因爲大家（公益行業從業者）認爲公衆只看得懂並能接受這類項目，但聯勸支持的絕大多數並不是救急難的項目，因爲總有公衆和企業能聽得懂你要做的事情的價值是什麼，關鍵是你是不是願意花時間去傳遞這些價值。”

▲ 2018年3月，貴州遵義一所幼兒園，孩子們將剝雞蛋剩的殼放在老師發放的盒子裏。雞蛋來自於聯勸公益基金會的“一個雞蛋的暴走”公益徒步籌款。該徒步活動爲聯勸支持的項目而籌款，致力於讓0-18歲兒童健康成長、平等發展。暴走參與者需要在12小時內走完50km，並“通過創意的方式向熟人網絡募集善款，實現個人挑戰和公益參與的雙重價值”。 © 聯勸公益基金會

▌“資源上游”如何保值增值？

11月5日，民政部發布《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活動管理暫行辦法》，這是民政部門首次對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活動作出具體規定。

據基金會中心網統計，2014年中國僅三分之一的基金會參與投資活動，平均年化收益6.13%；三分之二的基金會沒有投資，閒置資金基本以活期存款形式在銀行“沉睡”，利率僅爲0.35%。

在關於“基金會投資”的平行論壇上，中證金牛（北京）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薇說：“投資和保值本身是一種‘造血’機制，慈善組織只有保證資金的持續性，才能幫助所需幫助的特定人羣。因此，如何構建基金會的千億規模級‘造血’機制，是擺在整個行業面前嚴峻的考驗。”

在基金會發展論壇的羣訪環節中，艾路明指出，《慈善法》規定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70%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70%，“這樣對保值增值造成一定的障礙。”彭豔妮補充說，《投資辦法》規定，慈善組織可以用於投資的財產限於非限定性資產和在投資期間暫不需要撥付的限定性資產。上述規定加上70%的約束，將使公募基金會更加不好安排保值增值資金。

2004年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應當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在實踐中，基金會偏向於保守，以至於有的基金會選擇將錢存入銀行活期賬戶，被批評道“存到餘額寶的利息都比這個高”。

此外，目前國內基金會在投資理財中的收益並沒有稅收優惠，但實際上基金會的理財收益最終也會用於公共利益，西方國家已有較爲成熟的稅收減免政策，以鼓勵基金會通過投資保值增值。在新的《投資辦法》面前，中國基金會面臨着早就存在、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如何喚醒“在沉睡中貶值”的慈善資產，如何繼續倡導一個更有利於慈善行業發展的投資環境。

*本文爲南都觀察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的現場觀察，另有參考部分其他現場文章及觀察文章，詳見正文標註下劃線的部分。南都觀察的新欄目“未來的事”會定期推薦我們認爲有意思的活動，這次我們到了其中一個的現場，未來我們將去到更多的現場，帶回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