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山府君祭看中國道教對古日本信仰之影響

Posted 2022-12-31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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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泰山府君祭看中國道教對古日本信仰之影響

相較於日本對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受容與認可，中國道教思想是否曾對日本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雖然日本學者對道教的研究頗多，成果亦頗豐，但其主旨多是通過道教研究來認知中國文化，鮮有以道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爲切入點的有力論證。本文試圖從泰山府君祭的道教屬性的解讀，探討道教思想對古日本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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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具備道教屬性

“泰山府君”是泰山神之一，其稱謂始見於東晉《搜神記》，最初源於人們的自然崇拜，後作爲道教神仙信仰的形式存在。在中國，泰山府君稱謂歷經多次變更，魏晉時期爲“泰山府君”，唐代爲“天齊王”，宋代爲“東嶽大帝”，明清時期爲“碧霞元君”。東漢時期已有“魂歸泰山”之說，魏晉年間，泰山府君被認爲是主管地府、治理鬼魂之神。泰山府君信仰傳入日本後，其被信衆當作具有掌管生死與榮辱法力之神。該信仰後與佛教融合後，泰山府君被認爲是閻魔王的侍者。從平安朝到明治時期的近千年時間內，關於日本天皇、上層貴族和武士的泰山府君祭祀的記載共有400餘次，由此可見泰山府君在古日本信仰文化中佔據着重要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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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府君祭的“都狀”是施祭者向諸神表達祭祀、祈願目的的路徑之一。與日本佛教中的“願文”及神道教中的“祓詞”形式相通，均爲祭文的異稱。祭文在祭祀者內心具有通神性，故其內容表述真實可靠。相較於通過經後人編撰、流變的書籍來考證日本泰山府君信仰，都狀無疑更能直接、客觀地反映祭祀者的真實訴求與信仰。天皇與貴族施祭的泰山府君都狀中，多次出現“息災延命”“長生久視”“保萬福於百年之間”等道教思想禱詞。例如，位居官階正四位右大辨的藤原伊房，爲救治重病愛女而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中有“三壺聞名，寧覓仙藥於蓬島之月”一句，與道教經典《抱朴子內篇》中的“丹藥”思想如出一轍；藤原實行在祈求高升的祭文中有“藐姑射之春華，唯喜德馨之及家園”，其中的“藐姑射山”出典於道家經文《莊子·逍遙遊》，本意指遠方有神人居住的仙山，在祭文中則喻指太上皇的御所，並藉此祝願太上皇能夠像神仙一樣長壽。由此可見，泰山府君祭祀目的多與道教中的消災祛病、長生不死等信仰相關，異於佛教的涅槃滅度。此外，泰山府君都狀採用“黃紙朱書”的寫作形式，與道教上章時使用的“黃表”形式類同。

祭祀神靈多爲道教神仙

泰山府君祭主要祭祀十二座冥道神，即“泰山府君”“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天官”“地官”“水官”“司命”“司祿”“本命”“同路將軍”“土地靈祇”“家親文人”。日本學界普遍認爲以上諸神源自佛教的“十王信仰”。

然而，筆者經考證後認爲，此十二冥神多出自中國的民間信仰，與道教之神同源。例如，“天官”“地官”“水官”合稱“三官大帝”，爲道教齋醮儀式中不可或缺的解厄除災之神靈；“司命”爲《北斗經》《太平經》與《雲笈七籤》等道書中掌管人的生命之神；“司祿”源於民間信仰的文昌帝君、梓潼神，在道教思想影響下轉變爲掌握功名利祿之神靈。“本命”神源於中國民間的“求順星”，後道教將其發展爲“六十甲子”“六十元辰”之信仰，且設“本命醮”祭祀本命神，其在早期道教典籍《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中被視爲支配人的命運之神。“家親文人”屬傳抄中的筆誤，應爲“家親丈人”，是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融合後產生的一種祖先崇拜形式。此外，從日本平安後期陰陽師主持的四十餘種陰陽道祭祀的名稱（如天曹地府祭、本命祭、招魂祭、太陰祭、土公祭等）來看，所祭祀神靈也多爲中國的道教神仙。故而，某些日本學者把十二座冥道神歸於佛教之神確有不當之處。

祭祀與章醮相似

日本泰山府君祭祀的行使者爲陰陽師，而道教章醮的執行人一般爲“高功”，二者雖有各自特點，但陰陽師與道教高功在職司上具有重疊之處。從事祭祀的陰陽師雖沒有“道觀”，但其歸由政府主導的陰陽寮機構管轄，二者均在團體組織下行使宗教事宜。陰陽師除了負責祭祀，還掌管着漏刻、天文等技術，其職責範圍與早期道教高功相近。東京博物館所藏《不動利益緣起繪卷》（14世紀）中的一幅圖描述了泰山府君祭祀場景：穿着官服的陰陽師席地而坐誦讀着都狀，其旁邊燃着一堆柴火，正對面擺放着長條供桌，桌上擺着用紙紮成的“銀錢”“白絹”等貢品，桌子前上沿粘着畫有“鞍馬”“勇奴”等的紙符。整個祭祀場景與《隋書·經籍志》記載的道教章醮儀式類似，“並具贄幣，燒香陳讀。雲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儀以奏之，名之爲醮”。泰山府君祭祀時間多爲“月星見，天與善謂哉”，與道教章醮時間“夜中，於星辰之下”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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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鑑，泰山府君祭祀的都狀內容、神仙思想、祭祀過程等均蘊含着濃郁的道教文化印跡。據此可推測，至少在日本平安朝時期道教思想已開始影響天皇和貴族的個人生活，並證實了在平安時期，中國道教信仰對日本文化確有浸染之處。

歷史上，日本常參照周邊強盛國家文化來發展自身文化，古代中國曾對日本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隨着近代中國的衰落與西方列強的崛起，日本學習的目光由中國轉向了歐美。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放棄儒教精神，脫離中國思想，吸收學習西方文明”的“脫亞”思想盛行。受此思想的影響，日本學者對諸多歷史文化遺產採取了規避中國化的傾向，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更是儘量剔除道教文化的影響。誠然，日本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不乏創新，但也應尊重歷史上的文化傳播事實。

本文作者：王靜，文章原載中國道教協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