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視角下西方NGO的民主輸出與“顏色革命”

Posted 2022-12-31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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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視角下西方NGO的民主輸出與“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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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繼續在世界範圍內推動“顏色革命”：20世紀90年代末，巴爾幹地區發生了“推土機革命”，南聯盟被肢解，米洛舍維奇政權被推翻;21世紀初，中亞三國相繼發生政權更迭;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西亞北非地區又發生了“阿拉伯之春”。近年來，我國的臺灣地區出現了反服貿“太陽花革命”、香港地區發生了“雨傘革命”。對於這一新情況，我們應給予高度的警惕。

從總體上看，西方發達國家輸出“顏色革命”是以NGO為主要載體的，這些“顏色革命”表現為以顛覆政權為目的的社會運動。它們相互模仿與擴散，產生了“滾雪球效應”，每一波次的“顏色革命”都為後來者樹立了樣板，起到了示範作用、產生了模仿效應，對我國政治穩定與意識形態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對此，研究西方民主輸出與操縱“顏色革命”的手法，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進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一、“顏色革命”的本質：西式民主輸出引發的政權更迭

“顏色革命”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語彙，它主要是一種政權更迭，徒有“革命”的表象。革命是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目的是為了推翻舊制度、構建一個新世界。通常，革命需要使用暴力手段。但是，從冷戰後實際發生的“顏色革命”來看，“革命”後的國家制度並沒有發生變動，國體、政體、經濟制度、意識形態與民眾的生活方式等並沒有出現大的改變。其唯一結果就是政權發生了有利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益的變化。不僅如此，在“顏色革命”中，政權更迭並非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來實現。所謂的“顏色革命”，其本質不過是“和平政變”，目的是推翻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益相左的政權，扶植對西方俯首帖耳的政治領導人。

從世界範圍看，“顏色革命”都是西方國家幕後插手、推動、輸出的結果，都與所謂的“民主促進”密切相關。西方學者蘇珊·斯泰沃特認為，它是“指這樣一種活動：(1)目的在於民主發展;(2)由外國政府、政府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做出;(3)通過公民社會組織的渠道提供。”[1]換個角度看，“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藉助NGO推銷“民主化”的結果。

西方民主輸出代表了壟斷資本集團的戰略需求和根本利益，是壟斷資本向全球進行擴張的霸權主義的具體體現，有利於鞏固既有的世界中心一邊緣結構，強化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在資本全球擴張過程中，西方國家逐漸建立起世界體系的中心一邊緣結構，並不斷強化用以維繫這種結構的秩序：資本大國集團位於世界體系的中心，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於世界的邊緣。中心國為世界的運轉制定規則，對邊緣國進行盤剝與壓榨，並向其釋放風險、使其承擔世界發展的代價。而邊緣國則陷入經濟貧困化與政治邊緣化的境地。維繫中心一邊緣結構的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

歷史上，對於不服從中心國家制度安排的邊緣國家，中心國家一向不惜推行炮艦政策。它們依靠在工業化程序中打造的先進武器，攻城略地，以暴力對其進行殖民統治。在此過程中，軍事擴張始終是與文化擴張相伴相隨的，即表現為“一手拿槍、一手拿《聖經》”，文化始終是西方國家用來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擴張的另一種重要工具。它們的目的就是將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模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強加給邊緣國家。

在總結1974年以來民主化“第三波”的主要原因時，美國學者亨廷頓列出了前兩波沒有的新因素：外部行動者政策的變化，即美國在其他國家推行人權與民主政策。“在第三波中不乏暴力行為，但總體上是極為有限的。”[2]冷戰結束後，資本擴張的腳步沒有停歇，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依然繼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繼續輸出民主，以服務於它們的戰略利益。它們對外輸出民主的目的是：以“和平”方式來影響、改變其他國家、地區的政治生態。為此，西方國家不惜製造思想混亂與社會動盪，直接或間接打壓不服從壟斷資本意志的對手。

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民主輸出的活動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推動所謂的“威權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即實現從非民主國家向民主國家的過渡，這意味著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二是推動政權性質已經發生變化的“混合政權”進行“民主鞏固”，通常是藉助民主選舉的機會，扶植反對派領導人上臺。無論是“民主轉型”，還是“民主鞏固”，西方國家都通過NGO的跨國行動來進行民主推銷，掀起“顏色革命”的一次次地緣政治風暴。西方NGO在推行民主理想和價值觀的背後是超級大國在世界重要戰略區域打壓戰略對手、扶植親西方政權的行動。

西方NGO將西方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加以輸出。例如，自由之家評價民主的標準是：“存在著一個競爭的、多黨政治制度;全體成年公民享有普遍的選舉權;競爭性選舉實行祕密投票;主要政黨通過媒體和競選方式有權公開接近選民。”西方國家將“民主”的內涵狹義地理解為“選舉”，這是非常偏狹的。我國學者楊光斌認為，從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來看，民主發展歷程是要經過一定順序性階段的，即立憲民主或法治民主、分權民主和選舉民主。前兩個為“基礎性民主”，最後一個為“上層性民主”，先有基礎性民主，後有上層性民主。但西方國家“對外推廣的總是一套沒有‘基礎’的‘上層性民主’，即‘反向的民主’，結果許多國家因此陷於泥淖而難以自拔。”[4]在西方國家眼中，民主就等同於選舉民主。它們不顧別國實際，藉助選舉之機，扶植有利於自己的勢力上臺，以便於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從來不關心民主是否具有有效性。

二、NGO：西方輸出民主的載體

西方國家的NGO致力於輸出“顏色革命”並非肇始於冷戰的結束。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國家興起新公共管理革命，在全球推行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與非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與此相應，發達國家開始世界範圍內開展“民主援助”，幫助非民主國家成為民主國家或幫助已經開始民主轉型的國家鞏固民主制度。NGO的作用從間接轉化為直接、從邊緣開始走向核心。

1982年，美國國務院提出“推進民主”法案，其目的是：促使蘇聯和東歐更加開放、走向民主。美國政府撥巨資，責成美國民主基金會、亞洲基金會和歐亞基金會等部門開發專案，讓國際NGO發揮更大的作用。該法案提出推進民主的5個方面，“訓練領導人;進行教育;加強民主的機制和組織;通過各種途徑傳播思想和資訊;開展美國同其他各國的個人和機構之間的聯絡”。[5]此外，歐洲國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也加大了對外民主援助的力度。其實，所謂“民主援助”，就是“民主輸出”，有時甚至是槍口下的強力輸出。

冷戰結束後，隨著資訊科技的飛速發展及全球化程序的加快，西方國家越發傾向於使用民主輸出、操縱“顏色革命”的手法，以實現其戰略目的。一方面，這是因為當今世界資訊的高度透明，西方通過暗殺政治領導人等方式赤裸裸地暴力手段干預別國政權變化會受到國際道義的譴責，不具備可行性;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發達並佔據資訊傳播高地，對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念更具有優勢，推行“顏色革命”相對於軍事打擊成本更加低廉，可以收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NGO在民主輸出中的作用更加凸顯。

冷戰的結束使經濟全球化提速，以自由為天性的市場經濟迅猛發展，新的中產階級規模壯大，NGO組織數量激增，並逐漸形成跨國網路。作為公民社會的核心，“通過向政府施加壓力和向決策者提供技術專家而塑造國家政策;它們培養公民參與和公民教育;它們向那些想參與公民生活的年輕人提供領袖素質訓練機會。”[3]NGO之所以適合成為西方國家民主輸出的主要工具，是因為以下原因：

第一，隱蔽性。冷戰的結束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步入低潮，國際舞臺上意識形態對抗不再佔據主流，人們開始以包容的心態接受多元思想與多元文化，甚至出現“意識形態終結”的論調。NGO具有公益性，本身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進行民主價值觀輸出更加具有隱蔽性，可以避免赤裸裸干涉所面對的國際輿論壓力。通常，NGO給人的印象是超脫於政府的主導與控制之外，更加具有公信力。

第二，滲透I生。NGO的形成基於公民自願，具有草根性和親民性，往往在幫助公眾解決具體、實際問題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其價值觀傳播具有“潤物細無聲”的特點，較容易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相比之下，NGO比政府更接地氣、更能贏得人心。

第三，靈活性。作為第三部門可以同時解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力的問題，NGO擁有廣泛的資源與專門的技能，長期專注特定領域，靈活創新能力較強。相對於政府僵化的官僚組織而言，NGO在民主輸出的過程中方式、手段靈活，將價值觀悄然附著於正義、慈善事業的促進活動之上，也可以讓背後支援的政府獲得有彈性的迴旋空間。

第四，跨國性。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程序加快，世界上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和人員交往日益頻繁，NGO的跨國行動十分便捷。國際NGO通常具有龐大的全球行動網路，具備強大的議題設定能力、倡議能力以及資源動員能力，使社會怨恨與不滿得到充分的表達與宣洩。

目前，NGO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外交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國際關係參與者的多樣化”“國內和國際問題彼此相通”“國內民意能夠影響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6]國際NGO作為國際政治的重要行為體，通過跨國活動，可以彰顯西方國家的“軟實力”、推動公眾外交，對別國公眾的“心靈與大腦”產生影響，進而間接影響他國政府的內外決策。

西方國家充分認識到NGO的優勢，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並不是國外政府直接干預的結果，也不是武裝叛亂或精英驅動的自我改革的結果，而是NGO組織參與大眾給暴力示威或其他公民抗命行動的結果，如罷工、抵制、抗稅、佔領公共空間等不合作行為。西方國家通過NGO來改變他國政治生態、挑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這可以使發展中國家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進而實現政權更迭，不失為一條最有效率的路徑。

一場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需要漫長的準備。在這個過程中，一國的政治生態會因為西方NGO的滲透而悄然發生改變。NGO與政府不同，具有很明顯的專業性，長期關注教育、醫療、衛生、環保等某一個領域，表現出強大的“戰略定力”，可以在長期的專業活動中植入西方民主的理念、展示西方民主的魅力，重塑社會公眾的心理與認知。

三、西方國家對NGO的幕後操縱：政府與NGO的“聯姻”

從理論上說，NGO是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作為公共組織，它不屬於政府，被稱為非政府組織;它不以營利為目的，也被稱為非營利組織。但是，西方國家的許多非政府組織並不能真正秉持非政治性、非營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宗旨。其名義上是獨立、中立的，但背後卻有本國政府的支援，需要完成本國政府賦予的使命，為其進行調查研究、蒐集情報、政策宣傳，甚至成為政府推行“顏色革命”的工具，充當干涉別國內政、顛覆別國政權的“急先鋒”。

在美國，政府對外推消民主的四個主要渠道包括：第一，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第二，美國國務院的民主、人權與勞工局(DRL);第三，中東夥伴關係倡議(MEPI);第四，千年挑戰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它們向符合某些西方民主標準的國家提供資金、鼎力相助。美國許多NGO組織與這些機構有著密切的關聯，成為對外輸出民主的工具。

1983年，里根政府成立NED，將國際NGO推向全球民主推進的前沿，以抵銷蘇聯的影響。其背後的真實目的是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加強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制度。NED的六個目標是：(1)通過私人部門倡議，鼓勵全世界的自由與民主制度，包括促進對民主制度執行很重要的個人自由權利與自由的活動;(2)促進美國私人部門團體與國外民主團體的交流;(3)促進美國對海外民主培訓專案和民主制度建設的非政府參與;(4)通過即時措施，與當地民主力量合作，強化民主選舉過程;(5)支援美國兩大政黨、勞工、企業和其他美國私人部門團體，鼓勵其與國外投身於民主多元主義的文化價值、制度和組織進行合作;(6)鼓勵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以及他國民主團體特殊要求的民主發展。

NED下屬的附屬機構主要包括國際事務國家民主研究所(NDI)、國際共和黨研究所(NDI)、獨立私人企業中心(CIPE)和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它是一個準政府的基金會，接受美國政府的撥款並資助國際NGO。這些國際NGO通過多樣化的行動，在世界各地推動“顏色革命”。對於中亞“顏色革命”，西方學者麥金農(MacKinnon)說：“資助政治動亂不是NED的一項新業務..儘管NED如今在如何幹預別國政治方面受到更多限制，但它可以通過自主所謂的‘公民社會’來規避這些規則：非政府只和媒體管道表面上是非黨派的，但其活動卻可以傾向於一個候選人或政黨。”[7]美國政府與NGO圍繞民主推進的核心任務，建立了密切的夥伴關係。美國的對外民主輸出形成以NED為龍頭、四大附屬機構為支柱、其他主要NGO組織為策應的“傘狀網路”，其主要使命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對目標國家推行民主價值觀，促使其政治制度發生有利於美國的轉變。在國際舞臺上，NGO由於是非政府的，可以完成外交官所不能完成的使命，不會被認為干涉有關國家的主權。

美國政府通過NED向相關國家的反對派組織或政黨提供資金，支付其辦公場所、計算機、網路、傳真機、印表機等費用，資助選舉監督員並提供其他後勤支援。不僅如此，美國還資助舉辦研討會、開展培訓，支援競選活動中的反對派領導人，這些反對派領導人都是保守的，有著親西方、親民主、親市場的明顯傾向。美國資助的培訓、建議和戰略資助刺激了公眾的非暴力行動，威脅有關國家的政權生存。

西方國家通過NGO一方面積極改造“非民主”國家的政治生態、甚至直接插手社會運動，另一方面積極扶植這些國家本土NGO組織的發展。在一些國家內部，接受西方馴化的本土化NGO組織是獨立的社會組織，對相關國家政權提出挑戰：一是它們“擁有自己的資源”，“進行反政府的動員”;一是“向國家進行政治利益表達，要求國家做出進一步地朝向民主方向的政治經濟改革”;三是充當“反對黨的原形。”[3]西方國家通過自己的NGO起作用，西方的NGO又試圖借力於他國本土的NGO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國網路。

在社會運動中，抗議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集體行動的影響。居間聯絡(brokerage)在運動動員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它將兩個或以上不同的社會地點，以中介性單元或彼此關係而連線起來，形成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從這個角度看，NED就是一個全球社會運動的居間組織。在它的作用下，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的社會運動形成民主化浪潮，讓“顏色革命”此伏彼起。

四、“顏色革命”中的“調色盤”：NGO發揮作用的方式

如果說“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試圖改變其他國家政治圖畫的行動，那麼，西方NGO就是通過對相關國家反政府的社會運動產生影響，發揮了“顏色革命”的“調色盤”作用。這主要表現在西方NGO促成了社會運動所需要的抗爭動機、政治機遇、資源動員和抗爭技巧。

第一，抗爭動機。通常，人們認為相對剝奪感與憤懣是集體行動的根本原因。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都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社會公平、正義缺失。但是，僅有社會問題不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西方NGO輸出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拉大了價值期望與價值能力之間的差距，引發社會公眾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以及對政府的嚴重不滿。西方NGO構建了集體行動的框架，將社會問題歸因於現行的政治制度，併為推翻政權勾畫一幅“美好的藍圖”。

第二，政治機遇。西方NGO通過對目標國家輸出民主價值觀，改變他國政治生態，塑造有利於社會抗爭運動的輿論氛圍，軟化政治精英立場，製造統治階層分化，提高政府壓制社會運動的成本，降低運動參與者的風險。

第三，資源動員。西方NGO為社會運動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資源支援，並幫助抗爭力量形成動員組織網路，增強動員能力。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網路與社交媒體成為社會運動資源動員的高效工具。西方NGO積極向運動參與者傳授社交媒體的使用技巧。此外，它們還在社會運動中充當居間聯絡的角色，使運動從地方蔓延到全國、從全國蔓延到全球。

第四，抗爭技巧。西方NGO培訓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提升其抗爭的效率。例如，它們教授抗議者如何進行非暴力行動，如何製造新的抗爭劇目，等等。例如，為了推動民主輸出物件國家的社會運動，西方NGO重點影響的人群包括：(1)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思想激進，情緒不穩定，可塑性強，又缺少現實利益的後顧之憂;(2)知識精英，特別是有著在西方留學經歷、已經接受西方價值觀的知識精英;(3)政治精英中的溫和派，在統治集團內部製造分裂;(4)軍隊與警察，促使其臨陣倒戈或保持中立。

有鑑於此。西方NGO輸出“顏色革命”、促成大規模反政府社會運動的主要發力點是：抓住關鍵領域，包括意識形態、資金支援、社會組織、輿論宣傳、技巧培訓。

第一，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激發“顏色革命”其他影響因素的指導思想。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自己的NGO向所謂的非民主國家灌輸“自由民主”思想。這種意識形態戰爭十分隱蔽。“顏色革命”物件國由於受“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並在一部分意見領袖的指導下，自動發生激進的變革，實現了西方國家“不戰而勝”的目的。

社會運動的框架建構理論認為，集體行動的框架是抗爭行動的導向，可以讓消極參與者變成積極參與者、積極參與者變成激進參與者。它傳遞的資訊就是人們所抗爭的政權應該為目前的不滿現狀負責。社會運動框架構建的三個步驟是：(1)意識形態將問題歸因，為社會運動樹立目標;(2)意識形態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給社會運動規劃一個藍圖;(3)意識形態提供行動的依據，說服人們參與社會運動。西方NGO輸出民主價值觀，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認知，將社會問題的存在歸結於有關國家的民主匱乏，提出只有推翻專制政權才能解決社會危機，並給民眾參與社會抗爭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第二，資金支援。資金是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經濟基礎，可以起到社會“潤滑劑”的作用。西方國家是以錢開路，傳播其意識形態影響的。資金可以將社會運動的思想轉化為實際的行動，為意識形態搭建一個寄生的“巢”。西方國家通過本國NGO輸出資金，扶持親西方、主張人權的他國本土化NGO組織。它們還傳授當地NGO如何籌資、以部分地實現自力更生。這是因為外國資助越來越受到相關國家的警覺，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本土化NGO通過自行籌資，也可以擴大自己在本國的影響。

社會運動的發生一定需要動員各種資源，即實現運動目標所要動用的手段。人們儘管非常憤懣，若缺少組織、領導和動員，也不會發生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發生必須要對資源進行動員，特別是不能離開資金的支援與保障。對此，西方國家通過NGO成為社會運動的“金主”。

第三，社會組織。西方NGO一般會扶持相關國家的NGO組織，形成社會運動的人力資本。“顏色革命”的力量可以分為三個層次：(1)核心層：他們充當先鋒的作用，是西方意識形態堅定信仰者，也是控制著促進民主變革組織的領袖人物;(2)緊密層：他們充當骨幹的作用，充當扈從的角色，效忠於核心層，完成具體的任務;(3)外圍層：主要包括一般公眾，是社會運動的同情者與支持者。

根據社會運動的政治過程理論，社會運動的發生取決於政治機會的變化。社會運動力量與對手之間的差距縮小、政府鎮壓社會運動的成本提升，都有利於促使抗爭行動發生。在全球化時代，西方政府及其NGO的支援促使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發生有利於社會抗爭的變化。西方NGO通過培訓運動骨幹的招募、動員能力，為參與者發放酬金，宣揚非暴力抗爭技巧以降低參與風險等手段，贏得社會公眾的廣泛支援與參與;傳授運動組織建設知識，以提升運動整合度和提供資金支援為手段，增強了運動的團結性;通過資訊工作，提高運動的溝通水平;通過培訓提高運動領袖的領導力，藉助包裝來塑造運動領袖的個人魅力。

第四，輿論宣傳。西方NGO傳授物件國NGO的一些技巧，如何傳送傳單，以醒目的口號、標識、顏色對公眾心理產生影響。通過社交媒體的網路，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傳播意識形態，招募更多的追隨者和同情者。普通社會公眾也通過社交媒體跟蹤社會運動的新聞和進展。此外，通過資訊工作，親西方人士還為未來的抗議活動制定戰略計劃，聯絡國內外相關組織。通過各種媒體的傳播，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及其影響被放大，存在感被不斷強化。其中，新媒體迫使傳統媒體發聲，報道社會運動的相關訊息。

在社會運動中，媒體可以起到議程設定等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動員，使更多的支持者知曉運動;第二，確證，彰顯社會運動的重要性;第三，擴大沖突範圍，使第三方捲入衝突，使力量平衡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變化。所以，西方NGO在社會運動中不遺餘力地對社會抗爭者提供印刷、廣播等裝置，傳授宣傳技巧，甚至扶植獨立媒體。隨著網際網路與移動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西方NGO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提供上網費用並對其進行社交媒體方面的培訓。

第五，技巧培訓。社會運動要有集體行動的“戲碼”。查爾斯·蒂利認為，社會運動要有三個要素的結合：(1)運動，通過有組織的持續抗爭，向抗爭物件提出集體訴求;(2)創新的行動技巧，如示威、遊行、守夜、請願、通電等;(3)WUNC的展示，即價值、統一、規模、風險。換言之，集體行動要有價值，如舉止冷靜從容、衣著整齊潔淨，有神職人員、世俗貴族以及帶有孩子的母親到場;集體行動是團結的，如相同的徽章、頭巾、旗幟或服裝，列隊前進，高唱歌曲;集體行動具有規模性，表現如總人數、請願書上的名字、擁護者的呼聲、水洩不通的街道;集體行動要體現奉獻精神，不畏惡劣天氣，行進中老弱病殘赫然，抵抗壓制，引人注目的捐助、捐贈甚至捐軀。[8]西方NGO圍繞這三個要素，對反政府人士進行創新技巧的培訓。

在“顏色革命”中，社會運動採用公民抵抗的手段，對政權進行挑戰。它是持續的集體行動，而非個人行動;它使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實現國內公民社會的共同目標。公民抵抗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非對稱衝突，邊緣化人群對抗當權者。在社會運動中，西方NGO致力於傳播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動技巧。作為“顏色革命”的精神教父，他提出過非暴力行動的198種方法。這些方法非常詳細並便於抗議者操作，在歷次“顏色革命”中均有應用。

總之，西方國家通過NGO不斷向其他國家輸出西式民主、製造“顏色革命”，以強化中心一邊緣結構，其結局對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而言註定是災難性的，已經引起了有關國家的高度警惕與強烈反對。在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藉助NGO干涉別國內政的非道義行徑愈發不得人心。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NGO都從事推銷民主的活動。在全球化時代，完全將西方NGO不加篩選地遮蔽於國界之外，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對於西方國家NGO的滲透、顛覆與破壞活動，我國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採取有力、有效的管制與反制性措施，以捍衛國家安全。同時，對於遵守中國法律、從事正當活動的西方NGO，我國應予以保護、支援。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12BGL109);2015年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15JGA0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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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查爾斯·蒂利.社會運動：1768—2004[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作者簡介：王巨集偉，河北承德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國家安全、應急管理研究。察網(cwzg)《學術探索》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