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師，死得悽慘，卻是中國士人最後的體面

Posted 2022-12-31 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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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師，死得悽慘，卻是中國士人最後的體面

1877年12月3日，初升暖陽朗照之時，

王國維降生在浙江省海寧縣城（今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的王家老院裡。

哭聲應不算嘹亮，王國維曾自述“體質羸弱”。

但他的降生，也為這個男丁不旺的家庭，

帶來一絲喜氣。

其父王乃譽幼時失怙，苦心經營，

雖不大富大貴，亦當得小康之名。

所苦唯身無功名，在而立之年方得一子，

早早對王國維的人生做好了規劃：

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

在那個年代，若想掙得一身功名，

所學者，無非《十三經注疏》等，

所憑者，無非在八股時文上爭得高下。

可王國維自幼不喜《十三經注疏》等，

反是喜歡父親收藏的金石、考據等“課外書”。

王國維故居

幸其父也嚴，其性也勤，

1891年，王國維便通過童試，考中秀才，

成為聞名鄉里的“海寧四才子”之首。

1892年，意氣奮發，王國維前往杭州參加府試，

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海寧來到杭州。

王國維並不知道，命運將在這裡拐一個彎兒。

失也杭州——在杭州，王國維第一次科考失利。

得也杭州——在杭州，王國維第一次購買與時文繩墨不搭界的書籍。

王國維後來在《三十自序》中說：

“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

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

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

身為“海寧四才子”之首，何為“讀書之始”？

很簡單，相比被逼所讀應時之書，

這些書，才是真正的學問所在。

發現自己的興趣，故然幸哉。

可也是一種不幸。

從此，在八股時文上，王國維“棄甲曳兵之”，

安坐書房，醉心於經史大義，

也直接影響他在此後的科舉中再無寸功。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當是時，世人皆知八股時文雖為雞肋，

可在此爭得高下，卻是一條“逐利”的捷徑。

而少年王國維卻慕然轉身，背道而馳。

時人眼中，以之怪哉。

此不爭，但王國維在另一片天地爭得不亦說乎。

18歲那年，王國維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

竟然是批駁清代大學問家俞樾的《群經平義》，

一時學界譁然。

俞樾是誰？著名紅學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

一代大學問家章太炎和大畫家吳昌碩的老師。

不逐利，莫非王國維以挑戰權威來“逐名”？

碰瓷權威，沽名釣譽，古來有之。

可若細觀之，王國維並非泛泛而言放嘴炮，

而是逐條進行了嚴密詳實的考證，

批文甚至直追原文字數。

此足見下了苦功夫，非爭名，實心中“唯有學問”。

對此，王乃譽的憂心在日記中一顯無疑：

太率直，既自是，又責備人。

故而王乃譽“痛戒所習”。

不過這次轉身，王國維已是毅然決然。

“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不爭名利，獨上高樓，一條飄零天涯路，

鋪展在王國維的面前。

19世紀末，華夏陸沉，西方列強的隆隆炮聲，

驚醒了安坐書房的王國維，

“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學者。”

尚屬熱血青年的王國維絕意科舉，

把目光投向能以之救國的新學。

惜“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1898年初，

在父親的幫助下，王國維北上上海謀生，

就職於《時務報》。

說是謀生，也不妨說是追星。

所追的，是當時名聲大噪的梁啟超——

其主筆的《時務報》是當時中國新學的前沿陣地。

但王國維與梁啟超的緣分，顯然未到。

因黨派紛爭，梁啟超此前已掛筆離去。

同時，所遇非人，璞玉蒙塵。

王國維僅被安排做抄寫、校對等書記之工作。

之所以未掛冠而去，一是為生計迫，

二則是在報館旁找到一個學習日文的所在——

東文學社。

在徵得老闆同意後，

王國維得以進入東文學社“每日學三點鐘”。

繁劇瑣事纏身，王國維以苦當樂，

以此為發軔，從國學一腳踏入西學，

數次東渡日本，或遊學，或避禍，

不但通曉日文，德文和英文也信手拈來，

併成為國內第一個通讀康德、叔本華原著的人。

其時，“西學救國”深入人心，

已漸成西風壓倒東風之勢。

乘此大勢，王國維當可迅即顯達天下。

但令人意外的是，王國維並未以此為進身之階。

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曾拒絕加入任何政治派別。

事實上，苦心求學，王國維身無旁技，

一直生活在窘迫當中。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無可厚非。

否則，豈非無用？

可王國維的眼中，顯然仍只有那條天涯路：

“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

在人們熱鬧地清談何以救國，

並紛紛站隊選邊之時，

王國維一頭扎進了哲學的海洋。

何為哲學？

清末名臣張之洞說：有害無益之學。

1903年7月，不爭之王國維發表《哲學辨惑》，

反擊張之洞，闡述哲學的無用之用。

王國維認為，

中國之所以在技術層面上落後於西方，

正是中國缺乏哲學傳統，凡事皆太重實用所致；

若想對這樣的國民性做根本之改良，

就必須以哲學來糾偏補弊。

一言以蔽之，中國傳統太注重功利性的實用主義。

即便時至今日，不還存在一種U盤式的拿來主義：

只有即插即“有用”才是好的。

在無用之路上，王國維一路狂奔。

王國維《人間詞話人間詞》手稿

1904年，王國維以叔本華哲學為根底撰寫《紅樓夢評論》。

這前一腳，

讓中國文學邁進現代，開創了中國現代美學。

1908-1909年，王國維又融匯中國傳統哲學，撰寫《人間詞話》。

這後一腳，

返回古代，終結了中國傳統古典美學。

這兩部作品的出世，震驚了學界。

“中國有史以來，《人間詞話》是最好的文學批評。”傅雷說。

不過，詩性人生總是要面對慘淡人生。

不屑實用，獨上高樓，呈現在王國維面前的，

儘管是“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的壯闊天地，

可也讓他“高處不勝寒”——

一大家子的用度，經常讓王國維捉襟見肘，

甚至一度兼職為他人整理藏書補貼家用。

徜徉於無用之地，王國維恣意激揚，“衣帶漸寬終不悔”。

1911—1916年，正是國內政治風雲波瀾之時，

辛亥革命爆發，軍閥混戰。

為求一個安靜的書桌，在友人資助下，

王國維旅居日本達五年之久。

雖有資助，但不善營生的王國維日子過得依舊緊緊巴巴，

聊以自慰的是，這5年，卻是王國維學術成果的爆發期。

《宋元戲曲考》是中國第一個關於戲曲的歷史書籍。

《殷墟書契考釋》把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年。

《流沙墜簡考釋》被魯迅譽為真正研究國學的書。

回國後，王國維成為各大學爭相邀請的國學大師。

蔡元培

一次，北京大學邀請王國維到校參觀，

預先佈置好夾道歡迎以示隆重，

被王國維一口回絕。

理由讓時任校長蔡元培哭笑不得：

歡迎者有各式人等，

中間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話不投機者，

不能接受他們的歡迎。

眾所周知，北大是“打到孔家店”，

全盤摒棄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

當時北大學生以好剪人辮子著稱。

而那時王國維還留著前清的象徵——辮子。

這種留有辮子的人，被統稱為“遺老”。

因為他們身上充滿著“腐朽”的味道。

是當時大眾所嘲笑的物件，

王國維（左）和資助他的羅振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似乎不難理解王國維對北大的抗拒。

也曾有人勸過王國維剪掉辮子。

一次夫人給他洗頭時說：

“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麼？”

王答道：“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在西風壓倒東風之時，人們爭先恐後剪掉辮子，

迫不及待地在形式上標榜自己的先進。

可王國維卻知道，形式上的辮子容易剪掉，

可精神上的，卻難剪掉。

因一時西風壓倒東風，便全盤否定東風，

這不正是功利實用主義劣根性的再一次顯現麼？

對王國維來說，他並不需要剪辮子來證明什麼。

相反，在面對“多數霸凌少數”時，

王國維勇敢地站在了多數人的對立面。

誹我，坦然受之。

謗我，淡然處之。

猶如中華文化的孤獨守夜人，

王國維“不爭亦不辯，我自橫刀笑”。

儘管他也不知道，這個漫長黑夜將有多長。

後來儘管勉為其難任職北大通訊教授（即函授），

兩年後，王國維還是拂袖而去。

吳宓與夫人陳心一

箇中原因，在給好友蔣汝藻的信中表露無遺：

“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

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聽聞訊息，清華國學院主任吳宓感覺機會到了。

經過周密準備，吳宓帶上聘書來到王國維家中。

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

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

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

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下來。

據《吳宓日記》載：

“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

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此後，王國維亦常拖著小辮出入北大，

未有學生敢趨前。

讓時空倒轉，回首那時，燈火闌珊處，

有那麼一個蹣跚背影，

不爭譭譽，不辨榮辱，愈遠卻愈清晰。

王國維為人熟知的，不獨腦後的小辮，

還有他一貫嚴肅冷峻的表情。

趙元任太太楊步偉是個直爽的大嗓門，

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

王國維五十壽誕時，清華大學的同事辦了三桌酒席祝壽，

趙太太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

“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

事實上，久在書齋，王國維確不懂與人交往，

全不見其詩詞中的風流縱橫。

其時，王國維每日出寓所至研究院必經頤和園。

但他每天工作一完畢立即返家，無暇進園遊覽，

“吾自來處，未窺頤和園。”

王國維的兒子王東明回憶：

“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

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

終日裡，王國維不是在書房裡看書，

就是在前往琉璃廠淘書的路上。

這種“躲進小屋成一統”的日子，倒也平靜了兩年。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手稿

可樹欲靜，而風不止。

1926年，北伐開啟軍閥混戰，

1927年，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

更震撼的，則是1927年4月，

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在北京絞死北大教授李大釗。

面對如此混亂局面，梁啟超悲嘆：

“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一時間，京內知識分子紛紛逃離北京避難。

曾因辛亥避難日本的王國維，此時反倒不慌了。

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辮子剪了，

但王國維的回答卻是：

“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餘則何能自剪之者。”

眾人爭生之際，似乎王國維在一心求死？

不久後，王國維給出了答案。

1927年12月3日，頤和園昆明湖。

王國維坐於湖畔，平靜抽上一支菸後，

自沉於不曾遊玩的頤和園，

留遺書一封，有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從表面上看，這是清朝遺老可笑的愚忠，

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為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

正如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所說：

“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面對因為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

王國維不爭生，以己一死保全自己的人格，

也儲存了中國士人最後的體面。

著名評論家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

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

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王國維的死，保留了自己的體面，

卻並未能改變歷史的程序——

1960年，為了更體面，

清華擴建蓋樓，遷走了王國維的衣冠冢。

1969年，王國維墓被砸了個稀爛。

這年，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

一個老人獨自來到了頤和園。

遊客很多，他一直待到晚上，然後才回家。

第二天，他喝下一瓶“敵敵畏”，默默離開了人世。

這個老人是王國維的次子王仲聞，

因承父志研究文史，頭上頂有一頂右派的帽子。

這是王國維之悲劇，也是有關“斯文掃地”的悲劇。

王國維畫像作者 / 羅小珊

不懂的人說，這是知識分子的軟弱性，

誠然，王國維不爭名利，不爭顯達，不爭譭譽，

似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昂揚精神。

懂他的人，如陳寅恪在為他的銘文中寫道：

“……來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由此而定義。

後來，這句話也書寫在陳寅恪的墓前。

在那個晦暗年代，王國維用短短50年的生命，

燃起了一盞燈，一盞孤獨的守夜小燈。

其燈也小，其光也微，

可穿過重重歷史的迷霧，卻燦爛得動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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