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摘錄三“致良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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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錄》摘錄三“致良知”(二)

先生說:各位做工夫時,千萬不要拔苗助長。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學者沒有超脫進入聖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這是做工夫的順序。不可因爲我前天下了工夫,而今天不濟,卻要勉強裝出一副沒有破綻的樣子來,這就是拔苗助長,這種做法,連從前的那點工夫也給遺棄了。這可不是小的過錯。這就好比一個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來就走,還要假裝一副沒有跌倒的模樣來欺騙人。各位只要經常懷着一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的內心,依照良知耐心用功,不管別人對自己的非議嘲笑、不管別人對自己的詆譭誹謗,不在乎個人榮辱得失,任憑工夫有進有退,我只要這致良知的念頭沒有片刻停息,時間久了,自會感到有得力的地方,也自然不會被外事幹擾。

先生又說:人若實實在在地用功,任憑別人詆譭誹謗,任憑別人欺辱輕慢,依然會處處受益,處處都能培養品德得益。若不用功,就是入魔,最終會被牽累倒下。——(傳習錄•黃修易錄)

有一天,先生去禹穴遊覽觀光,他看着田間的禾苗說:僅幾天工夫,禾苗又長高了。

在一旁的範兆期說:這是因爲它有根。做學問如果自己能種根,就不用擔心它不進步。

先生說:哪一個人沒有根,良知就是天生的靈根,自然會生生不息。只因爲被私慾拖累,把這靈根殘害矇蔽了,使它不能正常地生長髮育。——(傳習錄•黃修易錄)

先生說:我們這些人致知,也只是依據各自的能力盡力而爲之。今天的良知僅到這樣的程度,就只依據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體悟,那就從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工夫。同別人探討學問,也必須依據他的能力所及。這就如同樹剛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澆灌。樹芽稍長了一點,再多澆一點水。樹從一把粗到雙臂合抱,澆水的多少,都要根據樹的大小來決定,剛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澆灌它,就會把它泡壞了,又有何益?——(傳習錄•黃直錄)

曾經有一次,先生送兩三位老人出門,回來坐在走廊上,似乎面帶愁容。德洪走上前去詢問情況。

先生說:方纔和幾位老人談及我的良知學說,真有如圓鑿方枘一般,彼此間格格不入。這條道平坦得如同大路,世上儒者常常是自己讓它荒蕪阻塞了,他們終生陷入荊棘叢中還不知悔改,我真不知該講些什麼?

德洪回頭對朋友們說:先生教誨他人,無論衰老年邁,的確是仁人憫物的心啊!

先生說:一個“傲”字,是人生最大的毛病。身爲子女的傲慢,必然不孝順;身爲人臣的傲慢,必然不忠誠;身爲父母的傲慢,必然不慈愛;身爲朋友的傲慢,必然不守信。因此,象與丹朱都沒出息,也只因傲慢而了結了自己的一生。各位要經常領會這一點。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天然的“理”精明純淨,沒有絲毫污染,只是有一個“無我”罷了。胸中千萬不可“有我”,“有我”就是傲慢。古代聖賢的諸多優點,也只是“無我”罷了。“無我”自然會謙謹。謙謹是一切善的基礎,傲慢是一切惡的源泉。——(傳習錄•黃以方錄)

錢德洪問:孔子所謂的“遠慮”,周公所謂的“夜以繼日”,與“迎來送往”有什麼區別?

先生說:遠慮並不是不着邊際地去思考,只是要存這個天理。天理存留於人心中,且亙古亙今,無始無終。天理就是良知,萬慮千思也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是越思索越精明。若不深思熟慮,只是隨隨便便地隨事情轉,良知就變得粗陋了。若以爲遠慮就是在事情上不着邊際地思考,就不免有譭譽、得失、私慾摻雜其間,也就是迎來送往了。周公整夜地思考,僅一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認識了這一點,周公的氣象與迎來送往自有分別。——(傳習錄•錢德洪錄)

先生曾這樣說道:佛教對於“相”不執著,其實卻對“相”執著;我們儒家對於“相”執著,其實卻對“相”不執著。

黃直就這個問題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佛教徒擔心父子連累他,於是離開了父子;擔心君臣連累他,於是離開了君臣;擔心夫妻連累他,於是離開了夫妻。這些,均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他纔要逃避。我們儒家,有個父子,就給他仁愛;有個君臣,就給他忠義;有個夫妻,就給他禮節。什麼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傳習錄•黃直錄)

有人問:佛教也十分重視心的修養,但是它不能用來治理天下,這是怎麼回事呢?

先生說:我們儒家修養心性,未曾離開過事物,只是順應天理法則的自然,這就是工夫。佛教卻要絕滅拋棄事物,將心看成幻相,逐漸陷入虛妄寂靜中,似乎與世間事物毫無關係,因此說,它不能治理天下。——(傳習錄•錢德洪錄)

先生啓程去征討思恩、田州,錢德洪和王汝中把先生送到嚴灘(今浙江桐廬縣西)。汝中就佛教的實相和幻想的問題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有心均爲實,無心均爲幻。無心均爲實,有心均爲幻。

王汝中說:有心均爲實,無心均爲幻,是從本體上來說工夫;無心均爲實,有心均爲幻,是從工夫上來說本體。

汝中的見解先生表示贊同。當時,錢德洪還不甚明白,經過數年用功,他才相信本體、工夫爲一體。然而,這種觀點是先生依據王汝中的問題偶然論及的。若我們開導別人,不一定非要引用它。——(傳習錄•黃以方錄)

歐陽崇一來信寫道:(先生,您認爲《易傳•繫辭》中講的何思何慮,它是指所思慮的僅是天理,此外別無他慮,並不是說無思無慮。心的本體即天理,還有什麼可思慮的?學者的工夫雖千思萬慮,也只是要恢復他的本體,並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個什麼出來。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學者的弊病,多數不是死守空寂,就是去安排思考。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間(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有前一種毛病,最近又犯有後一種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它與憑私意去安排的情況有什麼區分呢?我憂慮自己認賊作子,因受迷惑而不自知其間的區別。)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可見,思慮怎麼會沒有呢?死守空寂與安排思考,正是自私弄智,它們同樣都丟棄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明靈覺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慮是良知的作用。如果思慮是從良知上產生的,那麼,所思慮的也不過是天理。從良知上產生的思慮,自然簡易明白。良知自然也就能夠知道。如果憑私意安排的思慮,自然是紛紜繁擾,良知自然能夠分辨。因而思慮的是非正邪,良知沒有不知道的。之所以會認賊作子,正是由於還不理解致良知的學問,不懂得從良知上去體察認識而已。——(傳習錄•答歐陽崇一書)

歐陽崇一在來信中寫道:(先生說:人的德性良知不倚仗見聞,若說多聞而選擇其中的善依從,多見而認識,那是隻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這就成爲次要的問題了。我以爲,良知雖不倚仗見聞而存在,然而,學者的認知,未曾不是由於見聞引發的。侷限於見聞固然錯誤,但見聞也是良知的作用。如今,您說見聞是次要的,大概專門是就只以見聞爲學問的人而言的,如果已能致良知而在見聞上尋求,這彷彿也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不知這種理解是否正確?)

良知並不是從見聞上產生的,而見聞都是良知的作用。因此,良知不侷限於見聞,但也離不開見聞。孔子說:“我有知識嗎?沒有知識啊。”良知之外,沒有其他的知識了。因此,致良知是做學問最關鍵的地方,是聖人教人的第一要義。如今說,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那就失去了主宰,尋求的只是次要問題了。近來,同志們沒有不知道致良知的,但他們的工夫仍有許多糊塗之處,正是因爲缺少你的這一疑問。這一般而言,學問的工夫關鍵是要抓住核心問題。若專把致良知看成最關鍵的事情,那麼,多聞多見無不爲致良知的工夫。在日常生活中,見識應酬,雖千頭萬緒,也無不是良知的作用與運行。離開了見識應酬,也就無法致良知了。因此,良知與見聞即爲一件事。如果說致良知,並且從見聞上尋求,那麼,在語義上把良知、見聞看成兩件事也就在所難免了。這雖然與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但他們都不理解“惟精惟一”的宗旨都是類似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然說了“擇”與“識”,可見良知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其用意還是在多聞多見上選擇、認識,將最關鍵的東西給失去了。崇一,想必你對這些問題已經知道了,今天的問題,正是爲了闡明良知學,相信對同志們有很大的裨益。只是意思表達的不夠清楚,爲了以防出現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情況,也不能不作認真仔細的鑑察。——(傳習錄•答歐陽崇一書)

文蔚你所說的“致知”的觀點,從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上去尋求,就感覺到有所依循。從這裏可看出你近來的真切篤實的工夫。然而,你從此處下工夫自然無妨,但也得有着力之處。若認爲這是可以用來教導別人的定論,難免又會出現吃藥而生病的情況,在這裏不得不對此作個辯說。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的顯現處,唯有一個真誠懇切,這就是良知本體。所以,推致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知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尊敬兄長就是悌,推知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輔佐君主就是忠。這唯一個良知,唯一個真誠懇切。如果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如果輔佐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也就是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因此,能致輔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但並不是說如果不能致輔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須從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延伸出輔佐君主的良知來。若如此,就又脫離了根本,而侷限於細枝末節上了。良知只是一個,隨着良知的顯現和作用,它本身就是完善的,不用再去尋求,也不用向外探求。然而,良知的顯現與作用處,自然有重輕厚薄的區別,不可絲毫的增減。這正是程頤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其中的重輕厚薄雖不容增減分毫,但良知本體只是一個。雖本體只是一個,但其中的重輕厚薄又不容增減分毫。若能增減,能向外探求,也就不是真誠懇切的本體了。之所以良知的妙用無方位、無形體,無窮無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原因正在於此。——(傳習錄•答聶文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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