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極感興趣而高深莫測的人

Posted 2022-12-31 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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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極感興趣而高深莫測的人

導讀：接觸過毛澤東的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被他的豐富學識、偉岸人格和驚人的洞察力、思辨力所折服。編者梳理埃德加·斯諾、斯特朗、基辛格、謝偉思、蒙哥馬利、施密特等6位外國人的回憶資料，從歷史資料中向讀者展現毛澤東這位世紀偉人在外國人當中的生動形象。

斯諾為毛澤東拍攝的著名照片

埃德加·斯諾：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

美國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國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特約通訊員。1930年後到中國東三盛內蒙古和西南各剩1933年至 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新聞系教授，並學習漢語。

1936年6月，他從北平出發，經西安赴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記的西方記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見周恩來。經周恩來安排，於11日抵保安會見毛澤東。

斯諾記錄了毛澤東給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高，顴骨突出”。他覺得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在“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 ——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斯諾形容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

在保安的採訪活動中，斯諾知道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鉅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16日夜，斯諾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等問題同毛澤東進行長談。後來許多夜晚，毛澤東回答了關於他個人生活經歷和中國紅軍的歷史。10月中旬，斯諾離開保安經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發行。1938年2月中譯本改名《西行漫記》，在上海用復社名義出版。此後，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諾多次來華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1970年12月18日，斯諾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日內瓦逝世，彌留之際說“我熱愛中國”。

斯特朗：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在雨後初晴的延安楊家嶺，毛澤東接受了美國記者斯特朗的採訪。陪同斯特朗前去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和擔任臨時翻譯的美國醫生馬海德。為了表示禮貌，毛澤東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毛澤東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然後同她就國際國內形勢作了重要講話，其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通過列舉俄國沙皇、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說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斯特朗問到如何看待美國使用原子彈時，毛澤東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最後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一經提出，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從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使他們極大地增強了同帝國主義支援的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勇氣和信心。這篇談話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

１９６０年，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一文中，回憶起這次談話說：“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毛澤東和基辛格親切交談

基辛格的毛澤東印象：高深莫測的主席

亨利·基辛格是美國著名學者和外交家，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充當過極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兩國最高階會談的先行官。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熱情的會見，進行過長時間的真誠而無拘束的談話，毛澤東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高深莫測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通過各種有效的途徑，謀求訪華，以實現中美兩國國家關係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國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國政府對此迅速作出反應，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宣告。讀過毛澤東的宣告後，尼克松愁眉不展，滿腹心事，以為剛見縫隙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又將重重封閉，自己為此所作的努力，將要付之流水。他心煩意亂，立即讓基辛格研究毛澤東的宣告，基辛格畢竟是國際問題專家，自有獨到的理性思辯，他很快便送來自己的見解和分析：

實質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宣告。……它沒有提出什麼威脅，沒有承擔什麼義務，對你沒有進行人身攻擊，在有爭議的雙邊問題上避免表態。從策略上看，毛的宣告是要達到這麼幾個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動大肆宣傳。

——以毛的個人威信加強中國人對西哈努克的支援。

基辛格的分析可為一家之言，也有不無道理之處。然而，四個多月後，當毛澤東傳遞另一重要資訊時，他卻和尼克松一樣，也是姑妄聽之，如風過耳。1971年10月1日，中國舉行例行的國慶活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他的夫人，斯諾夫婦分別站在毛澤東身旁，共同觀看廣場上人潮湧動的遊行隊伍，新聞記者立即拍下了毛澤東和斯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這張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資訊卻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維的愚鈍，後來，他在回憶錄裡感嘆道：

他們傳過來的資訊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瞭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沒有哪一個美國人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麼。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為象徵，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

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澤東或許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將斯諾請到中南海，兩人長談5個小時，毛澤東讓斯諾公開傳遞這樣的資訊：“我歡迎尼克松上臺”。歡迎尼克松來中國，“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至此，基辛格才體會到毛澤東為中美關係進展，可謂是煞費苦心，寓意深刻。於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極為祕密的方式，悄然訪華。這次，毛澤東沒有接見他，周恩來等和他進行會談，談的很成功，雙方約定同時發表公告，基本確立尼克松的訪華日程。學者的隱居處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訪問中國。當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這是基辛格第一次與毛澤東會晤，那天11時27分，尼克松的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等前來迎接，並把他們接至釣魚臺國賓館。用過豐盛的午宴後，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來陪同，乘坐紅旗牌轎車，來到毛澤東的中南海書房。基辛格回憶說：

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走過過道，我們來到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因為傢俱太貴，更換不起而著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補兩張沙發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几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茶杯的地方。沙發的後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上站起來；在我最後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毛澤東站起身來，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熱烈歡迎。他目光敏銳，面帶嘲諷，毫無避忌地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毛澤東因支氣管炎和肺氣腫，經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時，久久地注視著，還用下額點了點頭說：“哦，你就是那個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興地說：“我很高興見到主席。”毛澤東還調侃著說要和基辛格談論哲學問題。基辛格似乎已經領略到毛澤東的風采，感覺到他和戴高樂一樣，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個性的魅力型的領袖人物。

當基辛格說到尼克松訪華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時，毛澤東說：“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對你。我國國內也有反動集團，反對我們與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觸。結果呢，他們跳上飛機逃往國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國的情報比較正確。其次是日本。蘇聯呢？他們最後總算跑去挖出屍體了（指林彪等人墜機案）。”毛澤東還告訴尼克松和基辛格，“咱們的共同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贊成這個。”“其實，我們跟他的友誼比你們跟他的友誼歷史還長。”在談到中美最高階會談時，毛澤東鄭重地說：“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著呢？一定要談成？”“一次沒有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又談成了，你怎麼辦啊？”

雖然中美之間已經開始最高階會談，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對於中方的態度和立場，還是不甚了了，心中無底。然而，聽罷毛澤東的一番談話後，心中的疑慮隨之消釋，他們相信，儘管中美友好關係的程序是艱難曲折的，可是，前景卻是可以開雲見日的。基辛格把與毛澤東的會談比喻為“瓦格納歌劇的序曲”，他說：“後來，我慢慢體會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好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著，除了比例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最後的那個意思只有在長時間思考以後才能從總體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談到中美20多年沒有民間往來和貿易時，毛澤東說是由於“官僚主義”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後來我看到還是你們的做法對，我們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認為，毛澤東“不僅是回顧歷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還意味著在首腦會談中雙方的貿易和交流問題將取得進展”。

基辛格第一次祕密訪華時，看到到處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等標語口號，他對此很不愉快，曾經向中方有關部門表示過不滿。他怎麼也想不到，這次，毛澤東竟然提起此事，並且笑著說：“我認為，一般地說來，像我這樣的人放了許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毛澤東還說：“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認為，毛澤東說自己“放空炮”，實際上是在暗示，不要認真看待中國到處牆上寫著的喊了幾十年的口號，“中國領導人在和我們打交道時已經超越了意識形態。他們實際上是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這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與謝偉思（右4）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謝偉思：與毛澤東很自然地交談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謝偉思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派駐延安期間，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重要談話，談話的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到國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戰後中國的發展等重大問題。這些理應對中美兩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講話，謝偉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國政府作了報告，並提出了與中共開展全面合作的建議，但並未得到美國最高決策層的重視。謝偉思本人反倒因為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良好關係，遭到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嫉恨，被排擠出中國。在其後的２０多年間，謝偉思一直受到美國反華勢力的攻訐與陷害，經歷十分坎坷，但他始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真摯的感情，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致力於中美兩國的友好交往。

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謝偉思與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共九人飛赴延安。謝偉思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７月２６日晚八路軍總部為觀察組舉辦的宴會上。毛澤東出席了晚宴，謝偉思就坐在他身邊。席間，兩人很自然地交談起來。毛澤東對謝偉思參加觀察組表示高興，說他從周恩來和董必武那裡知道謝偉思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朋友。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謝偉思回答說，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毛澤東解釋說，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抗戰一結束，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那將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時刻。謝偉思不失時機地表示，他有許多問題想與毛澤東探討。毛澤東聽了之後笑了起來，答應以後會有充分的機會交換意見。觀察組第二批人員抵延安後，《解放日報》於８月１５日正式公佈了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的訊息，並發表《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改定的，標題上的“戰友們”幾個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７月２７日，謝偉思拜訪了周恩來，兩人進行了約三小時的談話。當謝偉思詢問在中國設立盟軍最高統帥的可能性時，周恩來的答覆是，時機尚未到來。談到美軍觀察組擴大活動範圍時，周恩來表示，為走向積極合作而實行的擴大，自然會受到共產黨人的歡迎，但必定會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反對。現在門開了一條縫，只要遵循漸進的、謹慎的方針走下去，向著有限的合作前進還是有可能的。從８月３日起，謝偉思與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等聽取中共軍隊領導人介紹敵後戰場的情況。葉劍英參謀長從總體上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彭德懷分三次講述了華北戰場的情況。林彪、陳毅、聶榮臻、賀龍等也分別介紹了八路軍一一五師、新四軍和晉察冀、晉綏根據地的歷史和概況，介紹了八路軍在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謝偉思是觀察組中最忙碌的人。身體頎長的他，總是穿一身沒有軍銜的美國陸軍軍服，活躍在各種場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謝偉思在延安的一個意外收穫是，他結識了眾多的四川籍“同鄉”，每當謝偉思與朱德、吳玉章、陳毅、聶榮臻聚在一起時，大家就用四川話擺起“龍門陣”，鄉情濃濃，分外親切。性情豪爽的陳毅少年時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會念過書，每次見面，總是風趣地稱謝偉思為“我老師的兒子”。８月２３日，在謝偉思對延安的情況有了初步認識後，毛澤東邀他正式談話。談話的地點是在棗園毛澤東住的窯洞裡。毛澤東知道謝偉思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什麼，話題圍繞如何避免國共之間的內戰展開，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說到國共關係、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而且還談到了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

對於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毛澤東說，我們以前不會提出美國承認中共的問題，時機還不成熟。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會有內戰的威脅。但是如果國民黨不實行改造，那時就必須提出美國對共產黨的政策這個問題……美國把武器給予一切抗日部隊，包括共產黨的軍隊在內，這樣做不是干涉；美國只把武器給予國民黨，其後果將會是干涉，因為它將使國民黨能夠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願。

當談到雙方的合作時，毛澤東指出：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美國無須害怕我們不願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援助。我們不能冒險與你們迎頭相撞――不能冒險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在繚繞的煙霧裡，兩個人的興致越來越高，不知不覺間談了６個小時。

謝偉思明白談話的重要性，他詳細記錄了談話的內容，並於８月２７日發出有關這次談話的報告，華盛頓在兩個月後收到報告。正如戴維斯所說：“這次談話……較諸羅斯福以及華萊士和蔣介石的所有談話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但是，“毛澤東為了和美國達成一項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議，被美國政府忽視了。且不說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連華盛頓也極少注意到毛的主動的表示。於是，中美關係中富有歷史意義的瞬間就這樣未受注意而被忽略過去了”。直到１９６９年中美兩國為關係正常化開始祕密接觸的時候，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的報告才首次被公開發表。

蒙哥馬利：在這個國家裡，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

20世紀60年代初，蒙哥馬利曾以私人名義兩次訪問中國，先後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蒙哥馬利通過在中國的親歷親聞，真正瞭解到中國的內外政策和社會現實生活。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在未來的世界舞臺上必將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蒙哥馬利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談，以及在談話中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準確分析、判斷，給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一語雙關：你在同一個侵略者握手

蒙哥馬利，1887年11月17日出生於倫敦，受封子爵，英國陸軍元帥，以幹練和堅強著稱。1944 年6月6日指揮盟軍進攻諾曼底並取得登陸作戰的勝利。1951年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年蒙哥馬利退出現役，但他對國際局勢十分關注。

1959年6月，蒙哥馬利訪問蘇聯。他在同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中意識到，未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可能在於中國。於是，蒙哥馬利在訪蘇回國後即產生了訪問中國的念頭。蒙哥馬利向中國政府提出友好訪問的請求後，毛澤東表示“非常歡迎他在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蒙哥馬利來華前，認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夠找到的有關中國和毛澤東的資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馬利在中國第一次見到了他最想見的毛澤東。兩人一見面，毛澤東就微笑著伸出手同他相握，並說：“你知道你在同一個侵略者握手嗎？”毛澤東幽默的開場白令蒙哥馬利驚詫。他也十分清楚毛澤東此話中的含義。因為聯合國曾通過一個譴責中國“侵略”朝鮮的決議，而蒙哥馬利在兩年前所寫的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觀點。

軍人出身的蒙哥馬利坐定之後，馬上就向毛澤東提問說：新中國成立後，你碰到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你的主要擔憂又是什麼？毛澤東坦誠地告訴他：共產黨缺乏處理當時所面臨問題的經驗。多年的戰亂把中國搞得千瘡百孔，必須要解決工業和農業問題，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因此犯了許多錯誤。蒙哥馬利又問：“請給我講一講對今天世界形勢的看法？”毛澤東停頓片刻，從容地說：“國際形勢很好，沒有什麼壞的，無非是全世界反蘇反華。這是美國製造的，不壞。他們如果不反對我們，我們就同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一樣了，所以照理應該反。他們這樣做，是有間歇性的。去年一年反華，今年反蘇。”聽到這裡，蒙哥馬利不解地說：“這是很壞的。那是美國做的，不是英國。”毛澤東說：“主要是美國，它也策動在各國的走狗這樣做。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要有兩個方面的準備。一個是繼續冷戰，另一個是把冷戰轉為和平共處。你做轉化工作，我們歡迎。”蒙哥馬利點點頭說：“是的，我們必須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我認為不能再在這種緊張局勢中生活下去了。我們的孩子們是在冷戰中長大的，這對孩子們是壞的。所以我們必須把這種情況轉為和平共處。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長大以後，認為世界必須一直存在緊張。”

毛澤東問蒙哥馬利：“你是英國人，你到法國跑過，你去過兩次蘇聯，現在又來到了中國。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蒙哥馬利立刻回答說：“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於美國的領導，英、法會害怕這樣做。”毛澤東吸了一口煙後，說道：“慢慢來。我們希望你們的國家強大一些，希望法國強大一些，希望你們的發言權大一些，那樣事情就好辦了，讓美國、西德、日本有所約束。威脅你們和法國的是美國和西德，還有在遠東的日本。威脅我們的也是這三個國家。我們不感到英國對中國是個威脅，也不認為法國對我們是個威脅。對我們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

蒙哥馬利問：“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來談的關於美國應該遵守的那三條原則：第一，美國應該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美國應該從臺灣撤走；第三，臺灣問題應該由中國和蔣介石談判。”毛澤東回答說：“我知道，我也同意。我們不要美國用戰爭解決問題。同蔣介石就不同了，如果他不用武力，我們也不用武力。美國宣告願意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問題，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脅。它這個話是否可靠還是個假定，還要等著看。可是蔣介石沒有發表這樣的宣告，他反對同中國共產黨談判，而我們早就表示願意同蔣介石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突然，蒙哥馬利將話鋒一轉說：“我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想問一下主席，中國大概需要50年，一切事情就辦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會有大大的改善，教育問題和建房問題都解決了，到那時候，你看中國的前途將會怎樣？”毛澤東十分肯定地說：“你的看法是，那時候我們會侵略，是不是？你怕我們會侵略。”蒙哥馬利馬上解釋說：“不，至少我希望你們不會。我覺得，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以後，它應該很小心，不進行侵略。看看美國就知道了。”毛澤東說：“很對，也可以看一看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是英帝國。180年前的美國呢，只是英國的殖民地。”蒙哥馬利略帶疑問地說：“50年以後中國的命運怎麼樣？那時中國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毛澤東語氣堅定地說：“那不一定。50年以後，中國的命運還是960萬平方公里。中國沒有上帝，有個玉皇大帝。50年以後，玉皇大帝管的範圍還是960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實際上，我們是被侵略者，美國還佔著我們的臺灣。可是聯合國卻給我一個封號，叫我是‘侵略者’。你在同一個‘侵略者’說話，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對面坐著一個‘侵略者’，你怕不怕。”

此時，蒙哥馬利歉意地說：“革命前，你們曾遭受過我們的侵略。我們曾經是最壞的洋鬼子。”毛澤東回答說：“過去有過，現在那種仇恨沒有了，只留了一點尾巴。你們的政府只要改善一點態度，我們就可以同你們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互派大使。你們同臺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國。現在，只剩下個別問題。在臺灣你們還有領事，你們的政府比較親臺灣而對中國疏遠。有很多蔣介石的人從臺灣到倫敦，受到你們外交部的接待。此外，在西藏問題上，你們也同美國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亂分子到倫敦，受到你們外交部負責人的接見。”蒙哥馬利馬上回答說：“這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你提到的關於英、法、蘇、中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我同麥克米倫和戴高樂很熟。戴高樂要我下個月到巴黎去同他會見，我將把這一點告訴他。戴高樂是一個很好的人。”毛澤東接過話題說：“我們對戴高樂有兩方面的感覺：第一，他還不錯；第二，他有缺點。說他還不錯是因為他有勇氣同美國鬧獨立。他不完全聽美國的指揮，他不準美國在法國建立空軍基地，他的陸軍也由他指揮而不是由美國指揮。法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原來由美國指揮，現在他也把指揮權收回了。這幾點我們都很欣賞。另一方面他的缺點也很大。他把法國的一半軍隊放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戰爭，使他的手腳被捆住了。”

由於會談氣氛比較輕鬆，於是，蒙哥馬利就直截了當地向毛澤東提出了一些十分敏感的問題。蒙哥馬利提出：“在一定的年限內，中國將成為擁有超過10億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強國，那時將會發生什麼情況？新中國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麼？”毛澤東沉思一陣後回答說：“哦，你顯然以為那時中國將向外國發動侵略吧？”蒙哥馬利會意地說：“我並不願這樣設想。但歷史的教訓是，當一個國家強大後，便要攫取國外領土，這樣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國家。”毛澤東十分肯定地說：“下一代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很難預料，但在我活著的時候，中國絕不會越出邊界侵略別人，也不企圖將共產主義思想強加於別的國家。中國深受外國的侵略和剝削，我們只要外國不要干涉中國的事情……”在這次談話結束前，蒙哥馬利很友善地對毛澤東說：很可惜，對西方人來說，中國是一個閉門的社會，這種社會，使西方人不能很好地瞭解中國，造成了許多曲解。並認為“閉門的社會”對中國對世界都不利。

1960年6月12日，蒙哥馬利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我同毛的會談》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稱讚了中國人民的幹勁，要和平、不侵略，50年內大有可為。並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中國軍隊給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質的人員供應”，民兵組織遍及全國，因此，入侵中國，一定“要大倒其黴”。

蒙哥馬利認為：在中國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

1961年夏天，蒙哥馬利再次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訪問中國的申請。 9月6日，蒙哥馬利飛抵北京。

9月7日，陳毅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為蒙哥馬利再次訪華舉行歡迎宴會。蒙哥馬利在這次宴會的講話中，特別提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三大基本原則”：第一，大家都承認只有一箇中國；第二，大家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第三，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他還強調說：“我說的中國是指政府設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從來沒有資格代表中國的臺灣那一套機構。”第二天，新華社就刊登了蒙哥馬利的這段講話。同一天，《人民日報》也全文刊載了這篇講話。

9月8日下午，周恩來對熊向暉說，蒙哥馬利的講話很好，他很有政治頭腦，提出的“三大基本原則”抓住了國際局勢的關鍵。同時，周恩來還要求熊向暉以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名義參加陪同，結合實地參觀訪問，並對蒙哥馬利做些工作，幫助他從本質上認識中國的內外政策，進一步瞭解英國上層人物對國際局勢的觀點和對中國的看法。從9月9日開始，蒙哥馬利對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進行了參觀訪問。在此之前，這些中國內陸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開放過。

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曾來到街上的小吃攤上，指著用棍子串起來的油餅問攤主：“這東西多少錢一個？”攤主通過翻譯告訴他：“5分錢一個。”他拿起油餅仔細端詳了好一陣子又問道：“這有多重？”攤主稱了後，告訴他有3兩多。過了一會，蒙哥馬利說：“這價錢不貴。”從市場回來的路上，蒙哥馬利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浴池裡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幾個少年，他們見到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走進浴室，並同自己打起招呼來，便有些害羞地躲開了。而蒙哥馬利卻沿著浴池走了一圈，仔細審視著浴室內每一個人的裸體。當他走出浴室後，即對陪同人員說：“來以前，有人說中國正在鬧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中國每個城市都餓殍遍地。說中國鬧大饑荒是沒有理由的。這裡人的肌肉很好，絲毫看不出饑荒的跡象。”

蒙哥馬利在訪問過程中，特別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所有被接受訪問的人，一開口總會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頭禪———“毛主席說……”有一次，蒙哥馬利在鄭州賓館裡，忽然向服務員提出一個看似莫名其妙的問題，他說：“在當今中國的領導人當中，你最擁護誰？最聽誰的指揮？”幾名服務員不約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馬利又問：“除了毛主席之外，你們還聽誰的？”這幾名服務員說：“劉少奇、周恩來。”蒙哥馬利在天津楊村參觀某步兵師的新兵打靶時，向戰士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同樣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馬利認為：在這個國家裡，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

9月20日傍晚，蒙哥馬利乘訪問專機從武漢回到北京。9月21日凌晨2時許，熊向暉向周恩來彙報了蒙哥馬利到各地參觀、訪問的情況。最後，周恩來問：“你看，他腦子裡對我們還有什麼疑問？他還可能提什麼戰略性的問題？”熊向暉回答說：“他對毛主席十分欽佩，但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他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我是從一些跡象揣測出來的。”周恩來問：“有哪些跡象？”熊向暉回答說：“蒙哥馬利很願同群眾談話，問這問那。在包頭和太原，他總是在不同場合分別向工人、農民、學生或服務員提問：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他好像是在做‘抽樣調查’。而且說過，中國古代的帝王很聰明，在位的時候就確定了繼承人，雖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數是成功的，這就可以保持穩定。他還說，以前英國常為爭奪王位而打仗，後來，有了王位繼承法也就平靜了。也許是從中國學來的。現在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像中國古代帝王那樣聰明，沒有遠見，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確定自己的繼承人，這是不幸的。在鄭州，他還對我說：斯大林是一位有權威的政治領袖，但缺少遠見，生前沒有明確指定自己的繼承人，死後出現了“三駕馬車”的混亂局勢。貝利亞被殺掉，結果讓只會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魯曉夫取得權力，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熊向暉說完，周恩來又問，你說了些什麼？熊向暉回答說：我什麼也沒說，也不好說，只是聽，然後把話題岔開。周恩來沉思了一會，便讓熊向暉回家休息了。

1975 年10月30日，毛澤東會見施密特總理。

施密特：在驅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方面，毛澤東確功不可沒

值毛澤東去世30週年之際，記者赴漢堡訪問了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他是唯一與毛澤東見過面的德國總理。這位老人今年9月底將推出專著《鄰國—中國》，其中關於中國崛起的觀點明顯有別於西方主流觀點。

德國之聲：您於1975年訪問中國，並曾與毛澤東長談。請問，他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施密特：毛澤東見我時的第一句話就是，您是康德學派的人，而我則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談了3個小時。當時他周圍有3位女性，她們都是英語翻譯。毛澤東講中文，翻譯把他的話譯成英語，有時她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就彼此商量，有時她們會把他的話寫在紙條上，問您說的是這個意思嗎？毛澤東點頭或親自修改紙條上的文字。

德國之聲：毛澤東去世已3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以今天的眼光，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何看待他對中國及西方甚至世界的影響？

施密特：在驅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方面，他的確功不可沒。說到他當年的對外關係，有一點值得稱讚，那就是他沒有發動戰爭。毛澤東曾認為，蘇聯和中國之間會爆發戰爭。但他沒有挑起這場戰爭，戰爭也沒爆發。在朝鮮戰爭期間，他的態度一直比較審慎，直到美軍北上直逼中國邊境，他才決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場令人驚訝的非常剋制和溫和，包括對臺灣。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對世界起到哪些作用？

施密特：30年前，全世界沒人會料到中國經濟會這樣快速發展，15年前也沒人會想到中國有望成為第三大國民經濟體。目前，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居世界第三，排在美日後面。但幾年後，中國將超過我們。最晚在15年也許20年後，中國將超過日本。中國的發展的確是個奇蹟，這樣的現象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先例。

這是件非同尋常的事，對外部世界而言，其意義現在還難以估量。最近幾年，中國對石油和原材料等的需求把世界市場價格推到高峰。同時，中國的出口對美歐某些工業領域意味著一個新競爭者的登場。於是有些人對中國表示不滿，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中國的發展令西方感到不安。但從道德上來講，這種不安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