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伊藤博文的联系 辜鸿铭骂学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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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伊藤博文的联系 辜鸿铭骂学生是怎么回事
辜鸿铭骂学生指的是辜鸿铭在五四运动期间在报纸上对学生进行激烈的批评。在五四运动中，一些学生冲击了巴黎和会中国使团人员的家，然后对他们的家进行打砸，并放火烧毁。辜鸿铭因此在报纸上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
辜鸿铭在报纸上指出，学生的这种行为就是流氓行径，是混蛋。辜鸿铭在报纸上说，作为学生，应该知书达理，而不是像武夫一样去做一些冲动的事情。即便是有什么诉求，也要采取合理的方法。
辜鸿铭骂学生骂得很难听，因此有学生找上了辜鸿铭的家门，对于找上家门的学生，辜鸿铭并不害怕，他对这些学生说，当年，他都敢辱骂袁世凯，他连袁世凯都不怕，怎么可能会怕几个学生。这些学生面对这个顽固的老年人，也没有什么办法。
在五四运动中，这些学生之所以采取这个暴力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使团人员在巴黎和会上态度软弱，将中国的青岛给了日本。对此，这些学生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的耻辱，因此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可以说，这种行为是有情可原的。
而辜鸿铭骂学生是因为辜鸿铭是一个守旧的人，他大半辈子都是生活在封建时代，对于礼是非常尊崇的。因此，面对这些学生的过激行为，他是非常反对的。他在报纸上敢于辱骂学生，是因为他天性胆子大，在封建时代就敢谈论朝廷大员，并且用词非常刻薄。
辜鸿铭伊藤博文的联系
辜鸿铭是中国晚清时期的官场学究，最早是张之洞的幕僚。后来辜鸿铭进入了朝廷，入职军机处，成为朝廷高官。伊藤博文是日本的首相，在其任内，发动了对清朝的甲午战争，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国。
辜鸿铭伊藤博文之间有过一次辩论。当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伊藤博文从首相的位子上卸任了。伊藤博文从首相位子上退下来后，来中国游历。他很欣赏张之洞，就去湖北拜访张之洞。张之洞接待了伊藤博文，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也与伊藤博文见了面。
当时辜鸿铭刚刚出版了《论语》，就将一本英文版的《论语》赠送给了伊藤博文，然而伊藤博文并不买账，他讽刺辜鸿铭，说孔孟之学在两千年前是可以的，但是到了现在已经过时了。
辜鸿铭对于伊藤博文的讽刺，巧妙地作出了反击，他说孔孟之学类似于算术中的“三三得九”之术，在以前是“三三得九”，到了现在还是“三三得九”。因此，孔孟之术到现在还是合适的。伊藤博文被反驳得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辜鸿铭伊藤博文之间的辩论是中日两国不同治国方略的辩论，当时的中国依然奉行儒学治国，而日本已经是按照西方的现代理念来治理国家。辜鸿铭虽然在辩论中赢了对方，但是国家在治理方面并未能赢得了对方。因此，辜鸿铭还是输了。在那个时代下，儒学已经过时了，无法挽救封建国家。
辜鸿铭盛宣怀的联系
辜鸿铭盛宣怀都是晚清时期的名人，在当时很有名气。他们两个人都熟悉西方的学术，并且将西方的学术引入到中国，使得中国这个封建国家接触到了西方的事物。并且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朝廷的机构中担任官职。
辜鸿铭是在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总督府中担任幕僚，帮助张之洞整理南洋事物。张之洞在整备新军、兴办实业方面，这些都有辜鸿铭的影子。辜鸿铭学贯中西，并且在西方待过，因此对西方很了解，他将西方的一些治国理念带到了中国。
盛宣怀是一个官商，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下担任幕僚。盛宣怀一边经商，一边做官，他管理过轮船招商局、邮传部，为李鸿章做了很多事情。李鸿章在兴办实业方面，盛宣怀出了很大的力量。盛宣怀在清朝末年年时担任邮传部尚书。
辜鸿铭盛宣怀有过交集，当时盛宣怀为张之洞推荐了一位兵工方面的专家，但是辜鸿铭与这个兵工专家谈论后，发现这个兵工专家只是一个商人，于是他将这个人打发走了。他又从德国请来一位技术专家。他向张之洞说，盛宣怀这个人只注重经商，不懂别的。
当时的盛宣怀在社会上有着很好的名声，但是辜鸿铭对他并没有好的评价。他认为盛宣怀虽然懂得洋务，但是只是略知皮毛，算不上精通。而且他认为盛宣怀最终还是个商人，最看重的是“钱”，在品德方面却很缺乏。
辜鸿铭轶事有哪些
辜鸿铭先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也是个绝对的高语境人物，他经常用一些话巧妙地回答一些刁钻的问题。所以，辜鸿铭先生有很多寓意深刻，也让人捧腹的轶事。
辜鸿铭先生早年一直在外国学习，但是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每到节日的时候，他都会买来酒、菜、香等来祭奠叩拜祖先，这使得他遭到外国人的嘲笑和鄙夷。有一次就有一个外国人问他，他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吃他桌上的东西，他自如地答道，等到祖先闻到孝敬的花香的时候。
辜鸿铭先生引导学生的手段也是比较独特的。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有人问他，“老师，你去过那么多的国家，你说说看哪个国家的人最懂得生活啊。”他回答说，“自然是中国人最懂得生活”，于是又有人问他，“既然中国人是最会生活的人，为什么还要学英语呢？”他回答说，“因为要学好英语去教育西方那些不懂得生活的人啊”。辜鸿铭先生他赞同男人同时拥有多个妻子，于是他在说服别人以及向外国人讲解中国的一夫多妻时，他都是以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东西来比喻的。例如，他用一套茶具中，是一个茶壶配有多个茶杯，来进行比喻。
辜鸿铭先生还有一种奇怪的癖好，就是喜欢好几天没洗的脚的味道。例如，他经常会捧着自己妻子的小脚去闻。而且有一次他去他的一个学生家，闻到一个小丫环几天没洗脚的味道，于是就连着几天都去这个学生家，学生以为他喜欢这个丫头，于是便将她洗干净送给他，他一开始高兴地接受了，后来又不要了。原来是因为那个丫头被洗干净之后就没有他喜欢的味道了。辜鸿铭有很多的轶事，上面只一部分而已。
亦敌亦友的东亚双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历史交锋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
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第一次交锋：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第二次较量： 1895年3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地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
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但私下里，两人又是另一种关系。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第三次见面：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 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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