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几个孩子？是谁造谣马克思婚外生子

Posted 2023-03-06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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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几个孩子？是谁造谣马克思婚外生子

英国广播公司在1999年利用互联网对千年伟人进行评选，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这个结果曾引起人们广泛的议论，千年伟人为什么会是马克思？千年伟人马克思做出哪些贡献？而爱因斯坦竟然位居第二，这是值得世人思考的。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因为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对法律哲学方面颇有研究。马克思上学期间，他多次向报社投投稿并且大力宣传积极文化。后来马克思认识了恩格斯，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马克思又发表了一些理论，这些著作对后来人们的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正是这部文献使得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反抗，并且无产阶级在最后成功的打败了一直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资本论》这部文献被流传到全世界。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而且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提出的前无古人的全新理论。作为千年伟人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方面有很高成就，在经济方面也是杰出的，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说是当今两大经济学说之一。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巨人，他发表的一些文献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千年伟人马克思值得人们的尊敬与缅怀。

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一度被传出他曾婚外生子，中国关于马克思婚外生子事件作出报道是在1993年8月16日，由陈婕的一篇文章中表现出来。这一事件的发生影响了许多人，记者们去翻阅大量书籍，想找出事情的真相。史料中记载马克思一共有三个女儿，而有人则在其他资料中看到一个疑似马克思私生子的人，但是由于那个“私生子”跟马克思不是一个姓，所以他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这一说法不成立。一封来自路易斯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的私生子是他和一个女仆在1851年6月23日生下的，但是孩子出生后马克思并没有抚养，而是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好友恩格斯领养，直到1929年恩格斯去世前几天他才告诉“私生子”是自己领养的。对此很多人认为恩格斯死前只是说“私生子”是领养的，并没有说“私生子”是马克思的儿子，所以马克思婚外生子的说法并不准确。

经过史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寻找马克思婚外生子的线索中找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印了一张马克思“私生子”的插图，但是由画像来看“私生子”和马克思长得并不像，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有和马克思一样宽大的额头，但是私生子却没有这个象征性的标志。因此大部分人都相信马克思婚外生子是一个谣言，而且史学家们也发现路易斯那封信的破绽，路易斯为什么要恶意构造这样的一个谣言，而且直到他死后也没有澄清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马克思婚外生子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揭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这位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结果触怒咸丰皇帝，“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

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即歙县会馆，今宣武门外。王为安徽歙县人)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省部级”官僚，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

王茂荫的家训，也是他的遗言，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现摘录几段：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

“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则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偷盗泉水，热不息恶阴木。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务紧记为要。”

1938年版中译本《资本论》影印本

这些言语，虽为士大夫老生常谈，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会，“坐一乘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看王茂荫如何说的：“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人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最后还补上一句：“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氛围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实在是罕见。不过，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