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因剽竊引發的謀殺案

Posted 2022-12-31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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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因剽竊引發的謀殺案

唐朝有一宗因剽竊引發的謀殺案，殺人者是以人品低劣、趨炎附勢著稱的宋之問。他的外甥劉希夷極有才華，寫過一首《代悲白頭翁》，詩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宋之問很是喜歡，要求外甥將詩讓給自己。劉希夷起初礙於面子答應，後又反悔，宋之問竟令家奴用土袋將他活活壓死，並將詩作據為己有。《全唐詩》收入了劉希夷的原版和宋之問的剽竊版，算是將宋之問釘在了恥辱柱上。中國古代並無著作權一說，尤其是早期的重要經書壓根就無署名。諸子百家的著作倒是多以人名為書名，但它們大多是弟子們集體創作，假托於諸子，這麼一說反倒是弟子們的著作權被漠視。因為沒署名，秦始皇讀韓非的《五蠹》，漢武帝讀司馬相如的《子虛賦》，都不知作者是誰，甚至還鬧出了以為作者是前人，感慨我生也晚的笑話。著作權法更是欠奉，各種剽竊案例數不勝數。「剽客」們雖不及宋之問極端，但德行也不怎麼樣。「剽竊」一詞誕生於唐代，柳宗元指《文子》一書「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但剽竊行為可是早已有之，除《文子》外，《禮》中有「毋剿說，毋雷同」之語，「剿說」即剽竊意，可見東周人寫文章就已有抄襲現象。《孟子》中則有「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義襲」也是剽竊意。東漢後期的大名士蔡邕曾上疏稱「今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可見剽竊之舉已「登堂入室」。這其實是歷史必然，因為兩漢時想做官，先得會「做文」。許多沒能力寫好文章的人便打起了歪主意。不過因為蔡邕並未指名道姓，於是史上第一位有據可查的「剽客」誕生就延後至西晉——郭象在「竹林七賢」之一向秀死後，將其未完成的《莊子註》據為己有，顧炎武就據此認為郭象是「剽界」第一人。郭象並非無才之人，其見解和文字並不亞於向秀，卻有如此舉動，足證其道德低下。唐代剽風更盛，因為讀書人若要入仕，往往要找有名望之人引薦，敲門磚便是詩文，此即「行卷」。許多人拿不出文章，便只能剽竊。有時，李鬼還會遇上李逵，比如李播在蘄州做官時，有舉子李生投來行卷。李播看著眼熟，原來是自己舊作。李生被揭穿後，雖然慚愧，卻表示希望李播將詩作「借」給他。李播說自己年老，留詩無用，可以相借。李生告退時，李播又問他去向，對方說要去江陵見表丈盧尚書。李播大笑，說盧尚書明明是自己的表丈，你怎麼又冒認。李生羞愧表示，既然借了詩，就連表丈一起借了。宋代剽竊前人詩句現象也頗嚴重，此風亦蔓延至朝堂之上和科場之中，與宋太祖趙匡胤同為後周舊臣的陶谷，在宋朝建立後入翰林院負責起草文書，可趙匡胤選擇的宰相並非出身本應是「宰輔人才培育基地」的翰林院，名望也在陶谷之下。陶谷心中不平，動員心腹舉薦自己。趙匡胤卻大笑說「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依樣畫葫蘆」一詞便從此而來。明清兩代「剽風」亦盛。比如張之象編定《唐詩類苑》，書稿流落，卓明卿得到後據為己有，將此書的初唐和盛唐部分先行刊刻。此外，王良樞的《藻林》也被卓明卿整本剽竊，書名改為《卓氏藻林》。清代學者錢大昕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剽竊並不只是拿別人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時也會倒過來，比如康熙年間的徐乾學就曾把家傳文章署上別人的名字，進行「逆剽竊」。他有一個大名鼎鼎的門生，即明珠之子納蘭性德。明珠權傾一時，徐乾學為巴結他，不僅盡心教導納蘭，還拿出自家所藏的宋元經解，署上納蘭之名拿去刊刻。以上所說都是個人行為，為害更大的應屬出版業的盜版。隨著印刷技術的提高，書籍從手抄逐漸變為普及性的印刷出版。雕版印刷術出現的唐代，剽竊風漸盛，雕版印刷術大規模使用，活字印刷也隨之誕生的宋代，剽竊之風更烈，可見二者聯繫。有盜版就有維權，大儒朱熹的家族就是一例。朱熹名氣大，寫什麼都是暢銷書，而且他既打字，又是成功商人，與如今的郭敬明相若。他外祖父是徽州富商，以刻書為業，富甲一方。朱熹從小耳濡目染，也將刻書做成生意，而且是舉家上陣的規模化運作。據說他一生出版收入達兩百多萬貫，是名副其實的頂級富豪。他的《論孟精義》一書曾遭非法盜印，他堅決維權，向好友呂祖謙致信求助，希望身為地方官的後者出手相助，禁止翻印銷售。他的後代也守成有方，代代相傳，獨家出版《朱子文集》達八百年之久，直至清代，誰也不敢盜印。朱熹中國現存最早的版權保護文件也出自朱熹家族。朱熹的表侄祝穆曾著有《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共有71卷，既然家裡有條件，他當然自行刊刻。因為卷數多，成本高，為防盜版，他於南宋嘉頤二年（1238年）請求兩浙路轉運司與福建路轉運司頒發榜文：「窮年矻矻，接手自抄錄，寢食為廢，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這個榜文還被祝穆引用於書的自序後，表示一旦發現盜版，有權告發，追人毀版，嚴懲不貸。這個榜文還真起作用，正版銷路極高，曾有「蜀中人士來購，一次竟以千部計」的記載。宋代程舍人也在自己刻印的《東都事略》目錄後刊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等字樣。不過，以上的維權行為都屬於作者或書坊的個體行為，是民間倒追官方的保護，而非官方主動保護。而且，它與身份有很大關係，朱熹若非當世大儒，誰又會買他的帳？宋代向以法律健全細致著稱，但並無版權保護的內容。與之相反，因為宋代崇文，盜版泛濫有助於傳播普及，「文綱甚寬，故官書均未申禁。」清初大文人李漁曾開設芥子園，從事刊刻，且領域很寬，除本人作品外，還涉及通俗讀物、考試用書和工具書等，用今日眼光來看相當於大牌民營出版社。可銷量一大，便難免盜版，尤其是出版業極度發達的蘇州，更成了盜版基地。李漁為此還親自前往蘇州暗訪，得到證據後，修書向蘇松道道台求助。道台調查後封存所有盜版書，並頒布公告，禁止書坊翻刻。可蘇州盜版勢力強大，又利用關係糾纏，拒不賠償，折騰不止。李漁後來寫道：「蠅頭之利幾何，而此輩趨之若鶩。似此東蕩西除，南征北討，何年是寢戈晏甲時？」可見維權之舉簡直如戰爭一般，不但曠日持久，取勝機會也渺茫。李漁但凡暢銷書，盜版都難禁絕。《水滸傳》和《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之所以風行，其實也與盜版的普及效應有關。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中寫道：「《聊齋志異》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風行天下，翻刻本競相問世。」《官場現形記》裡也有關於盜版的片段，有書坊受盜版之苦，找官員求助，希望禁止翻印，官員的回復是只能禁人為非，哪能禁人向善。可見在官方眼中，盜版未必是壞事，至於著作權，大家都沒放在眼裡。直至1910年，清廷才頒布《大清著作權律》。個人剽竊也好，盜版翻印也好，未必名利雙收，有時也會帶來風險，甚至危及性命。有些有錢人為了留名，常以重金購買他人作品或請人創作，然後署自己名字。清初有位莊廷鑨，出身豪富，可惜雙目失明。他有心效仿「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便花重金購得一部明史遺稿，請名家潤色，補寫崇禎朝事，改書名為《明史輯略》，作者當然是他自己。後莊廷鑨病故，其父莊允誠將書刻印刊行。此書因「意識形態」問題遭告發。莊允誠被捕上京，死於獄中，莊廷鑨被掘屍焚骨。凡此書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株連極廣。這樁慘烈的文字獄，可證滿清之暴虐，但莊家若無剽竊求名之舉，也不會招來這大禍。本文來源：澎湃新聞